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西门、孔德和库尔诺
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一种值得注意的方式出现在19世纪三位法国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圣西门、孔德和库尔诺——的著作中。这三个人都发展了一种历史变革的哲学，在这种哲学中，科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他们这三个人都曾设想，在不久的将来，社会科学将达到天文学和数学已经达到，而“生理学”（生物学）正处在这一过程之中的一个高级的和确定的状态。
亨利·圣西门：革命和科学宗教
亨利·圣西门（1760－1825）是思想史上一位有趣的人物，因为，尽管他实际上并不了解科学，但他却雄辩地论述了科学的重要意义；而且，他还设想，科学家在重新组织社会方面将发挥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尽管在晚年他不再迷恋科学，而且——更特别地——对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接受他自己的思想失去了信心，但是，他所设计的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蓝图却总是强调科学思想和科学理想的重要性。他甚至渴望一种有科学家-牧师的科学宗教，并且梦想物理学家就像是教皇那样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他盼望在一个不太久远的将来，将对科学以及教育体系和教育方法进行改造，从而保证科学为了所有劳动者的利益而“完善工艺”（见曼纽尔1956；1962，113）。
今天，当人们记起圣西门时，通常把他看作是一位前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一位科学崇拜的早期的鼓吹者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的一位前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称赞圣西门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他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1935，38。见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11页）。埃米尔·徐尔干则称圣西门为“实证哲学和社会学的奠基人”。我们从下面一个引自圣西门《论人类科学》的论述（1865－1878，40：25—26；转引自曼纽尔1956，113）可以看见现代实证哲学的发端：
一切科学开始都是推测性的。事物的伟大秩序注定了它们都将成为实证的科学。天文学开始是占星术；化学的起源不过是炼金术；曾经长时间在江湖骗术中挣扎的生理学，今天则是建立在已观察到并且得到证明的事实之上的；心理学现在开始把自己建立在生理学的基础之上，并且从自身中清除了它曾立足于其上的宗教的偏见。
在他的《给一位日内瓦居民的信》（写于1813年）中还预言，社会科学将成为与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处在一个层次上的科学。（在这部著作中，他没有使用“实证的”这个术语来描述精密科学；他第一次使用这个术语是在1807年；见曼纽尔，1956，132）。他根据科学相继“从迷信和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同上）的次序，在后来奥古斯特·孔德进行阐述之前，对科学的等级层次作了划分和说明。与孔德一样，他认为，生理学只是刚刚进入或将要进入“实证的”状态。他在《给一位日内瓦居民的信》中写道（1865－1878，15：39-40；英译本见曼纽尔1956，133），“生理学仍然处在一个不幸的地位或状态，而占星学的[原文如此！]和化学科学已经越过了这一位置或状态”。他还说，“生理学家现在被迫从他们中间驱逐哲学家、伦理学家和形而上学家，这正像天文学家驱逐占星术士和化学家驱逐炼金术士一样。孔德将乞灵于关于占星术士和炼金术上的同一个形象。
圣西门写的三部主要著作都与科学的主题直接相关：《19世纪科学著作概览》（1808），《论万有引力》（1813年12月），以及《论人类科学》（写于1813年1月，但直到1858年才发表）。正是在《论人类科学》中，他最充分地发展了他关于科学中革命的理论。在该书两部分的第一部分的一个附录中，圣西门对革命作了探讨。这个探讨采取了“写给生理学家的信”的形式（1858，382－386）。如果他们会“大胆地支持我的话”，那么，“几年以后将发生一场伟大的和有益的革命”。然后，圣西门说，历史表明，科学革命和政治革命是交替进行的。依次说来，每一次革命都是下一次革命的原因和前一次革命的结果。圣西门说（1858，382-386），这一番扼要的重述“将证明，下一次革命必是一场科学的革命，正像我的著作将用越来越多的证据向你们证明的，正是应主要依靠你们（生理学家）来引起这场革命，而且，这场革命必定对你们是特别有用的”。
