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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

二十、鲁迅秘密来访

  192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傍晚,孔德止从工厂区回到家,兴冲冲走上三楼,对正在埋头写作的茅盾说:“德鸿,我听人说,鲁迅搬到景云里23号来啦!我家前门正对他家后门,从凉台上也看得到。”

  “真的?”茅盾惊喜地说。放下笔,就戴上近视眼镜,趿着一双拖鞋,匆匆走到凉台上。

  此时,暮色渐浓,但是对面还没有点灯,他无法看到鲁迅的身影,就对妻子说:“我们去看看鲁迅先生吧?”

  “不行。我不是在外面放空气,说你从武汉出来,就到日本去了吗?你怎么能出门呢?万一……”

  妻子的告诫是对的。他说:“好吧,以后再说。”

  茅盾和鲁迅的战斗友谊,早在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之时就开始了。鲁迅虽然没有参加文学研究会,却和这个文学组织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茅盾曾就《小说月报》的革新和编辑问题,多次与鲁迅磋商。他在1921年1月给郑振铎的信中写道:“弟以为《说报》现在发表创作,宜取极端严格主义。……弟之提议,以为此后朋友中乃至投稿之创作,请兄会商鲁迅、启明、地山……诸兄决定后寄申……

  据《鲁迅日记》记载,仅1921年4月至12月旬,他们两人的书信来往就有48次。

  早在1921年8月,茅盾在写作《评四五六月的创作》时,就表示了对鲁迅的钦佩。1923年10月,他又写了《读〈呐喊〉》的专论,给鲁迅经极高的评价。他说,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这篇小说具有“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就觉着不可言喻的悲哀和愉快。这种快感正象爱吃辣子的人所感到‘愈辣愈爽快’的感觉。”“因为这篇文章,除了古怪而不足训的体式外,还颇有些‘离经叛道’的思想。传统的旧礼教,在这里受着最刻薄的攻击,蒙上了‘吃人’的罪名了。”

  当鲁迅的《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后,有个读者写信给他主编的《小说月报》,认为鲁迅的笔“太锋芒了,稍伤真实。讽刺过分,易流入矫揉造作,令人起不实之感……”

  这样的批评,他不同意,立即拟了一封回信,与来信一并发表。在回信里,他决断地指出:《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

  在《读〈呐喊〉》中,他说“阿Q相”“未必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普遍弱点一种。至少,在‘色厉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

  茅盾清楚地记得,在他主编《小说月报》期间,鲁迅寄来并经他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作品有:《端午节》、《社戏》、《酒楼上》;翻译作品有:《工人绥惠略夫》、《疯姑娘》、《战争中的威尔珂》、《医生》、《世界的火灾》;还有鲁迅译的评论:

  《近代文学概况》、《小俄罗斯文学略说》,等等。

  1927年10月12日,茅盾和妻子晚饭后正在喝茶,忽然听见有人敲门。他示意妻子等他躲到楼上再开门。

  原来是鲁迅在周建人陪同下来看望他了。

  茅盾闻讯喜出望外,连忙下楼沏上龙井茶。“我听说你到上海来了,而且也住在景云里,只是因为通缉令在身,未能去府上拜望。”

  鲁迅笑道:“所以我和三弟就到府上来了,免得走漏风声。”

  周建人说:“大哥到上海后,听人说你去日本了,他感以很遗憾。今天我告诉他,你并没有走,隐藏在家里。你家里人在外放空气说你到日本去了,是要避免国民党追踪。大哥一听,就要我陪他来看你。”

  鲁迅告诉茅盾,他是9月27日下午在广州上船,经香港到上海,已是10月3日午后。8日搬到景云里,是周建人帮他找的房子。

  这是茅盾第二次见到鲁迅。第一次见面是一年前,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路过上海,郑振铎在“消闲别墅”宴请鲁迅,他前往作陪,当时只寒暄了几句。这一回,两人就谈了很多。

  茅盾谈了他在武汉的经历,以及大革命失败的情形。鲁迅也向他谈了半年来在广州的见闻。并说,革命看来是处于低潮了。对于当时流行的革命仍在不断高涨的论调,他表示不理解。他说他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不打算教书了。还说,已看到《小说月报》上登的《幻灭》的前半部,问茅盾今后作何打算。

  茅盾说,正考虑写第二篇小说,是从正面反映大革命的。至于今后怎么办。也许要长期蛰居地下,靠卖文维持生活了。

  茅盾说的“第二篇小说”是《动摇》。

  几天后,当他正要构思《动摇》时,叶圣陶前来对他说:“‘月报’上评论太少了,这方面稿件很缺。雁冰,你是此中老手,赶快写几篇吧。最好请你先写一篇《鲁迅论》。”

  茅盾答应了下来。但第一篇写的是《王鲁彦论》。因为他感到评论界对王鲁彦的评论比较一致,不难写;而对鲁迅的作品,评论界往往有截然相反的意见,必须深思熟虑,才能使自己的论点站得住。所以,他第二篇才写《鲁迅论》。两篇评论写完以后,立即交给了叶圣陶。

  11月份的《小说月报》出版了。叶圣陶给他送来刊物。他看到上面印出的仍是《鲁迅论》。

  未等他发问,叶圣陶便向他说明,自己从编辑的角度考虑,认为还是用《鲁迅论》打头炮比较好,而且,鲁迅刚经香港来到上海,也有欢迎鲁迅的意思。

  这篇《鲁迅论》的署名为“方璧”,是从他过去的笔名“玄珠”演化来的。他没有署“茅盾”,他说:“署了‘茅盾’人家就容易猜到茅盾就是我了。”

  在这篇评论中,他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认为鲁迅小说所写的,“正是中国现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又认为鲁迅的杂文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鲁迅之为鲁迅,在于他老实不客气的剥脱男男女女,同时他也老实不客气地剥脱自己。”

  对于这篇中国文坛上第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长文,茅盾在晚年写道:“这篇论文,现在看来,对于鲁迅作品的评价还很不够,分析也肤浅,但在当时却被人责为‘一味吹捧’。”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鲁迅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已一致认为:茅盾,是鲁迅作品最早和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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