重庆唐家沱天津路一号，是一栋精巧的小楼，楼上住着国讯书店的两个青年店员，楼下一层住的是茅盾夫妇。
1944年初春的一天下午，茅盾正在修改“突兀文艺社”一个青年作者的小说习作。
她妻子听到“笃笃”的叩门声，放下手中的针线去开门。
“哦，是你呀！”她一边请起家来客进屋，一边欢声向丈夫喊道，“雁冰，你看谁来了！”
“沈先生，你还认得我吗？”来客是一位清秀端丽的中年妇女，热情地向茅盾打招呼。
“啊呀，胡子婴！认识，认识，老朋友了。”他忙起身让座，叫妻子沏茶，拿粮果、糕点，招待客人。
茅盾和妻子在“五卅”运动前一年就认识胡子婴了。那时，她才十六七岁，不认识字，在一个工厂做工。徐梅坤带她来到茅盾家里，她很拘束，但是茅盾从她那双闪闪发亮的大眼睛中，发现了聪慧和机敏。这以后，她就成了茅盾家的常客。茅盾知道她除了参加工人运动，也勤奋地补习文化。大革命失败以后，徐梅坤被捕入狱，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后来，茅盾从日本回国，再与她见面时，胡子婴已以是章乃器的夫人。她谈吐举止雍容大方，对中国的经济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抗战初期，她以章乃器夫人的身份参加救亡运动，和宋庆龄的关系密切。前两年，茅盾听说她和章乃器分手了，自己独立地从事经济活动，并且取得了成功。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乡间小屋来的呢？”茅盾问胡子婴。
“春风嘛。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专程来找您帮忙的。”
“我这个墨水匠，能帮你这个女能人的什么忙哟！”
胡子婴说她住在重庆，和朋友们聚在一起，经常谈论抗战形势和祖国前途。在谈到国家的经济状况时，他们深深感到在官僚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民族工商业只有萎缩，很难生存。要使民族工商业发展，必须先有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洗涤剂上的自由。许多朋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已经写了不少文章，作了不少报告。
“我却有一个想法，就是用文艺武器来进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由于我对民族工商业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我很想写一部小说，表现民族工商业者在重重高压下挣扎的苦难经历。您是写过《子夜》的大作家，可得帮帮我啊！”胡子婴恳挚地向茅盾提出要求，眼里流露出殷切期望的神色。
“噢哟，原来您是想跟我们作家争夺饭碗呀！”茅盾开玩笑说，“不过，我是非常欢迎你来‘夺’这个饭碗的。现在，文艺战线的兵士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我们是老朋友，你这个忙，我帮定了。”
“这可太好了，你肯收我这个徒弟，我先谢谢您！”胡子婴站起身，向茅盾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天不早了，吃过饭你们再慢慢谈好不好？”孔德沚对二人说。
“好，好。子婴，我们这里就一间房，虽说已搭了两张床，还好再搭一张，你就住下来，我们从长计议吧。”
晚饭后，茅盾替她搭好床，又和妻子一起为她铺好被褥，还拿出苹果，削好递给她吃。胡子婴被感动了，她想不到一个闻名中外的大作家对朋友不但没有一点架子，而且这样真诚热情地招待，于是也就毫无拘束地打开了话匣子：“写小说，在我头脑中已酝酿很久了，常常感到一股冲动，使我跃跃欲试。但是，我虽看过不少小说，却从未写过，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写呢？”
茅盾燃着一支香烟，热情地说：“你想借这个题材揭露国民党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和摧残，创作意图很好。你又有这方面的真切感受和第一手素材，这部小说，你一定能写成功！”
“哎呀，你先别给我打保票了，还是教我这个徒弟怎么写吧。”胡子婴急切地说。
“别急，别急，我说给你听。”
茅盾一向反对初学写作者从各种《小说作法》中寻找创作的捷径，然而他现在却不厌其烦地向她讲解“小说作法ABC”，想把创作的基本方法一下子灌输给胡子婴。这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半夜。第二天，茅盾又和她谈了整整一天一晚。
茅盾说，中篇和长篇小说必须在开头把布局搞好，一般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小说中的人物一开始就基本全部上场，在读者眼前出现许多陌生人物和彼此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造成悬念，使读者在一章一章地看下去时，才逐步弄清楚第个人物的面目、性格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你的《子夜》就是这样写的吧？”胡子婴问。
