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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阿瑟将军传

第三十一章 解甲归田

  1949年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占领了北京,成为中国大陆实际的执政者。蒋介石率部逃往台湾。美国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国民党提供过武器.帮助其抗日,但是杜鲁门无意卷入国共之争。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海军奉命驻扎在台湾和大陆之间,以阻止双方动武。美国的政策是让台湾保持“中立。”

  麦克阿瑟认为总统试图让自己与蒋介石疏远的做法是愚蠢的。他认为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舰”,美国的强权可以从这里向中国大陆伸展。麦克阿瑟不支持总统的“实现台湾中立“的政策,相反,他认为这一政策终将失败,他开始计划将美国战斗机向台湾基地转移,让战斗机飞行员在那里作“熟悉飞行”。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估计有几十万中共军队在台湾海峡的大陆港口集结,并集合了4000艘主要由木船组成的进攻船队。1950年8月1日,麦克阿瑟飞往台湾安抚倒霉而无用的蒋介石,他的国民党军队根本不是共产党的对手,只能让可怜的台湾人民活受罪,许多台湾人公然表示痛恨这些国民党冒险家。麦克阿瑟在他短暂的访问期间试图鼓励蒋介石让那些掌管国民党政府的庸才和骗子听从他的意愿,但是无论是他还是蒋介石都并不真的希望有任何变革。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个人私利继续侵吞美国的军事援助物资,从而削弱台湾的防务,而麦克阿瑟深知这一点。

  返回东京前,麦克阿瑟吻了蒋夫人的纤纤玉手,这一场面被拍摄下来。麦克阿瑟的举动似乎是迫不及待,几乎要把这位夫人吞下去似的。几乎是到他去世的那一天,他仍然对这位女性的美丽念念不忘,他回忆这件事时与其说是带着老年人复杂的感伤,还不如说是年青人的全部热忱。他吻蒋夫人的手的照片在美国各大报纸上引起了一阵轰动。对于所有人——一小撮认为蒋是支持民主价值观的右翼共和党人除外——来说,麦克阿瑟台湾之行这种举动是令人作呕的,无异于吻一条母龙的爪子。

  然而麦克阿瑟相信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寻求一种精明、实用的政策,他不过是遵循了一句古训“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麦克阿瑟对国务院的官员们说:“即使蒋介石头上长角,身后有尾,只要他反共,我们就应该帮助他。国务院非但不应该把事情搞得更棘手,反而应该帮助他与共产党斗下去——我们以后可以改造他!”

  麦克阿瑟的台湾之行令杜鲁门和艾奇逊大为恼火。美国的政策没有丝毫改变,但是麦克阿瑟这次被大肆宣传的出访在公众看来似乎是表明在美国实际上有两套对台政策:麦克阿瑟的和杜鲁门的。8月初杜鲁门派埃夫里尔·哈里曼去东京就是为了纠正麦克阿瑟在台湾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尽管哈里曼的这项任务很受重视,但他失败了。他一再设法让麦克阿瑟了解美国无意为了台湾的命运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美国的政策是在联合国努力寻求一种权宜之计,以便在解决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和台北的国民党政府之间的问题时保持不介入的态度。

  对麦克阿瑟来说这是不够的。他没有看到台湾国民党在政治上腐败和军事上无能的现实而是继续努力把台湾国民党说成是富有价值的财产而必须加以保护。多年以来,麦克阿瑟一直相信让亚洲人打亚洲人比让东方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战争要好得多。而现在,蒋同意派3个师到朝鲜打仗。奇怪的是麦克阿瑟似乎急于接受这一好意。如果台湾形势迫在眉睫,以至需要美国空军来保卫它,那么从它最精锐的部队中调出几万人去别的地方打仗是根本没边没影的事。然而在哈里曼看来,显然,麦克阿瑟根本没有打算解决台湾问题,而是在那儿兜圈子。

  随同哈里曼一行会日本的还有埃德温·洛上校。这位出身于缅因州农民的上校为人谦和,是杜鲁门的老朋友,近年来他曾为总统执行过各种秘密任务。洛这次的任务是在第一大厦担当杜鲁门的“耳目”。杜鲁门不相信他从麦克阿瑟那里获得了足够信息或者获得了关于麦克阿瑟的足够的信息。总统还让洛给这位将军带了一个口信,这个口信明显是假的,而令人惊讶的是,洛传达这个口信时竟是一本正经的样子。杜鲁门通过洛说;“我对将军处理远东事务的能力从来深信不疑。”

  这位上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麦克阿瑟相信担当总统的耳目并不是要当他身边的间谍。为了再次让他在这一点上消除顾虑,洛向麦克阿瑟提供了他送交华盛顿的每一份报告的副本。尽管治做出的这种姿态大方得体、显得颇有良心,然而还是很难想象麦克阿瑟会真的看重这些证明。洛总可以通过东京的特殊渠道向华盛顿的将军们作口头汇报嘛。此外,麦克阿瑟知道如何与这些将军中最优秀的人玩一场表面上通力合作的游戏。他给了洛一间办公室,与他自己的办公室仅隔几个门,并授权他可以进入第一大厦中的任何地方。而他惟一没有让他进入的领域却是真正重要的——那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思想。

