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乾隆下江南，这桩野史里经常简朴到微服私访地步，还经常惹风流债生还珠格格的浪漫事，正史上的糟钱场面，却可用一句天津方言形容：海了去了！
究竟有多“海”？接下来就一笔一笔，给“十全老人”乾隆帝好好算算账。
首先要算的，那就是“动机账”——乾隆下江南是为什么？虽说这事在乾隆自己的解释里，简直各种冠冕堂皇，比如有考察河工和整顿吏治等多个高大上目标。但最终极目标，却恰是乾隆帝两句原话：“江南名胜甲天下”，“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说白了，就是为了玩个痛快。
本着如此重大目标，乾隆皇帝自1751年起，先后六次南巡江南。而比起祖父康熙帝的行程来，他的这几场盛大旅行，准备就更加细致。每次都是启程前一年，就早早派亲王负责打前站，这可不是简单考察一下路线，而是提前一顿大兴土木，沿途各色道路桥梁全修遍，单供应乾隆帝起居的行宫，前后就提前修了三十多座。甚至为了修路盖宫殿，良田土地都一路占一片，闹得沿途农民流离失所。还没开动行程，就是各种民不聊生。
待到乾隆帝的旅行队伍，浩浩荡荡启动后，前面这些大折腾，却是全变了小儿科。每次都是皇太后皇后贵妃齐出动，外加文武重臣大批随行，车马仪仗护卫一线平推，总数竟多达两千五百多人。且配有大车四百多辆，精壮马匹六千多匹，外加一千多艘精美游船，更有数万名民夫随行，简直豪华旅行天团。其豪华程度，就算顶着“暴君”帽子的隋炀帝和明武宗，瞧见都得连呼不如。
而比起当今那些旅行团的一路暴买，乾隆率领的这支“豪华天团”，一路却是更劲爆景象：所过之处，沿途的地方官，纷纷逮住机会争相拍马，经常是乾隆人还没到，地方官们就提前一天在路口恭候，摆上各种美食佳肴迎接。甚至为了让皇上吃好住好玩好，不但准备好的行宫要再次砸钱翻修翻盖，就连为了叫乾隆带的猎犬们吃饱，地方官竟都驱使百姓捕捉鸟雀。沿途一些州县境内，野兔野雀几乎全部逮光。
而且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乾隆六次下江南，每次途径之处，都是这样“寻常”的烧钱折腾，且折腾掉的每一分钱，全是地方官员百姓的“孝敬”，也就是白吃白拿，跟拉动地方经济毫无关系，反而是走一路吃一路，吃到所过之处穷困潦倒。套清朝官员们奏折里的悲愤大骂说：所过之处，怨声载道。
但放在乾隆年间，敢说这话的官员，都是极少数的良心人物。绝大多数的沿途地方官，却是十分欢欣鼓舞。比起拼命也要抵制正德帝南巡的明朝官员，清朝官员相当看得开：劳民伤财又如何？反正又没伤我家的财。还能借这机会拍个马屁发个财。于是沿途招待“豪华旅行团”的开支，全数都是百姓摊派，数额更是层层扒皮，照着既定开支的几倍横征暴敛。本就水深火热的民力，简直火上浇油。
那乾隆皇帝知道不？乾隆三十年南巡时，就亲眼瞧见了，官员们拆毁民屋房舍，给他盖豪华行宫。乾隆当场就乐得合不拢嘴，不但热烈表扬了官员们的“孝心”，加官进爵全不含糊，且甩手就打赏了两万两白银。如此敞亮鼓励，当年乾隆老爹雍正帝呕心沥血打压下去的清朝腐败歪风，这下就像打了强心针，各地官员纷纷效仿，甩开膀子劳民伤财。待到乾隆晚年时，已经腐败到泛滥程度。
所谓规模空前华丽盛大的“乾隆下江南”，野史演义里各种八卦传说的背后，却是每时每刻，对大清朝民脂民膏的贪婪压榨。看过这六次烧钱闹剧，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乾隆登基初时还国库储备充裕的大清朝，会到了乾隆晚年时财政穷困潦倒的地步。为什么雍正年间那令行禁止的吏治风气，却变成了乾隆年间变着花样贪污腐败的丑态。盛大的下江南场面，就是一根冷冷的引线，扯出大清朝的百态衰败。
也就是在这急剧衰败间，“下江南”的财政消耗，更是空前的天文数字。仅以清朝官方的数字说，就有两千万两白银。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过了后来大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的官方赔款数。但事实上，仅是乾隆“旅行天团”的随行人员，一路敲诈勒索的财富所得，就远远不止这数。而沿途官员搜刮民脂民膏的财富，以很多清朝笔记的说法，更是这个数字的十倍。
对比近代史大清朝落后挨打，一次次屈辱赔钱的惨样，这个数字，更叫人感慨一句寒碜话：近代西方列强玩命洋枪洋炮狠打，最后从大清朝身上刮来的钱，可能还不够乾隆皇帝出几趟远门。
可笑的是，对这恶劣后果，当时享受着旅途舒适奢靡生活的乾隆皇帝，真是浑然不觉。当看到有官员痛心揭露一路的民生疾苦，却还气呼呼的反问：“汝谓民间疾苦，试指何人疾苦?汝谓怨声载道，试指何人怨言？”这番记载于《清代通史》里的“自信”模样，二百多年来每每读来，无不叫人一声叹息。
但是，随着十八世纪晚期，大请王朝统治危机的加剧，“民财日已竭”的窘境，纵是乾隆帝也无法回避。于是晚年的乾隆，终于对自己六次大张旗鼓的“下江南”闹剧，发出一声懊恼叹息：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做无益害有益。
但这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事的破坏力，“劳民伤财”已是客气话，一个腐败横行经济贫困的大清朝，成了他亲手挖出的深坑。一声叹息，何止是于事无补？甚至可说执迷不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