圣西门的历史序列是从与哥白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科学革命开始的，然后是路德的政治革命。继之而起的科学革命包含培根的著作，伽利略对“地球围绕地轴作周日旋转”的证明，这一证明“完善了哥白尼体系”。随之而来的政治革命发生在英国，在这场革命中，查理一世“受到他的国民的审判”，而且，“古人所不知晓的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秩序”得以确立起来；与此同时，路易十四则“着手使整个欧洲屈服于他的管辖之下”。在随之而产生的科学革命中，出现了牛顿和洛克，而且这两个人“产生了在科学中引起一个巨大飞跃的重要的新思想”；他们的思想在法国的《百科全书》中得到发展和运用。继之而起的政治革命就是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是“在《百科全书》出版几年之后开始的”。
那么，圣西门不得不就下一次科学革命作出预言。这场革命将是“人类科学”（人的科学）中的一场革命，它是以“生理学知识”为基础的。圣西门设想，这门新的科学将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而且，用这种新的科学培养起来的人们，将有能力用在其他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中所运用的方法来处理政治问题。18世纪的著作总是倾向于瓦解或破坏社会，而即将来临的19世纪的作品将“努力改造社会”。我复制了圣西门《论人类科学》初版时的两页文字，这样，读者可能就会鉴别出两种形式的革命之间印刷上的对应性。
圣西门从他的目录中删去了化学革命。过去发生的革命的顺序是从哥白尼开始，达到培根和枷利略的成就，然后又到牛顿（以及洛克和《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家）。这三组已经完成的革命，圣西门所提到的这样一些唯一实际的革命，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知晓的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奥古斯特.孔德在对圣西门思想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似乎对这个单一的概念作了最早的明确的表述。
奥古斯特·孔德和实证论哲学
奥古斯特.孔德是19世纪最具有创造性的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对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是相当广泛而普遍的。他开创了被称之为“实证主义”的思想运动，而目．他为一门尚末存在的学科发明了“社会学”这个名称。他的哲学思想详细地阐述在他的《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该书在1830-1842年间用法文出版，而且由哈里亚特·马蒂诺译成了英文。孔德在英美世界的影响，并不像他在法国和欧洲大陆以及拉丁美洲曾经产生而且现在仍在产生的影响那样深远。在20世纪，孔德哲学的某些部分，在受到恩斯特·马赫思想强烈影响并通过维也纳学派而传播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学说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在这个新的变体中，显然再没有什么人把孔德看作是实证主义的奠基人。
孔德把两个重要的新的概念引入到科学的历史发展中。第一个概念就是他的三阶段规律。孔德认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的三个阶段是认识和理解外部世界的现象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而且是说明这样一些现象的方式和途径。第一个阶段是“神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一切事件都被归于上帝和神灵的活动；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帝或神圣的力量的意志被抽象概念所取代；最后，第三个或“实证的”阶段，是当科学的解释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时候所达到的。孔德通过对文化或文明的发展、思想之发展，尤其是科学的发展的广泛的历史描述，探讨了这三个阶段的接续和演替。他“确信，关于科学之历史的知识是极端重要的”，而且，他甚至更进一步地指出，“如果我们不了解一门科学的历史，那么我们就根本不会完全通晓这门科学”（1970，49）。因此，孔德是第一个倡导要严肃认真地和系统地研究科学史的人。乔治·萨顿一值赞扬孔德是科学史这一学科的奠基人。