  洛到达日本的几个星期以后,麦克阿瑟发表了一篇题为《致出国作战的老兵们》的声明。他强调了台湾的重要战略意义。麦克阿瑟忍不住自以为是地谈论起他潜心研究了多年的“东方思想”。的确,麦克阿瑟的崇拜者们相信,凭借他超人的洞察力,他了解远东国家人民的思想脉络。而实际上他对“东方思想”的了解只是寥胜于无。了解一种文化的关键就是语言,而麦克阿瑟不会用任何一种亚洲语言讲话或阅读。1905年,他对亚洲大陆进行过短暂的访问,此后他就再没有涉足亚洲大陆。他真正接触过的为数不多的亚洲人只是几个保守的日本政客。他对中国、缅甸、朝鲜和其它亚洲国家的了解并不比那些看过几篇学术文意的人多多少,而这些学术文章的一大重要特征就是肤浅。他宣称东方人只崇尚实力(佛教徒和儒家们一定认为这简直匪夷所思),他还目空一切地下结论说:“有些人宣扬太平洋地区和平,说什么如果我们保卫台湾就会使亚洲大陆跟我们疏远,我看没有什么比这种老掉牙的观点更荒谬的了。”

  杜鲁门读到这句话时怒不可遏。这几乎是在不加掩饰地指责他拒绝让美国保卫台湾的事。麦克阿瑟在一些敌视杜鲁门政府的出版物(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上发表了该声明,这一举动使事情更糟了。杜鲁门听说这件事以前,印刷机已经开始转动,而电台正在把麦克阿瑟的声明向全世界播发。

  杜鲁门考虑免除麦克阿瑟的联合国军总司令一职,让他继续担任盟军最高司令,把朝鲜和台湾事交给布雷德利负责。不过,杜鲁门再次避免了与麦克阿瑟发生正面冲突所产生的政治影响——麦克阿瑟这个人要是受到这样的公开侮辱的话,几乎肯定会提出辞职的——杜鲁门给他发去了一封既荒唐可笑,又义愤填膺的电文:“美国总统命令你撤回《致出国作战的老兵们》的声明,因为该声明中有关台湾的各种描述与美国的政策相悖,而且对美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不利。”麦克阿瑟极力为自己的无辜进行辩解,但显然他不可能“撤回”他的声明了,除非这是在昨天。他所能做的就是再发表一篇声明否认《致出国作战的老兵们》的声明,而他就是这么做的。

  1950年秋,哈里·杜鲁门和民主党忐忑不安地考虑着中期选举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期选举就像一场灾难。杜鲁门死后的知名度远远胜过他生前的任何时期。在他的总统生涯中唯—的一次享受到民心所向的快乐就是1948年击败杜威的时刻了。

  仁川战役之后,杜鲁门决定通过与麦克阿瑟这个当时最受瞩目的人进行单独协商以抬高他自己的声誉。杜鲁门最成功的传记作家戴维·麦卡洛坚决否认杜鲁门此举是出于政治目的,他引用奥马尔·,布雷德利的话反讥这种指责为“一派胡言”。而事实却是布雷德利很难被认为是个客观的见证人。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没有断然否认就等于承认了他是帮派政治的热心参与者。杜鲁门的另一位传记作家卡贝尔·菲利浦和杜鲁门的所有参谋都有过个人的接触,他坦率地承认,这次会面的主要议题确实是政治性的,正像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样,当总统和麦克阿瑟最终会面时,他们没有认真讨论过任何战略问题。

  杜鲁门一行的组成就能说明总统的真正意图了。奥马尔·布雷德利和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和杜鲁门一起飞往威克岛,但是新任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却没有同行。在威克岛之行的一个月以前,杜鲁门对过于野心勃勃、粗暴好斗的路易斯·约翰逊终于忍无可忍,炒了他的鱿鱼。马歇尔返回五角大楼,显然他很不情愿,但是还不能抵制责任的再次召唤。尽管这种责任感是有局限性的,而加入杜鲁门到威克岛拉选票的旅行队伍则超出这种责任感范围。迪安·艾奇逊也决定不参与这种明显的政治性活动,他也没有去威克岛。

  马歇尔和艾奇逊的缺席本身就足以说明要讨论的并不是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他们打算讨论的是一些并不重要的基本战略问题。杜鲁门对此并不介意,他的主要用意在于使这次会议引起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大批记者涌入威克岛,记录这次历史性的会晤。

  杜鲁门要求麦克阿瑟在位于华盛顿和东京中间的火奴鲁鲁和他会面。他通知麦克阿瑟,他们还可以把威克岛作为备选地,在那里会面,威克岛是一个珊瑚礁岛屿,在日本以南不到2000英里。所以麦克阿瑟自然选择了威克岛。这次会晤是杜鲁门的主意,而麦克阿瑟当然知道这是一次政治行动。如果杜鲁门坚持在战争中期拉选票的话,那么麦克阿瑟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能让这件事如愿以偿的人了。这就是杜鲁门为什么会不辞劳苦地绕半个地球,去近1.5万英里以外的地方会晤。

  10月15日他们短暂的会晤是他们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会晤。这一事件在1950年后的麦克阿瑟和杜鲁门的传记中都有重笔描绘,至少被改编成一部故事片和一部电视记录片,还被搬上了百老汇的舞台。《美国凯撒》等褒扬麦克阿瑟的记载从麦克阿瑟那本靠不住的《回忆录》和惠特尼为这位将军撰写的诌媚传记中汲取了大量素材。因此这类书并非十分可信。另一方面,杜鲁门早期记录则多半依据杜鲁门的大事记,这里充斥着半真半假的记录、胡说八道和轻蔑言辞。

  根据记录,杜鲁门离开白宫后接见过几位记者,他的飞机“独立”号和麦克阿瑟的洛克希德公司出产的“盟军最高司令”号飞机同时飞抵威克岛上空,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叫他的飞行员等杜鲁门的飞机落地后再着陆。而杜鲁门却命令麦克阿瑟的飞行员立刻着陆。当两架飞机最终降落在坚实的地面上后,麦克阿瑟在机场管理大楼躲了45分钟,拒绝走近“独立”号,傲慢地试图让总统下飞机后来见他。但是杜鲁门端着可笑的墨西哥人的架子就是一步也不肯动。而且他一下飞机就对麦克阿瑟大肆指责了一番,让这位将军的脸“红得像甜菜根”并保证将来要守规矩。这故事讲得是真够热闹,但没一句话是真的。

