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宋路霞
上海北京西路南汇路路口，十年前有一大片石库门老房子，现在已被夷为平地，盖起了高楼。笔者每次从那儿走过，总要想起一位从未谋过面的老人，一位令任何人都会顿生感慨的老人。 他是李家老四房的人多次谈起的，在20年代曾给陈独秀当过外文秘书的李家彝先生。他是李鸿章的四弟李蕴章的曾孙，李经邦的孙子，字卓吾，号亚伯，1899—1976年间在世，是个典型的末代王孙。由于种种讲不清楚的原因，他晚年住在这个地方，不仅没有工作，还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说是被管制两年，实际上长期在里弄里扫街，监督劳动，没有经济来源。他妻子经不起长期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重压，带着女儿离他而去。
他一个人，“文革”中就蜷缩在人家楼梯下面的杂物间里(严格来说，那根本不能算做“间”，只是一个旮旯），“日仅一餐，衣惟一袭，不足御寒，蜷伏被中，似若病夫……”(李家彝去世前三年给其弟弟李家卣的信）最后饥寒而终。 他去世于1976年11月，真是与福气缘分太远，那时“四人帮”已被粉碎一个月了，举国都在欢庆，平反的曙光已可以预期，他却等不及了！ 他的处境是不难想像的。因为在极“左”路线占上风的时代，陈独秀被打倒在地，成了革命的叛徒，右倾机会主义者，还要被踏上一万只脚，既然你是陈独秀的什么秘书，那么你们不是一丘之貉吗?更何况你还是李鸿章家族的后代呢，那就更应该“抛入历史的垃圾堆”了！ 其实李家彝跟陈独秀做事的时间并不长，李家与陈独秀家发生关系也纯属巧合。 他少年时曾在安庆读书。因为他的曾祖父李蕴章，从太平天国打下庐州府时，就跟家人一起“跑反”(逃难），离开了肥东，去投奔远在湖南当县官的大哥李瀚章。等到曾国藩打下了省城安庆，李蕴骍回到安徽，就首先落脚在安庆。曾国藩离开安庆后，他就买下了曾国藩住过的，当初太平军占领时的英王府，略事改造后，阖家居住。1880年，李家彝的伯祖李经世考取进士后，那处房子就成为远近皆知的“进士第”。
1892年，由他的曾祖母主持，他的祖父一辈人兄弟分家，“进士第”归大房，他的祖父李经邦就另盖新房子。这新房子的邻居，竟是陈独秀家。 陈独秀是安庆人。据说最初两家发生联系还是为了盖房子的地皮闹纠纷，大家都要盖房子，邻居之间有时地界画得不甚清楚，结果不打不成交，反而成了好朋友，后来在陈家发生困难的时候，李家还接济过陈家。
辛亥革命时李家再次举家“跑反”，一部分人跑到了上海，李家彝就在上海读中学，中学毕业到北京读大学时，那时陈独秀已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五四”运动中新文化的旗手，名扬天下了。李家彝的父亲李国棣思想开通，是留日学生，有名士风度，他自己并不亲自料理家业，也不想让大儿子经商挣钱，而想让儿子跟上时代的步伐，到北京去闯闯世面，就写信托陈独秀在北京照顾自己的儿子，估计那时家底还没吃完。而李家彝从此开始，算是踏上了陈独秀的“贼船”。 李家彝自从跟上陈独秀后，不仅跟他学学问，思想上他的确受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反封建，态度非常坚定。他寒假回家过年，全家祭拜祖宗时，他拒不向老祖宗的牌位磕头，这在李家这个封建大家庭中引起巨大反响，老少都视其为“怪物”，长者则认为其父不该把他送到陈独秀那儿去———这个书读得连老祖宗也不认得了。 后来陈独秀南下上海进行革命活动，李家彝也跟来上海，当了陈的秘书，一来为他跑跑腿，二来当翻译。这期间陈独秀曾创办了一份杂志，介绍世界各地的革命形势和世界地理，李家彝为其作了不少翻译工作。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当局到处搜查共产党，陈独秀离开了上海，李家彝也不得不脱下洋装换上长袍，东躲西藏，还到日本和朝鲜去转悠了一大圈，畅游了名山大川，过足了名士瘾才回到上海。这时其家已迁往苏州南园，他又赶往南园，从此与陈独秀失去了联系。再次回到上海后，他在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和《时事新报》当记者。抗战中他处于失业状态，只是短时间去北方的一个亲戚那儿谋职。全家生活上没有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全靠卖卖当当过日子。
按说他的历史还是说得清楚的，这些情况，李家彝解放后不知交代过多少遍，但是始终得不到理解。综其在陈独秀身边的岁月，大致只有五六年的时间，却为之写了半辈子“交代”，最后死于饥寒交迫之中。如今陈独秀的墓地在安庆已经修复，而且打理得非常庄严漂亮，而李家彝这个陈独秀的秘书，为陈独秀吃了那么多的苦，人们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大概人一死，就被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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