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7～公元1963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于1917年出生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城。他从1961年1月20日到1963年11月22日担任美国总统，1963年11月22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被暗杀。我不打算对肯尼迪生平的大多其它方面的情况加以叙述，部分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广为人们所熟知，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肯尼迪大部分的个人和政治活动与他列入本册没有多大关系。
从现在起到未来的一千年内，和平工作团、美洲进步同盟或猪海湾事件①都不可能深刻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肯尼迪的税务政策和人权立法看来也不会很重要。把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列入本册的原因只有一个：他是制订阿波罗计划的主要负责人。如果今后人类不会被彻底毁灭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确信，我们的月球之行从现在起甚至到今后的5000年中仍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重大事件，人类史上伟大的里程碑之一。
我将对登月计划的重要性稍加进一步讨论。难道我们不应该把主要功绩归于尼尔·阿姆斯特朗或埃德温·奥尔德林这样在月球上第一次留下足迹的人吗？假如我们以留名千古为基础给人排名次的话，这样做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我确实认为从现在起到今后的5000年中，更可能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是尼尔·阿姆斯特朗而不是肯尼迪。但是从影响的角度来看，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是完全不重要的。假如这两个人在阿波罗2号发射二个月之前不幸死去，当时还有很多名训练有素、才能非凡的宇航员来取代他们。
那么我们应该把功绩归于沃纳·V·布朗或对航天科学有过重大贡献的某个其他科学家或工程师吗？当然沃纳·冯·布朗象康斯坦丁·茨欧尔考维斯基、罗伯特·H·戈达德和赫尔曼·欧伯斯这样重要的先辈一样，为探索空间做出的贡献超出了自己应尽的职责。但是执行阿波罗计划的政治决定一旦做出，没有任何一个科学家或任何一个由十个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对其成功会起决定性的作用。登月旅行的决定性突破不是一个独特的科学进展，而是事先做出的给该项计划拨款240亿美元的政治决定。
那么这项政治决定是怎样做出的呢？即使没有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不是迟早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吗？但是我坚信当然无法做出绝对的肯定──最终会有某个政府为载人到月球旅行而拨款。当然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并不是不顾公众的反对来强行实施阿波罗计划的。
但是也没有来自公众的巨大压力来支持这样的一项宏大计划。假设在1959年或196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制定阿波罗计划并为其拨款的议案，而随后又被艾森豪威尔总统否决了话，那么也许可以说肯尼迪只是顺应了公众舆论的潮流。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许多美国人希望有某种空间计划，但是公众当中支持一个真正庞大空间计划的呼声并不是很高。事实上甚至阿波罗2号成功之后，公众当中对该计划所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当然自从1966年以来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的预算有了猛烈的下降。
因此不难看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领导才是使阿波罗计划开始实施的真正原因，是他在1961年5月使美国做出在“本年代结束以前”发射一架载人飞船登月的保证；是他从国会得到资金并且是在他的领导下制订出了计划。人们可能会相信登月计划迟早总会制订出来（这是不能完全肯定的），但是肯尼迪是实际上制订出了这一计划的人。
当然有些人仍会感到阿波罗计划只不过是一项耗资巨大、收效甚微的工程，实为无足轻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会把1969年7月20日（实际在月球着陆的日子）的周年纪念日作为全国的节日。但是我们也许记得虽然在十六世纪并没有庆祝哥伦布的节日，但是在一个新时代开始的今天它却成了人们庆祝的节日。
即使阿波罗计划后继无人，它也将永远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我认为阿波罗事业终究会继往开来，遨游太空在将来所起的作用比过去要大得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感到阿波罗2号之行会象哥伦布穿越大西洋一样，在人类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①猪海湾事件（Bahia de los Cochinos）：1961年4月17日由1200名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从古巴西南海岸发动的一次未遂入侵事件。因为这次入侵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和指挥的，所以使已经敌对的美古关系进一步恶化，使国际冷战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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