  实际情况是:麦克阿瑟态度无礼令人气愤,但杜鲁门这样的政治家实际上没有计较这些。只要这次会晤能到达预期目的,这位总统是准备原谅麦克阿瑟的所有无礼言行的。但是后来,当他想做的政治宣传未能实现时,杜鲁门回想起这位将军的种种怠慢和不恭,不禁怒火中烧,并愤愤不平地对这些事件添油加醋,直至与当时发生的一切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麦克阿瑟的“盟军最高司令号”比总统预期到达的时间提前12小时在威克岛着陆。飞行途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过道上来回踱步,一想到杜鲁门为了在11月为民主党多拉选票竟采用如此卑鄙的手段将自己从战争中拖出来就非常恼火。将军的参谋们为了确保麦克阿瑟能在开会前有机会睡一会儿,便安排他比杜鲁门提前12小时到达威克岛,还安排好让他能按时迎接总统。然而当这位盟军最高司令到达威克岛时,他愤怒得无法入睡,只是极不舒服地打了盹。

  美国军界有一个公认的惯例和做法,当总司令从飞机、汽车、轮船、马或其它交通工具上下来时,在场的高级军官必须在那里迎候。但是当“独立”号飞机在空中盘旋准备着陆时,麦克阿瑟并没有率领欢迎队伍在机场迎候总统的到来。相反麦克阿瑟坐在25码以外的一辆吉普车上。旋梯被推到飞机跟前,机舱门开了,杜鲁门出现在门口。正当他开始走下旋梯时,麦克阿瑟下车穿过这25码,大步流星地赶上去,和杜鲁门同时到达旋梯底部。

  麦克阿瑟这些做法可能是为了用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处理他们初次会面的这一瞬间,但是从象征意义上讲,这么做就等于是将他自己和总统放在同一层次上了。就像是为了确认这一点似的,他甚至做得向他的总司令敬礼而只是握了握手。麦克阿瑟一向讨厌敬礼。他认为这种古老的仪式和交出佩剑并亲吻团旗一样都是迂腐的军旅遗风。现代人更愿意握手。而且罗斯福也不拘礼,这一点很确实。但麦克阿瑟并不知道也不在乎杜鲁门是否希望他向他敬礼。他只是跟他握了握手。

  在他们握手时,杜鲁门说:“你好吗,将军?我很高兴你能来,我盼着见到你盼了很久呢。”麦克阿瑟对此回答道:“我希望下次不会这么久。

  两人一起走向这座岛上唯一的一部轿车——一辆老式的小型“雪弗兰”轿车——就是这辆车把他们带到100码以外的一座小楼,他们可以在那里进行私人会谈。总统一行24人以及陪同麦克阿瑟的几个人上了一辆面包车到另外一座楼,会议在那座楼里召开。

  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均宣称他们单独在一起的40分钟相处愉快。杜鲁门说他发现麦克阿瑟是“最令人鼓舞、最风趣的人”。麦克阿瑟称赞杜鲁门“有魅力”,而且还直言不讳地说:“我从一开始就很喜欢他。”两人谁都不信这些表白,但他们的朋友和顾问可能曾敦促他们把这些话写进他们的回忆录。正像两人在私人谈话中表明的那样,他们对彼此的轻蔑依然如故。

  最后他们已无话可说。两人都觉得不能坦诚相见。他们之间最近乎坦诚的对话莫过于麦克阿瑟为1948年卷入政治表示遗憾了。“他们让我失去了理智。”“他们”指的是那些鼓励他争取总统提名的共和党人。杜鲁门告诉他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不必顾虑。

  此外,他们还谈起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如菲律宾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等等。即使说他们转而谈论起飞往威克岛的过程和天气真好等内容也不足为奇。有一点是肯定的。两人都不敢接近他们之间存在的那道鸿沟。这太危险了。任何一个人走到这个边缘都有可能把另一个也拖下去。

  他们假装私下协商后,便乘车到会议室,在这里他们可以在见证人面前装作在做同样的事。各个与会者一落座,麦克阿瑟就掏出烟斗,装上烟丝,从裤兜里摸出火柴,刚要点火,突然想起一件事:他并不是这里的头儿,这里不是第一大厦。他转向杜鲁门询问总统是否反对。杜鲁门机智地回答道:“不,我吸进去的烟量恐怕美国还无人能比呢。

  一句妙语使两人都从无礼带来的尴尬中解脱出来,当麦克阿瑟已经做出了要抽烟的动作,杜鲁门几乎不可能再说个“不”字了。烟草的味道充溢在这个狭小炎热拥挤的会议室里。麦克阿瑟就像绝大多数瘾君子一样,当自己沉溺于尼古丁对,对别人的意愿总是无动于衷。

  在90分钟的会谈中,杜鲁门和他的顾问向麦克阿瑟询问了许多问题。他们所问的34个问题有一个最共同的特点就是陈腐乏味和盲目自满。在威克岛会议召开时,联合国部队已深入北朝鲜,逼近平壤。与会人员中从杜鲁门开始无不认为朝鲜战争会很快结束。布雷德利表示,为了向麦克阿瑟提供部队,美国已将战略预备队压缩到最低限额,同时还让欧洲发发可危地处于苏联的威胁和压力之下,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十分关注。麦克阿瑟回答道:“我可以在1月份拿出一个师,”并建议布雷德利动用在朝鲜的精锐师之一第2步兵师。

  会谈期间最受关注的话题是停战后光复南朝鲜的问题。杜鲁门还提出了与日本签署一项和平条约的问题。麦克阿瑟强调日本已经准备好签署一份条约了。麦克阿瑟说:“所有的军事占领都是失败的。”对日本的占领需早日结束。

  在此会议召开一个星期以前,中国政府曾通过一位印度外交官警告美国,如果美国军队接近鸭绿江沿线的中国边界,中国将参加朝鲜战争。中国介入的问题只被提出过一次,是杜鲁门提出来的。他曾问道:“中国或苏联有没有可能介入?”

