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人透露爆炸细节(1)(图)
1955年4月11日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实施其罪恶计划的日子。
上午11时左右，“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印度孟买飞抵香港启德机场。这是一驾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制造的星座式749A型飞机，在当时是不错的飞机了。
据档案记载，这架飞机已经飞行了11163小时，飞机状况良好。担任此次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一共有七个人，包括机长、副驾驶员、领航员、飞行工程师、飞行事务员、空中女服务员、机械师等。
此时正值中午，飞机停稳后，机组人员除了机械师卡尼克留在飞机上以外，其他人通通下飞机用餐。
虽然事先中国政府已经通报港英当局，美蒋特务可能会对飞机实施破坏活动，要求港英方面加强保护措施。然而，此时香港警方却并没有对飞机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对机场的地勤人员，并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和监控，只是派了辆警车停在离飞机很远的地方监视，把观察的重点放在了行李检查处和机场入口处。
机组人员下飞机后，卡尼克发现机组的行李少了两件。在他印象里，这种事情在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于是卡尼克赶紧离开飞机，去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让他们找找行李。据卡尼克事后回忆说，当时他离开飞机有十来分钟，“如果要放爆炸物至机内，两分钟即够”。卡尼克估计，炸弹应该是放在了飞机右翼两引擎之间，“因该处机板只要两分钟便可打开，顺利放进去。”
关于周驹是如何将定时炸弹带进机场的，社会上流传着多种说法，甚至有人说周驹是将炸药装进牙膏里带进去的。
从解密档案的记载来看，这种说法显然不准确。
据解密档案记载，炸机事件发生后，周驹的同乡、知情人周仕学和周国辉二人怕遭特务机关暗算，先是向港英当局投案寻求保护，后来又通过《大公报》的关系来到广州，向我有关部门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4月11日上午5点多钟，由姓黄的特务把一定时炸弹（约茶杯大用鸡皮纸包好）交给周驹携进机场。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抵机场时，周乘进行打扫的机会，把定时炸弹放于飞机右边轮头的上头（引擎部位）。周骗其领班余培说，这包是西药，还表示以后对余有好处等云。得手后周把自己的咭纸（报到用的纸张）交给余培，不等放工时间即由铁丝网爬出机场。而当时特务分子黄、邓二人驾驶一汽车停于黄大仙靠近机场的地方接应周离开机场，故周由铁丝网爬出后即乘该车返太子酒店。途中，黄邓对周大加奖励，说回台湾后向上级报告，并表示周可带其家人及在国内的弟弟周锡培等到美国，如其弟不能来港，可由特务机关派人在国内办好出境手续。至于60万港元待回台湾后才给等云。当天，黄邓二人带周离开太子酒店，先往ABC餐室饮茶，并给了周一些钱，要他往新新酒店居住。姓黄的特务分子于12日即先回台湾，留邓、甘两人在港与周联系善后工作（负责周离港等事）。但过后不久，邓、甘二人见情势恶化，而飞机爆炸也没有周总理受难，不能达到其原阴谋目的，邓、甘两人就没有与周联系，这时周的父亲周瑞维曾四处找其踪迹，但邓、甘已偷偷返回台湾，把周驹抛离不理。
中午12时45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八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两名记者和一名越南工作人员乘坐航空公司的专车抵达机场。
按照事先跟印航商定的，代表团可以免除检查，直接登机。于是汽车直接开到飞机跟前。
这时印航经理已经站在飞机旁边，潘德声上前询问：
“一切都没有问题了吗？”
印航经理答道：“OK!”
潘又问：“引擎也检查过了吗？”
印航经理答：“检查过了。”
俩人随后登上飞机做进一步的检查。开始办理登机手。
紧接着，代表团登机。随机还托运了三十几个箱子，里面是亚非会议期间准备对外送礼用的景泰蓝等工艺品，以及宣传用的书刊资料等。一切进行得都挺顺利。
下午1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前来送行的人们望着渐渐远去的飞机，不由得舒了口气，大家谁也没有想到，悲剧即将发生。
从香港到雅加达的飞行时间是六个半小时，飞机升空后平稳飞行，一切正常。
下午6点40分，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突然接获英国路透社消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除三名机组人员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有关方面在打捞“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
解密档案中记载有印尼空难调查委员会的事故调查报告，其中一部分是根据幸存的机组人员的回忆记录下来的飞机坠入大海那一瞬间的真实情景：
飞机于1955年4月11日格林威治时间4时25分从香港起飞。飞机上共有十一个乘客，并载有3780英加仑燃料和140英加仑滑油。当时起飞重量是98376磅，载荷分布适当，重心在25％平均空气动力弦。
飞机的机长贾塔尔是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年资最老的和有经验的驾驶员之一，他总共飞行了12300小时以上，其中4900小时是作为星座式飞机机长的飞行时间。飞乘组的其他人员也是有经验的人员，个人都有他们专业的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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