“《子夜》还不是好的例子。”茅盾继续说：“以托尔斯泰的小说为例，他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用这种方法开场的。书中上百名的人物，开篇时使读者眼花缭乱，逐章看下去，渐渐明朗，进入胜景。”
他又把另一种方法告诉胡子婴：一开始只是把一、二个主角介绍给读者，用简单的事件开始，逐步开展，引出一个人数众多、情节复杂的宏大场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巨著就是一例。小说一开始只是写安娜在铁路上的遭遇，由此引伸开来，出现了情节复杂、场面壮丽的故事。
第三天早上，胡子婴怀着充实和高涨的创作激情，返回重庆市区。
茅盾对妻子说：“我不知道她究竟理解了多少，我讲的那些对她有没有用，也不清楚。”
“我看有用！”妻子说，“不管怎样，子婴的创作勇气，是被你鼓动起来了。”
隔了两个多月，胡子婴又一次来到唐家沱，小心翼翼地交给茅盾一厚叠稿子。
茅盾笑着接过来，在手中掂了掂说：“好重，多少万字？”
“五万多。这是我的第一次作业，您要多批评呀！”胡子婴愉快地说，她想，自己终于把小说写了出来，经过茅盾的指教，再作局部的修改就可以了。
茅盾让妻子陪她聊天，自己坐到桌子前阅读稿子。他觉得作者确实费了一番心血，作品主题明确，故事也有头有尾。然而，这小说的最大毛病是人物苍白，缺乏个性，只是一种政治观点的传声筒，这正是写小说的大忌。看来，这小说必须推倒重写。但她受得了吗？
又想：相信她经受得住，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沈先生，您看完了吗？”胡子婴微笑着问，流露出期望得到赞许的眼光。然而，她却听到茅盾说：“这不是小说，这只是政治口号加上些艺术的形容。”
茅盾看到这位女作者脸上闪过惊愕而又失望的神色，便诚恳地向她指出这部稿子所以不能为小说的原因。而且决断地说：“必须重新写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写好。；在为从这初稿看，你有生活，你有激情，你也有驾驭文字的能力，只是你还不善于用艺术的手法形象地表现主题，还不理解小说主要在于塑造典型人物。”他详细地谈了修改意见，并且特别提醒她：“不要企图在初稿上修修补补，而要重新写过，这样可以放开来写，把环境写真，把人物写话。子婴，拿出你创办企业的那种勇毅精神，这部小说必定能写好！”
胡子婴辞别茅盾，又去拜访了曹禺，也得到了同样的帮助和鼓励。
她从头写起，写了改，改了又写，终于写出了一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
茅盾热情地接待了这三位上唐家沱的女作家、老朋友。他把全稿浏览了一遍，看出这是以章乃器为模特儿的。书中也可以见到胡子婴自己的影子。他对胡子婴说：“很好，这一稿基本上可以了，只要再作些修改就成了。”
孔德沚对丈夫说：“你就帮子婴改改吧。”
茅盾对胡子婴说：“还是你自己来改，你能改好。我给你提一些具体的意见，供你参考。你把书稿留下，我再仔细看看。”
胡子婴走后，他放下手头正在写的自己的小说，对这部稿子逐字逐句地考虑起来。
为了尊重作者他没有直接在原稿上改动，而是另用稿纸写上详细的意见，指出哪些地方应该增加，应改写，应删节，应调整。
茅盾觉得小说主人公凭银行家的赏识而发家办起企业，与一般民族资本家的创业史相比较，缺乏典型意义。主人公的性格刚愎自用，这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也不典型。
那时民族资产阶级中更多的是容易动摇，习于苟安。但是，他考虑到胡子婴是以章乃器作为模特儿的，而这些特点正是章乃器所有的，因此就没有提出要作者进行伤筋动骨的大改。
一个星期后，茅盾进城去，把书稿和修改意见交给了胡子婴。
她没有想到茅盾写的修改意见竟有几十张稿纸，像是一本小书。老作家对她的书稿看得这样仔细，所提的意见又是如此的深刻、详尽，使她除了发自内心的金价佩和感激外，说不出一句适当的表示谢意的话。
胡子婴参照茅盾的意见，对书稿作了很大的修改。
茅盾看了第三稿，对胡子婴说：“现在这一稿只需要作些文字上的加工了，假如你同意，就由我来作这最后的润色吧。”
“这可是我求之不得的，太谢谢您了！”
茅盾花了三天时间，在胡子婴的原稿上作了细密的文字修饰。妻子说他“就像批改学生的作文卷子似的”。
小说定稿以后，茅盾将它推荐给开明书店。一年后，在抗战胜利的欢呼声中，胡子婴这部以“宁霖”为笔名的中篇小说《滩》终于出版了。
在重庆《在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茅盾特地发表了一篇书评：《读宋霖的小说〈滩〉》。
胡子婴在解放后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每逢春节，总要登门向茅盾拜年、祝福，行“弟子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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