  “几乎没有,”麦克阿瑟回答道,“如果他们在头一二个月介入,可能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现在已不担心他们介入了…·。·只有五六万人能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既然我们在朝鲜有自己的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企图进入平壤,那就会出现规模最大的大屠杀了。”他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同样表示轻蔑。

  杜鲁门提出的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必须引起与会者极大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在他的回忆录中,他称中国威胁是他威克岛之行的两个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有机会更好地了解麦克阿瑟)。然而并没有什么事能说明他对麦克阿瑟的话有任何兴趣。他对他的观点既没有表示支持,也没有表示反对,既没有怀疑,也没有赞同。

  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警觉地注意到他向麦克阿瑟提出的问题都很肤浅,并估计着总统不知什么时候就要解雇他们。总统对将军的回答并不太注意,以至他的漠然态度在那些阅读会议文件的与会者们面前都是那么明显。会议结束时还要向坐了满满一飞机的新闻记者提供公报,但是他们能知道的不会比总统和有关人员告诉他们的更多。会议没有记者出席。而会议记录是另外一回事。它将在政府的最高部门周游一圈,最后在档案馆里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杜鲁门接二连三地提问,甚至不再佯装出要对答复加以消化的样子。腊斯克害怕这样一来整个会议会进行得太仓促,显得无的放矢,不像是真在讨论战略问题了。他匆匆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杜鲁门,恳请他放慢速度,“你对这个会议应该表现得严肃一点。”杜鲁门在纸条上飞快地写了几笔,然后推回到腊斯克面前:“妈的,不!我想在遇到麻烦之前离开这里!”

  杜鲁门、佩斯或布雷德利本应该抓住这次机会让麦克阿瑟了解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最新想法,即认为中国或苏联介入战争将使美国面临风险。战略情报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来自华盛顿,然后将结果向战场指挥官传达。杜鲁门,佩斯和布雷德利像这位将军——麦克阿瑟一样刚愎自用,没有把中国最近提出的警告放在眼里。然而麦克阿瑟是当时在座的人唯—一位在过分乐观方面能创纪录的人。他不惜承担本世纪中最大的风险之一,一次充斥着种种灾难性猜测的巨大风险。这一天,他的判断严重失误,而他的参谋又如此无能,以至于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对自己到底子了什么还浑然不觉。他说此次“会议”是政治性的。此点固然正确,而一个更聪明的人应该审时度势,像个政治家那样,无愧于他所说的一切。尽管麦克阿瑟智慧过人,但他也可能会天真得令人吃惊。

  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围桌而坐的各种人都在做记录。这些记录是残缺不全的。但是有一份逐字逐句的记录,作这份记录的人甚至不在会议室里,她就是弗尼丝·安德森。她是陪同总统前往威克岛的无任所大使菲利浦·杰塞普的秘书。安德森小组带着她的手提式打字机乘坐“独立”号飞机绕地球半圈。她的任务就是把要在会议结束后发表的公报打印出来。当与会者拥挤地围坐在5张折餐桌旁时,安德森小姐坐在半掩的门背后,没有人看见她。

  后来,杜鲁门试图表明他原本有意让她在那儿,好让麦克阿瑟别那么气盛。麦克阿瑟径直走进老谋深算的哈里·杜鲁门为他设下的陷阱,正是由于他的自高自大。惠待尼和威廉·曼彻斯特在他们的传记中强烈抗议说,安德森小姐是藏在门背后的一颗定时炸弹,目的就是为了把将军的名誉毁齑粉。曼彻特把她当时在威克岛上躲藏在幕后的事描绘成了政治家对付军人的卑鄙伎俩。实际上杜鲁门甚至不知道她在那儿。

  而惠待尼不仅仅知道弗尼丝·安德森在威克岛,还知道她一定在那座楼里,因为开会之前不久他曾被引见给她。她还被引见给麦克阿瑟的飞行员安东尼·斯托里中校。当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到达会议室时,除了安德森小姐以外,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据她后来的回忆,她是个不爱出风头的秘书,所以“就退到后面去了,她只可能去一间小接待室,那儿是放小点。心的地方,而且有人已经把我的打字机拿过去了。”当会议开始以后,她想去海边散散步,她打开接待室向外开的门,迎面看到的却是荷枪实弹的海军陆战队宪兵,一些面无表情的谍报人员正盯着她。她关上门。然后“我坐下来,因为我有笔、记录本和打字机在那里,我就非常自然地记录下了我所听到的一切。”

  当会议结束后,总统的这个“秘密武器”又在做什么呢?安德森小姐走到了另一个房间和各种人闲聊,她希望有人能好心地介绍她认识她心目中的英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她的愿望实现了,麦克阿瑟降临到她的面前,就像平常一样殷勤地问道:“这位可爱的女士是从哪儿来的?”