孔德的第二个历史概念构成他对科学作的新的和具有相当创造性的分类的一部分。他提出了一个分类表，在这个分类表中，他根据“一般性不断减少，而相互依赖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的一种历史的和分析的层次，对科学作了分类。因此，这个分类系统不仅是通过一种逻辑的分析确定的，而且也被历史所证明。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是所有科学中最具有一般性的科学，而且在历史上也是最早成为“实证的”科学的科学。在孔德的分类序列中，在数学之后的是天文学。在天文学中，物体被认为是自由运动的，或者说，物体的运动不受周围的流体、碰撞、摩擦以及在关于可见物体的地球物理学（物理过程）中出现的所有其他复杂性对运动的阻抗。紧接着天文学之后的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在孔德所处的时代，正处于成为“实证的”科学的过程之中），而最后一门科学是“社会学”。在孔德的分类中，心理学未占得一席之地，因为孔德认为，它或许应当视作人类生物学（“生理学”）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分类表与孔德在巴黎综合工科学校作为一名数学家所受的训练以及他对精密自然科学所进行的研究是协调一致的。由于他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背景，孔德把物理学（地球物理学）看作是所有科学的模式和榜样，因为在物理学中，观察和实验与数学相结合，从而产生出一个真正“实证的”知识体系。因此，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孔德把未来关于社会的科学视为一门“社会物理学”——凯特尔后来在一种完全与此不同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一术语。
孔德的三阶段规律，就像一切创造性的思想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的前辈，尤其是孔多塞、卡巴尼斯和圣西门（孔德曾做过他的秘书）的概念或思想的改造。比较一下圣西门和孔德两人的观点，也许可以看出这一改造的程度，而且这因此也是衡量孔德的真正独创性的方法。圣西门认为在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哲学变成了拒斥一切不可证实的东西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但是，在孔德看来，把最后一门科学——社会学——确立为一种“实证的”学说还不是最终阶段；几门科学彼此间的区别尚未克服，以致产生出一个完整的（总体的）实证主义体系，甚至这样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它终将是值得称之为“哲学”的一种综合。在这个最后阶段，一切知识都将是“实证的”和浑然一体的，都将结合在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即新的社会学科学之中。因此，人们不仅将认识和理解人和社会的问题和需要，而且也会清楚地知道改造和改善人及其社会的现状所应采取的步骤。这个思路必然使实证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甚至发展到有教堂、有一大批教士或牧师，有一个“实证主义的”圣人目录胞括摩西，荷马，亚里土多德，阿基米德，朱利叶斯·凯撒，圣保罗，查理曼，但丁，谷登堡，莎士比亚，笛卡尔，腓特烈大帝，比沙）的地步。
圣西门和孔德互相之间的影响是难以把握的，因为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冲突或分歧。孔德和圣西门都称他们从孔多塞关于科学相继成熟的学说中受益匪浅，但是，孔德谨慎地拒绝承认他从圣西门那里获得了什么教益，而且只是以轻蔑的语言提到他。人们经常推测，圣西门对孔德的影响必定要比孔德对圣西门的任何可能的影响更重要些。就我本人的断定而言，这种观点或看法（没有任何现实的证据证明这一观点）的唯一依据是，在他们学术上交往甚密的时期，孔德比圣西门年轻，而且此时孔德是圣西门的秘书。但是，考虑到孔德是他那个时代最卓越的、而且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而且年轻人一般要比年老一些的人拥有更丰富的创造性的思想，那么，孔德对至西门的影响难道就不习能比圣西门对孔德的影响更为重要吗？无论怎样，他们许多思想（包括三阶段规律，科学的相继发展，“实证主义”或“实证的”科学的概念）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一致性并不减低对孔德的创造性才华的评价。重要的不是孔德在某种程度上在改造着比他年长的朋友和同事的某些思想，而是他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些思想。（关于这个论题的一个比较好的评论见于曼纽尔1962，251—260）最后，孔德确信，其他人（让一巴蒂斯特·萨伊和查尔斯·德诺耶）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要比他所说的那个“愚蠢的老哲学家”和那个“堕落的骗子”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他的“精神祖先”（曼纽尔1962，257）是休谟、康德、孔多塞、德·迈斯特尔、加尔和比沙。
在论述科学的发展时，孔德经常采用科学中革命的概念，以及16和17世纪科学中的普遍革命的思想。例如，他在1820年的一篇题为例近代史的简短评价》的论文中，就曾援引科学革命的思想（弗莱彻1974，99）。孔德在文中说：