  杜鲁门邀请麦克阿瑟与他共进午餐,但麦克阿瑟一再对杜鲁门表示歉意,他说他必须立刻回东京——好像是说他作为盟军最高司令的职责比杜鲁门作为总统的职责更重要似的。通常,当总司令邀请任何一位军官吃午饭时,唯一适当的回答就是“谢谢您,我不胜荣幸。”麦克阿瑟当然知道这一点。杜鲁门也知道。

  杜鲁门总统向这位将军授予了他的第4枚服役优异勋章。麦克阿瑟向总统辞行并祝他“旅途愉快。”他登上“盟军最高司令”号飞机迫不及待地逃离威克岛,逃离杜鲁门,但是他无法逃脱他的命运,他就要大祸临头了。麦克阿瑟将军是20世纪典型的悲剧式英雄的化身,他会在后世的伟大戏剧中不朽。麦克阿瑟的复杂性格和戏剧性的一生让他和科里奥拉努斯、哈姆雷特或麦克佩斯一样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就像戏剧中的悲剧英雄一样,他最终的失败不是由于敌人而是由于自身的性格造成的无法逆转的错误。当麦克阿瑟将军乘飞机离开这座偏远的珊瑚岛时,他已踏上了一条所有悲剧英雄都会走上的路:举世震惊的,不可逆转的失败。

  仁川战役取得历史性胜利后,一种欣喜若狂的情绪席卷了华盛顿和东京。朝鲜战争就像事实上已经结束了似的。北朝鲜军队全面撤退,汉城被立刻夺回。麦克阿瑟就像他在1945年光复菲律宾政府一样,让李承晚重新就任南朝鲜总统,当时禁不潸然泪下。

  联合国一直想让朝鲜统一在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之下,但是斯大林却阻止了和平统一朝鲜半岛的每一项举措。现在有个令人眼花涂乱的机会可以实现联合国的政策了,如果让麦克阿瑟领导联合国部队,就肯定能越过三八线,攻占平壤,彻底消灭北朝鲜军队。

  1950年9月末,当联合国为实现朝鲜的统一和民主争论不休时,麦克阿瑟收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的一项命令,参联会授权他越过三八线。该命令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军事目标是消灭北朝鲜的武装部队”,“你被授权指挥朝鲜三八线以北的军事作战,条件是作战时没有苏联或中国共产党部队主力进入,他们没有宣布准备介入,或没有威胁我方在北朝鲜的军事作战。”这一命令清楚地表明华盛顿不打算给他派任何部队,而是让他带着南朝鲜的军队进入毗邻中苏边界的省份。

  麦克阿瑟征服北朝鲜的计划是立刻将地面部队兵分两路。沃尔顿·沃克的第8集团军,约20万人,沿仁川一汉城地区西海岸挺进、第10军,约10万人,由麦克阿瑟的前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指挥,从东海岸前进,参联会怀疑将部队这样分开是否明智,但是仁川胜利以后,谁还敢和一个军事天才争论呢?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批准了麦克阿瑟的计划。

  麦克阿瑟兵分两路的原因之一是不让沃尔顿·沃克独揽一切,他压根儿不信任他。他让沃克非常困惑不解,当第8集团军接近三八线时,沃克告诉记者他希望能沿着三八线将部队停下来调整部署,等待联合国批准他们进入北朝鲜。而杜鲁门说在这一问题上不需要直接请求联合国同意美国进入北朝鲜。因为联合国要么会犹豫不决,要么就会说“不”。无论是哪一种结果,联合国部队北进的势头都会很快消失。由于马歇尔相信沃克的话可能说明了东京存在一些不定因素,因此致函麦克阿瑟,信中写道:“我们希望你不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毫不犹豫地向三八线以北挺进。”麦克阿瑟的答复态度坚决:“我认为整个朝鲜对我们的军事作战都是敞开的。”10月,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麦克阿瑟通过电台发出通告,劝说北朝鲜政府投降。

  对这些事件作出答复的不是平壤而是北京。中国总理周恩来通过一位印度外交官通知美国政府,如果是南朝鲜军队进入北朝鲜,中国将不作出反应,而“美国入侵北朝鲜将会遭到中国的抵抗。”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麦克阿瑟耳朵里,但他置若罔闻。早在7月时他就考虑过中苏介入的问题,当时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还在东京。他信心十足地告诉范登堡:“从满洲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出来的推一通道上遍布着隧道和桥梁,我看这里特别适合使用原子弹……我的B—29轰炸机部队可以升格啦。”他确信即使不用原子武器,只需出动他的空军就足以做到中国军队的大队人马进入北朝鲜时不可能不被发现,即使中国军队能设法渡过鸭绿江,中国也无力在北朝鲜维持若干万部队。麦克阿瑟相信,中国至多能有几千志愿军参战而已。

  杜鲁门也没有认真对待周恩来的威胁。他认为那位印度外交官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不过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小卒子罢了。他以前也转达过这类危言耸听的威胁,可什么也没有发生。

  沃克的第8集团军和阿尔蒙德的第10军继续向北朝鲜前进。麦克阿瑟在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计划中指出他要让美军向前推进约125英里,并在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建立一条强有力的防线,这条防线从定州延伸到咸兴。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只让大韩民国的军队在这条线以北作战。

  但是10月17日,当美军接近平壤时,麦克阿瑟改变了主意。他没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商量就直接通知参谋长们他打算让美军和其它盟军前进到接近中苏边界一线,这条战线在他计划驻扎的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处还要向北推进40英里。这条新战线比旧防线长1/3,防守的难度要大得多。

  这个问题本该由麦克阿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共同商讨,但他既没有表示要和参联会讨论,参联会也没有提出这一要求。他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从未像这次这样不顾一切。而现在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参联会也懒得再管他了。他们的地位和能力都不及他们所替代的人,巨人的追随者只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巨人的身后。

  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麦克阿瑟命令沃克和阿尔蒙德“全速前进……利用地面部队的所有力量……确保整个北朝鲜的安全。”他一下子便打破了不许在邻近中国和苏联的地区动用美军的限制。这一次引起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强烈反对。他们通知麦克阿瑟该命令违背了授权他向北朝鲜推进的指令,还用一种几乎很滑稽的口气有所保留地说:“你的行动是我们这里颇为关注的事情”。

  麦克阿瑟回电说,他不能奉命使用南朝鲜的军队是因为南朝鲜兵力不足,而且南朝鲜的指挥官们情绪不稳定、不可信任,同时,他的命令并未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令相悖。此外,马歇尔曾让他不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要毫不犹豫地越过三八线,这等于授权他可以根据需要对他的指示作一些调整。麦克阿瑟完全断章取义地理解马歇尔的话,把它当作一张空头支票,而他当然知道这并非马歇尔的本意。然后,他用特有的麦克阿瑟方式,以一句不祥的话结束了他的电报,他阴郁地暗示“除了我已经指挥实施的行动以外,还可能会有其它行动导致战术冒险。”

  这就是在朝鲜战争中指挥关系的问题了:谁来作出战略决策?无疑,参联会不希望从一万英里之外对战争进行微观指挥。美国的传统是允许战场指挥官在解释其命令时有一定的余地。另一方面,在不许美军接近中苏边界的命令中也没有一丁点模棱两可或含糊其辞的地方。没有任何文件规定允许麦克阿瑟在没有事先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作出变动。

  只让南朝鲜军队向中苏边界挺进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美国不想引发中苏介入,也不会给他们任何借口介入朝鲜战争。杜鲁门也要考虑如果这场战争需要国际援助,将会引起盟国忧虑。特别是英国就曾反对越过三八线,因为他们怕中国趁机夺回香港。麦克阿瑟的行动之所以不能被认为是正当的,是因为它不是修正了美国的战略——它是军事战略,但更是政治战略——而是改变了美国的战略。他把一个避免战争扩大的战略变成了公然招致扩大战争的冒险行动。

  麦克阿瑟在这件事上一意孤行,先斩后奏,甚至连向上级通报他的想法的礼貌都没有。他无权改变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战略,而这一事实是任何诡辩都改变不了的。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麦克阿瑟老了,他的判断力正随着他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就像很多步入老年的人一样,他对问题的反应越来越感情用事,而且处于压力之下时越来越不能清晰地思考了。尽管如此,杜鲁门、马歇尔和参联会还是对麦克阿瑟听之任之。因此他们对于随之而来的灾难像麦克阿瑟一样是有责任的,理应受到谴责。

  在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向北朝鲜渗入了近10万人。他们昼伏夜行,没有被人发现。这些由老兵组成的部队掌握了战略主动,插入了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的巨大间隙地带。10月25日,他们发起进攻,集中力量打击并歼灭了南朝鲜最前出的几个团。尽管如此,麦克阿瑟仍然拒绝承认中国人已经大规模进入北朝鲜。永远忠心耿耿担的确很靠不住的查尔斯·威洛比支持麦克阿瑟的说法,他坚持认为中国军只有6000人队渡过了鸭绿江。

  麦克阿瑟对中国介入的反应是命令远东空军针对北朝鲜的交通运输线,包括跨越鸭绿江的桥梁进行为期两周的空中闪击战。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刻命令他不要轰炸鸭绿江上的任何桥梁。当这条电文在电话会议的屏幕上闪烁时,麦克阿瑟勃然大怒。他暴怒地冲回他的办公室拟了一份电报,要求立刻解除自己的指挥职务。他的代理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少将请求他不要发出。他对麦克阿瑟说,如果你现在辞职,那么一旦前线部队遭到攻击就会士气大减。

  安克阿瑟把这封他可能从未打算发出的辞职电报撕掉了——他草拟这份电报并和希基谈论此事是施加压力的一种形式——然后,他近乎歇斯底里地口述了一封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文。他诅咒中国的介入“极端无礼,无法无天”,批评参联会“强加的种种限制对他身体上和心理上造成的极其恶劣的影响。”他要求转告杜鲁门他的下述的意见:“依我之见,你的命令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灾难,”并要求杜鲁门“立刻重新考虑你的决定。”

  杜鲁门不情愿地同意远东空军炸毁桥梁,但是坚持空袭必须限制在北朝鲜一侧,不得攻击中国一侧。这真是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命令。他可能在政治上有些意义,但在军事上纯属无稽之谈。用B-29轰炸机不可能只炸掉桥梁的一端,当时它们还缺乏执行这种任务的精度。

  但中共军队突然停止交战。他们突然消失了。好像是中国共产党感到他们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他们不能容忍美军在自己的边境存在。很难说这不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姿态。毕竟,美国也决不会允许中国人在加拿大或墨西哥边界部署军队。中国停止交战是要给美国的决策者一个机会来吸取这个明显的教训。但是麦克阿瑟却对此置若罔闻。无论是杜鲁门、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不吸取这个教训。麦克阿瑟经过周天整顿其后勤系统之后,再次向鸭绿江边挺进,而华盛顿方面没有任何人制止他。

  11月24日,他飞往朝鲜观察前线的状况。当第24师师长约翰·丘奇少将报告说他对自己的部队打到鸭绿江充满信心时,麦克阿瑟高兴地答道:“好啊,如果你们足够迅速,可能有的人都能赶上回家过圣诞节了。”站在旁边的几位记者只听到那句关于部队回家过圣诞节的话,就匆匆发回快讯,断言麦克阿瑟郑重宣布现在在朝鲜的部队将于圣诞节前回家。他们还添技加叶地编造了许多细节,并发明了一些“引自”麦克阿瑟的话来自圆其说。当“圣诞节回家”的话传出来时,麦克阿瑟试图纠正这一说法。但没有成功。这个故事几乎出现在关于朝鲜战争的每一种历史记载中。

  在11月25日返回东京以前,这位盟军最高司令让他的飞行员驾机带着自己在5000英尺的高度沿鸭绿江飞行。麦克阿瑟俯视着鸭绿江两岸的一派萧瑟荒凉的景象:光秃秃的山峦和陡峭的山脊在令人眩目的白雪和闪闪发光的冰凌的映衬下更显得苍劲而雄浑。这里荒芜冷清,一点也看不出在最近几个星期有大批中国军队越过鸭绿江的迹象。他满怀信心地飞回东京,相信自己已把握住了大局。