直到近代，它们[自然科学]还在自身中混合着迷信和形而上学。只是到了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它们才完全摆脱了神学的信条和形而上学的假说。它们在其中开始成为真正实证的科学的时代，必定是从培根开始，然后到伽利略，并一直持续到笛卡尔。培根首先引发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而他的同时代人伽利略则为这场伟大的革命提供了最早的范例，笛卡尔则决定性地把理智从关于科学的权威的羁绊中解放了出来。然后，出现了自然哲学，而且科学的性能获得了它真正的特点，即贡献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精神要素。
而且
从这个时代开始，各门科学在自然的延续顺序中，也就是说，根据它们实际上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而都相继变成了实证科学。因此，首先是天文学，然后是物理学，稍后是化学，最后——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中——是生理学，被发展成为实证的科学。所以，就一切专门的知识而言，这场革命已经彻底完成了，而且对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来说，这场革命显然已达到了它的终点。
在1822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简论科学在社会改造中的必要作用》的论文中，孔德提出了“科学家在我们的时代应当把政治学提高到观察（经验）科学的地位”的原则（弗莱彻1974，135）。他的分析基于他的三阶段规律。他声称“四门基本的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以及附属于它们的科学”都已成为实证科学，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说，生理学的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于所有三种状态中。例如，“人们特别称之为道德的（moral）现象”“被一些人看作是一种持续的超自然的作用的结果；而另外一些人则把它们与能够予以证明的并且不可超越的有机体的状况联系在一起”。孔德在1825年11月《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哲学思考》一文中，对这一思想又作了更详尽的发挥（弗莱彻1974，182ff．）。孔德在该文中对“过去两个世纪中人类精神的进步”进行评价时特别指出，“道德现象（moral phenomena）是所有从神学的领域中摆脱出来并进入物理学的领域的现象中最新的现象”。他实际上认为，“生理学家［或生物学家」在我们时代正是以与动物生态的其他现象同样的精神研究道德现象的”。而且，尽管他不会站出来赞成“道德生理学”领域中彼此矛盾和冲突的这种或那种理论，但是，他确实坦率地断言，“显示出每一门年轻的科学中不可避免的一种不确定性的这个理论差异的存在，恰恰清楚地证明了，就我们知识的这个分支来说，正如对所有其他的学科一样，伟大的哲学革命已经完成”。
因此，可以相信，孔德把科学的发展——它们转变成为一种实证的状态——看作是一种革命的连续。他认为近代科学的确立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然而，我没有看到孔德在什么地方曾论述过科学由此而得到发展的革命过程本身，而目．我也不能断定孔德是否曾有根据地对科学的或哲学的革命与社会的或政治的革命进行过比较或对照。不过，对于孔德来说，用很简单的理由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变，永远不可能是连续的和直接的”，而且为什么“总是有一个过渡的混乱状态”（1975，24；英译见伦兹尔1975，201）。首先，“无政府混乱状态的罪恶的经历”与考虑旧制度的缺点相比，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激励或激发新的制度。第二，在旧制度消灭以前，“关于必须要做的事情，不可能形成任何适当的概念”，因为
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的理由是薄弱的，我们不可能使我们自己摆脱我们周围的环境的影响。甚至最狂放的梦想家，也都在他们的梦幻中反映着当前社会的状况；而设想出一种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真正的政治制度是更不可能的。最崇高的精神在接近即将来临的时期之前，是不可能辨识出这一时期的特征的。而且，在此之前，旧制度的外壳将被全部打碎和抛弃，而且民众的精神将习惯于旧制度毁灭的景况。