  当夜,中国军队卷土重来,这次进攻规模很大。现在他们已有30多万人进入北朝鲜了。鸭绿江已经完全封冻,所以不论桥梁被炸毁与否都无关大局。他们将不断增援和充实兵力。中国军队一进入阵地,就伏击了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先头部队。到了11月底,联合国部队全面撤退。

  麦克阿瑟发表了一份特别公报,否认他曾经发起过一次打到鸭绿江的攻势。他只是为确定敌人的兵力和意图作过一次全面侦察。这种欲盖弥彰的辩解正反映出一个人害怕自己因为一次鲁莽的行动而成为历史的审判台前的一个傻瓜,一个不顾中国的威胁并引发中国发动大举进攻的傻瓜,一个让美国蒙受耻辱的傻瓜。这份公报中唯一的一句实话就是:“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

  一周以后,J·劳顿·科林斯飞往朝鲜视察前线,他看到沃克有信心再打回他一度占领的汉城一仁川地区,但是在东京,科林斯却发现优多于喜。麦克阿瑟仍然处于动摇和失败的情绪中,他告诉科林斯,除非在不远的将来给他增派2万部队,否则“联合国军司令部就得撤出朝鲜了”。麦克阿瑟正在考虑一直后撤到釜山。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沃克和阿尔蒙德奉命向南边打边撤。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死伤数千人,还有几百人死于严寒和肺炎。山区的冬季可能是地面部队所经受的最严峻的考验了,而在那年冬天,北朝鲜的情况又要比大多数在那里战斗过的人所能想象的还要糟糕。然而不论天气多么恶劣,山路多么崎岖,中国还是不断进攻。联合国军队的火力优势使中国军队蒙受了数千人的伤亡,远东空军掌握了制空权,然而空中力量和炮火优势面对英勇顽强的敌人,并没有发挥出很大的作用。

  第8集团军撤回到三八线,但中国人还在前进。它们似乎在把联合国部队赶出北朝鲜后,还要“解放”南朝鲜。12月13日,当中国军队接近汉城时,沃克的吉普车与南朝鲜一辆武器运输车相撞,沃克身亡。

  早在战争初期,麦克阿瑟就曾试图解除沃克的职务,让别人来指挥第8集团军。他心里的人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指挥官之一马修·李奇微中将,他有着过人的智慧,令敌人丧胆的勇气,以及好斗的天性。麦克阿瑟在20年代初就结识了李奇微并非常喜欢他,当时他派年青的李奇微上尉负责西点军校体育系的事务。沃克的死给了他一个他正需要的机会去要李奇微,他如愿以偿了。李奇微在圣诞之夜到达东京羽田机场,准备接管溃不成军的第8集团军。麦克阿瑟给他的指示简洁明了:“第8集团军是你的了,马特(马修的昵称——译者注),照你想的最好方案去做。”

  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时恰好是美国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蒙羞的时候。杜鲁门白白去了威克岛,白白忍受了麦克阿瑟的无礼。中国军队的参战也大大嘲弄了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会议上和会议后说的那句“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的信心十足的话。杜鲁门陷入失望时,把威克岛会谈中种种令他气愤的往事在日记中倾诉;“麦克阿瑟将军站在机场上,衬衣的纽扣松着,带了一项油腻腻的肯定是用了20年的帽子……将军让总统相信朝鲜战争已经胜利了,日本准备签署和平条约,而中国共产党不会发起进攻……”。

  麦克阿瑟在遭到中国军队进攻时于11月底接受了一次《美国新潮与世界报道》的采访。他告诉两位记者,他与中国作战出现的问题应归咎于华盛顿方面对他的限制。总结起来就是“他们设置了无数障碍,这在军史中是没有先例的。”杜鲁门被触怒了,政府旋即对军事指挥官和高级公务员颁布了限制言论的一揽子命令。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在向公众发表声明以前向其所在部门澄清所有的声明内容。尽管看起来像是针对几千人的一种限制,但实际上矛头却指向一个人。麦克阿瑟对此的反应是写了一份新闻发布搞批评五角大楼、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关于中国意图方面的错误情报。他一本正经地把这份稿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联会在这场小小的闹剧里扮演着他们自己的角色,他们严肃地告诉他,他的声明不符合政府涉及情报内容的新闻报道范围的有关政策。

  麦克阿瑟继续通知华盛顿如果不能给他增援20万人,那就只有两种方式可以结束朝鲜战争。联合国部队要么被消灭要么被迫撤退。1951年1月,中国军队攻陷汉城。联合国部队仍然在撤退,麦克阿瑟坚决的要求似乎越来越可信了。他自己似乎也不像平时那么乐观了。能经常见到他的几个人发现他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疲惫和沮丧。

  在这一紧急关头,也许是洛上校把将军情绪低落的消息告诉杜鲁门的,杜鲁门为了缓和他和麦克阿瑟的关系,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就美国为什么要执行在朝的现行政策列出了10条很好的理由。总统在信的结尾部分还以个人名义表示了对将军的感谢。他写道:“全国人民感谢你在朝鲜那种艰苦的斗争中所作出的杰出指挥,以及你的部队在最困难的环境中的出色表现。

  当麦克阿瑟还在揣摩着这封信时,J·劳顿·科林斯和霍伊特·范登堡正准备再去朝鲜。李奇微让他们相信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不堪一击了。2月,李奇微指挥第8集团军发动了一系列攻势,一个月后夺回汉城并把中国军队撵回三八线。麦克阿瑟曾断定朝鲜战场上或全军覆没或撤退的两条出路一下子成了失败主义的表现。自从仁川胜利以来笼罩在他身上的“军事天才”的光环渐渐地失去了光辉。李奇微在没有大部队增援的情况下大败中国军队,说明了除偶然因素以外,最了解朝鲜战场形势的将军不是麦克阿瑟而是李奇微。