孔德援引亚里士多德为例。亚里士多德“不可能设想出不建立在奴隶制之上的一种社会状态，这个社会必然要废除在他之后几个世纪中所发生的一切。”关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孔德说，“注定要进行的革新是如此广泛又如此彻底”以致“其决定性的准备时期在以前也从未如此持久而又如此危险”。他说，“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革命的行动第一次依赖于一种有次序地否定一切有秩序的政权的完整学说。”对于科学中革命的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孔德对革命的政治变革所作的三阶段分析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早在一个世纪之前，J．S．巴伊就已把三阶段中的两个阶段引入了对科学的论述和探讨。孔德的三位一体包括旧的东西的毁灭，由此而产生的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新的东西的确立。巴伊设想了一个两阶段的过程，通过这两个阶段，每一次科学中的革命都将首先是破坏一种现存的知识体系，然后创造并采用一种新的知识体系。
库尔诺
安托万-奥古斯坦·库尔诺是奥古斯特.孔德的同时代人，是一位数学家和行政官员。人们今天记得他，主要是由于他对概率论的贡献，而且也是因为他对科学知识作了一般的或哲学的分析，而且对科学解释的性质进行了研究。他与孔德的不同在于，他的认识论是以盖然论为特点的，而孔德则坚决反对概率和统计学成为社会科学或科学的钥匙和关键。
与孔德类似，库尔诺也提出了一种对科学的分类，这种分类法是同历史，同科学的发展实际经历的阶段联系在一起。但是，库尔诺反对孔德对“宗教的、哲学的和科学的学说相继出现”的三阶段的“所谓必然的次序”所作的公式化的描述（1973，4：27）。而且，孔德所看到的是一个单向度的或直线的进步或发展（级数），而库尔诺则提出一个双向度的模式（矩阵），他称之为“复式簿记”表（见库尔诺，1851，&237，289；格兰杰1971，452－453）。这里所提出的纵向类目有点类似于孔德的历史学的分类：数学科学；物理和宇宙论科学（相当于孔德所说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地质学和工程学）；生物和自然科学（孔德的生理学）；精神论的和符号论的科学（这在孔德的分类表中是没有的）；政治的和历史的科学（包括孔德的社会学）。
在其《论我们知识的基础》（1851）一书中，库尔诺并没有明确说这个纵的排列代表一种历史的序列，尽管这个排列包含着逻辑上的从属和依赖关系，它要求某些科学在时间L是在其他科学之先的。库尔诺的这部论著运用了大量历史上的例证，但在论述科学变革的过程时并没有举出什么实例。诸如在计算数学中所发生的那些伟大变革，仅仅被归之为“伟大的革新”，“创造”和“重大发现”（&200，201；246－249）。在库尔诺看来，显然具有革命意义的一个事件是伽利略否定了“从毕达哥拉斯到开普勒这些哲人”终生所作的徒劳无益的探索。这些哲人希图在“和谐的思想”中找到“对大量宇宙现象的解释”。他们把“和谐的思想”与“他们自己考虑的而且同用于测量连续的量值无关的数字的某些属性神秘地联系起来”（p．246）：
真正的物理学是在伽利略否定了这些长期的徒劳无益的思辨，并且不仅考虑到通过实验来考察自然——培根也提出了这一思想——而且想到通过把测量自然现象中一切能够被测量的东西作为实验的直接对象从而准确地说明赋予实验的一般形式时才确立起来的。
因此，库尔诺把伽利略的大胆创新比作拉瓦锡在化学中的革新。他称此为“一场相似的革命”。库尔诺认为，“这场革命是一个半世纪以后在化学中发生的。那时，拉瓦锡敢于进行比较，也就是说，敢于进行测量或定量分析，而对于拉瓦锡所比较和分析的这些材料，在他之前的化学家只是把他们所说的定性分析运用其中”。因此，库尔诺认为，伽利略和拉瓦锡都是科学中的一次革命的引发者。但是，在《论我们知识的基础》中论述“连续性和不连续性”时，关于这一点，库尔诺对于“数和量”要比对科学中的革命更感兴趣。
库尔诺的一本书有这样一个特别吸引人的标题——《论科学和历史中的基本观念的顺序》（1861）。这部著作虽然引用了许多历史的实例，但是，与其说它是一种历史的探索，不如说是对科学和历史的逻辑或哲学的研究。库尔诺认为，这里所说的“基本观念的顺序”是一种逻辑的而非编年学的顺序。尽管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论述了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革命），但是，在谈到像哥白尼、笛卡尔、伽利略、莱布尼茨和牛顿这样一些著名的科学人物时，并没有采用革命的概念。不过，在第5章开始一段中，库尔诺顺便提到过一些革命。在这一段中，库尔诺将物理数学与化学和物理学作了对比。他说，“化学和物理学取得了进步，并且经历了革命，而在几何学和力学中则没有什么进步或相应的革命”（1861，120）。但是，在随后的论述中，库尔诺既没有具体说明这些革命是什么，也没有说这些革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进步的特征。
库尔诺最注重历史性研究的著作是他的《对近代思想和事件的发展的考察》。该书初版于1872年。它的一个主要论题是革命在科学和技术、社会科学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其中有三章的标题表明了革命概念的重要性：第三卷第一章中的“数学中的革命”（关于17世纪），第4卷第1章中的“化学中的革命”（论述18世纪），第5卷第6章中的“经济的革命”（有关19世纪）。该书最后整个第六卷专门论述法国大革命及其影响。
在对中世纪作了一般性的介绍和论述（第1卷）之后，第2卷一开始就对历世纪“科学的进步”进行了分析的叙述。对数学的初步的说明和解释是从哥白尼革命开始的（1872，99）：“在历世纪的科学史中，一切都在哥白尼的名字以及他在天文学中引起的革命的重要性面前相形见细，苍白无力”。的确，“哥白尼在天文学中引起的革命，将永远是理性战胜感觉，战胜想像，战胜一切成见的伟大胜利的最完美的例证，是有可能取得这样一个胜利的确证，是人们可以把所有对同一体裁的批判性论述与之相比的最好例证”（P．101）。“这个典型是由所有科学中在时间上最古老的也是最完善的科学提供的”，这是“绝对适当的”[bien dans l’ordre]。
第3卷讨论17世纪的情况。它一开始就提到“未来舆论的革命，信仰的革命，制度的革命，语言的革命，以及趣旨的革命”（p．172）。作者认为，17世纪科学的进步和革命赋予那个时代以独一无二的伟大特点，无论宗教。政治或哲学，还是文学和艺术，都不可能赋予那个时代以同样显著的特点”。这个世纪以“一系列伟大的科学发现”以及一次“数学中的革命”为标志（同上）。库尔诺对他关于这个世纪以及这一世纪在科学中发生的革命的看法作了如下概括（pp,173-174）：
17世纪科学发展的历史确切划分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为了自身，为了某些人在它们中所发现的魔力，或者通过对其未来作用的神秘的模糊的预感而长期发展的理论科学，突然搞开了宇宙秩序中那些最基本、最简单、最伟大因而最令人难忘的东西的奥秘。一般运动规律，引力的作用，以及最后，关于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理论，或者……“世界的体系”——这些都是由抽象的思辨和批判的观察的奇妙结合所确定和解释（就人类掌握它用以解释任何东西的范围而言）的结果。从那时起，在理论科学的领域中，正如在观察和实验的领域中一样，新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在几何学中，如同在天文学和物理学中一样，新的发现变成了革命。而且，至少对几何学和天文学来说，这些革命在其各个领域中都是空前绝后的。所以，这些革命所唤起的伟大科学家的声誉也是无与匹敌的，而且，近来似乎也没有什么荣耀会减低与他们有幸发现并揭示出来的最重要的真理和比较高的规律在神圣计划的秩序中占据的地位相同的地位。这个地位将一直保留在人类的记忆之中。
库尔诺并没有像丰特奈尔那样，把莱布尼茨和牛顿的发现归之为一场“革命”，尽管他认识到了微积分的极端重要性（bk．3，ch1，p．177），而且他还引证了丰特奈尔关于17世纪数学中某些创新的思想（p．180）。库尔诺也没有把在“门世纪的物理科学和自然科学’冲的发现列为革命（bk．3，ch．2），虽然他确实提到那时出现的并且集中在理论数学和物理力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的危机”（p．192）。但是，他称赞伽利略使科学走上了新的道路：库尔诺认为，伽利略向人们揭示了如何从诸如一块石头的坠落或一盏吊灯的摇动这样一些“最寻常的现象”中引出重要的科学的结论（pp．186—187）。他指出了“迫使造物主公开她的秘密，使简单的基本的数学定律现出其本来面目”的方法和途径。伽利略是“实验物理学和数学物理学的创立者”，而且尤其是“物理力学的创立者”。但是，显然他没有引起一场“革命”。而且，牛顿也是如此（pp．189－190）。
库尔诺用“革命”这个术语加以描绘的整个17世纪的物理和自然科学中的唯一发现是哈维的血液循环。他说，在哈维的发现之后，“依照某些根据可以预期在近代化学后来在工业中所带来的那种医学中将发生一场革命”。但是，这个发现不久就“对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变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库尔诺断言，一个科学发现的实际意义，与实际所发现的东西的内在重要性并无多大关系，而是更多地与它成为其一部分，而且它能够具有其产生某个包含着科学改革或革命的萌芽的新思想这一特点的科学的成熟阶段联系在一起（pp．194－195）。
在描述18世纪的数学和科学时，库尔诺指出，拉瓦锡的著作是“化学的革命”（p．271）。拉瓦锡的研究使“化学真正改变了它的面貌”；这门科学“经历了一场革命”（p．278）。然后，他问：“为什么化学——自拉瓦锡以来，已经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而且在其中，理论产生了如此经常的变化——没有发生更多的革命呢？”
在19世纪（也就是说，到1870年），库尔诺没有发现任何值得用“革命”这个术语来加以描述的科学的进步。在赋予这个对事实的简单陈述过多的重要性时，人们必须小心谨慎。库尔诺很可能没有对他曾经讨论过以弄清它是否构成一场革命的每一个发现或创新进行认真的评价。但是，实际上他的著作对英国革命（P．90，94，242-251，543，549），法国大革命（p．461-550），英国革命和法的革命之间的相似之处（pp.540-550），政冶革命（p.91,93,111），19世纪的经济革命（pp.418-427），以及数学和科学中的许多革命，这些革命的一般特点，作了相当多的论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库尔诺在描述科学事件的“革命”特点而言，任何失败或不足，必定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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