  麦克阿瑟极力声称,他对李奇微向第8集团军灌输的进攻精神充满信心,并在他的回忆录里不加掩饰地讲:“我命令他再次向北挺进。”李奇微在麦克阿瑟去世后不久读到这句话,既气愤又困惑。他在麦克阿瑟的《回忆录》中这段文字旁的空白处写道:“从来没有下达过这样的命令。

  正当中国军队惨遭重创时,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通过协商结束战争的时机成熟了。麦克阿瑟得到通知:总统计划发布通告,召集有关方面进行讨论。麦克阿瑟在决定阻止总统的这一倡议之前对未来前景考虑了数日。美国还没有赢得胜利。杜鲁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在基本上维持双方战前(北朝鲜进攻前)所占地盘的条件下结束这场战争。所有的痛苦、所有的毁灭,以及所有牺牲将士的生命没有达到任何目的。麦克阿瑟向中国发出了一份长长的电文,要求中国要么承认失败,要么准备冒险,“联合国部队可能会忍无可忍,不再继续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而是要把我们的军事行动向(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地扩展,(这)将注定红色中国面临着军事崩溃的危险。”这句话的意思是:马上撤退,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不用说,他又没有事先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商量过这件事。

  杜鲁门再次被激怒了。麦克阿瑟一下子就将他寻求和谈的可能性化为泡影。麦克阿瑟诡辩说,他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发布了一条新闻稿而已。他的行动十分露骨地对抗总统的和谈倡议,可他说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一点,朝鲜战争已经让他受够了。如果不能战斗到最后胜利,那还不如现在就退出,成为一个烈士,一个战斗者的终结就是成为政治懦夫神坛上的祭品。与其将自己辉煌事业的最后几年放在与共产党人没完没了的谈判上,可怜巴巴地企求他们同意休战,还不如冒着被解职的风险并要求杜鲁门改变战略产

  对杜鲁门来说,麦克阿瑟胆大妄为地向中国发出的通告是目无上级的表现。但是对公众来说,麦克阿瑟对敌人的公开指责则是一种成功的表现,经历了整整一冬的不断失利和撤退之后,这一举动给美军一剂强心针。现在还不是解除这位将军职务的最佳时机。总统还要等麦克阿瑟再犯一个错误,一个更明显的严重错误。

  他没有等很长时间。当麦克阿瑟思考如何答复杜鲁门总统要北朝鲜和中国进行停战谈判的建议时,他写信给众议院共和党发言人约瑟夫·马丁。信中批评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欧洲中心主义,为此不惜以远东为代价:“如果我们在亚洲这场与共产主义进行较量的战争中失败,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胜利了,欧洲才最有可能避免战争而维护自由。”尽管朝鲜战争如何结束是他真正头疼的事,他仍愤然高呼“什么都代替不了胜利。”

  麦克阿瑟没有要求马丁将他的信保密。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当他写信给国会成员时,那位国会成员通常是将此信公之于众而不是自己保留,所以,当4月5回马丁在国会当众宣读他的来信时他几乎不可能感到吃惊。当晚,杜鲁门将一腔怒火述诸于日记,“这已经让人忍无可忍了。他的目空一切令人厌恶。”

  麦克阿瑟曾接受前共和党期刊《自由人》和保守的英国报纸《每日电讯》的采访,其间他公开批评他在作战时受到的种种限制。更有甚者,他指责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十分“荒唐可笑”,而这些限制和战略最终都是由总统下达的。如果说这种行为不是由于一个人想让自己被解除职务,那至少也不能说明他很想保住现在的职务。

  4月9日,当阿尔蒙德在返回朝鲜前来看望他时,麦克阿瑟忧郁地说:“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别了,内德。”

  “我不懂您的意思,”阿尔蒙德困惑地说,“在过去的6个月或者8个月中,您经常来看我的呀。”

  “不是指这个,”麦克阿瑟回答道,“我卷入了政治,可能总统要免我的职了。”

  过了不到24小时,杜鲁门签署了一项命令:免去麦克阿瑟所有的司令职务。消息很快泄露出来,布雷德利在4月10日深夜匆忙去见杜鲁门。他告诉总统如果麦克阿瑟在命令下达到他那里之前听说这件事,他可能会立刻辞职。杜鲁门勃然大怒:“我不会让那个狗娘养的向我辞职,我要免他的职!”凌晨1点,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总统的决定:立即免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锡德·赫夫从广播中听到麦克阿瑟被免职的消息并告诉了琼。她随后通知了麦克阿瑟。4月12日,当麦克阿瑟一家正在吃午饭时,一个专送急件的陆军通信兵带着一个装有杜鲁门的命令的邮包到了他的家,官方确认书到了。泣不成声的赫夫回到餐桌前,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信封,上面写着“麦克阿瑟亲启”。麦克阿瑟打开信封读道:“出于总统和美国三军总司令的职责,我非常遗憾地解除你盟军最高司令、联合国军指挥部总司令、美军远东总司令、远东美国陆军司令的职务。”

  “请立刻将你的指挥权交给马修·B·李奇微接管。如你选择前往某一地点,兹授权你下达有关命令,以完成所需的旅行。哈里·S·杜鲁门”。

  麦克阿瑟转向他的妻子,他那张一向表情丰富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没必要再读下去了,此时也无法理清思路。麦克阿瑟那种奇怪的平静就像一块钢铁,当一个人身心俱疲的时候,他最可能有的表情就是面无表情。“琼,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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