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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世界秩序》

首页 > 世界秩序 > 第九章 技术、均衡与人的意识

人的因素

  自从16世纪近代史开启以来,政治哲学家一直在争论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霍布斯、洛克、卢梭从生物学、心理学角度对人类意识进行了描述,并以此为起点形成了他们的政治立场。美国的建国先驱们也是如此,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追溯社会的演变时,他们探究“根深蒂固的人性”因素:每个人都有强大却易错的理性和与生俱来的“自恋”,二者相结合便使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人的能力不同直接导致“学历和财产不同”,“社会划分成不同的利益和党派”。13虽然这些思想家对具体因素的分析及结论不同,但都从人性角度构建其理论框架,而人性的内在本质和现实体验是永恒不变的。

  当今世界,人类意识是经过一个前所未有的滤器过滤形成的。全天当中,电视、电脑和智能手机这“三大件”让人与屏幕几乎不停地互动。现实世界的人际交流被无情地推入网络设备构成的虚拟世界之中。最近的研究表明,成年美国人在屏幕前约花掉一半醒着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还在延长。14

  这一文化剧变对国家关系有何影响?决策者肩负着多重任务,其中许多是由他所在社会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他必须首先分析他所处的社会,因此自然需要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没有对历史和未来的直觉,就无法做出判断。然后他必须努力了解这条轨迹将把他和社会带向何方。他必须抵制诱惑,不能照搬过去的决策,因为未来的路上会发生停滞,也会有衰落。在技术和政治剧变的时代,智慧不断告诉我们,必须另辟蹊径。显然,带领社会从此岸走向未知的彼岸时,一条新路既有优势也有劣势,而且好像总是优劣相当。沿着从未走过的道路前进需要睿智和勇气:需要睿智,是因为这个选择并非显而易见;需要勇气,是因为开始走这条路时将会形单影只。政治家必须激励人民坚持下去。伟大的政治家(丘吉尔、两位罗斯福、戴高乐和阿登纳)既有远见,又有决心,而当今社会越来越难以培养这些品质。

  互联网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了伟大且不可或缺的成就,但它侧重已然而非偶然、事实而非概念,侧重由共识而非自省形成的价值观。对于一碰按钮便能获取数据的人来说,历史和地理知识不是必需的。对那些在脸谱网上寻求成百上千的朋友点“赞”认可的人来说,那些孤独地在政治道路上跋涉的人的思维模式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在互联网时代,世界秩序经常等同于如下假设:如果人们能够自由获取和交流信息,人对自由的天然冲动会生根发芽,自由将会自动实现,历史将会自动前行。可是哲学家和诗人长期以来一直把思想分成三个部分:信息、知识和智慧。互联网聚焦于信息领域,极大地促进了信息的传播。越发复杂的功能被设计出来,尤其是能够对一些事实问题(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做出回应。搜索引擎能够越来越快地处理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可是,过度抓取信息可能反而抑制了知识的获取,让智慧更加遥不可及。

  诗人T·S·艾略特在《磐石》的合唱词中捕捉到了这一点:

我们在生活中丢失的生命去哪儿了?

  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去哪儿了?

  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去哪儿了?15

事实很少不言自明,它的意义、分析和解释(至少在外交政策领域)取决于环境和相关性。随着更多问题被当作涉及具体事实的问题,人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即每个问题都必须有一个可以追索的答案,问题和对策都不必深思熟虑,“上网查查”就行了。但在国家关系中(与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信息要想真的有用,就必须被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经验之中,逐渐成为实用的知识。如果领导人能够偶尔达到睿智的水平,于这个社会来说就是非常幸运的。

  从书籍中获取知识是一种与互联网不同的体验。阅读比较花费时间,为了让这个过程更轻松,文风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人不可能读完有关某个主题的所有书籍,更不可能穷尽所有书籍,把读过的内容总结归纳也不容易,所以向书本学习有利于概念思考,即能够识别可比的数据和事实,并把这种模式应用于未来。文风把内容与美学结合在一起,使读者与作者建立起关系,也与主题建立起关系。

  传统上,另一个获取知识的途径是私人谈话。几千年来,思想的探讨和交流,除了交换信息中的实质性内容,还涉及情感和心理维度。它能让人了解对方的信念和个性等无形的东西。当今的网络文化非常奇怪,使人不愿面对面交流,尤其是一对一谈话。

  在很大程度上,计算机解决了信息的获取、保存和提取问题。数据可以不限量地以可处理的形式有效储存。计算机提供了一些书籍时代无法获取的数据。它被高效包装,文风不再必要,记忆也无用武之地。当脱离环境处理一个决定时,计算机可以提供10年前无法想象的工具,但它也限制了视角。因为信息唾手可得,通信瞬间完成,所以对“意义”的关注度下降,甚至对“意义”也失去了清晰定义。这可能鼓励决策者不用未雨绸缪而是坐等问题出现,把决策当成一系列的独立事件,而不是历史连续体的一部分。如果这样,操控信息将取代思考成为主要政策工具。

  同样,互联网还有淡化历史记忆的倾向。这种现象被描述为:“人们可以忘记那些他们认为可以从外部获得的信息,记住那些他们认为将会找不到的信息。”16现在大量信息都可以从外部获得,互联网降低了记忆的动力。通信技术增加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技术被视为思想的辅助和媒介,而降低了人们向内求索的能力。信息俯拾即是,人们更愿意当研究者,而不是思想者。17人类意识的变化可能改变个人的性格和交流的本质,也会改变人类社会本身。印刷时代的人们与中世纪的先人看到的是同一个世界吗?在计算机时代,我们用肉眼看世界的方式会被改变吗?

  西方历史和心理学迄今依然认为,真相与观察者的性格和经历无关。可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改变真相本质的概念。几乎每个网站都包含某种定制功能,根据互联网追踪记录,确定用户的背景和偏好。这些方法意在鼓励客户“消费更多内容”,并在此过程中接触更多广告,最终推动互联网经济。18这些微妙的导引与传统上人类做选择的更大趋势是一致的。商品被分门别类,那些“你喜欢的”东西被优先展示,在线新闻被称为“最适合你的新闻”。19两个人使用同一搜索引擎查询同一问题,不一定得到同样的答案。真相的概念被相对化、个人化,失去了普遍性。信息被标榜为免费。其实,信息接收者支付的是供陌生人利用的数据,且会进一步影响他未来获得的信息。

  无论这一手段在消费领域效用如何,都会对制定决策产生影响。决策面临的各种困难选择总是相近的。在社交网络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一个人还有空间拿出勇气,做出并非基于共识的决定吗?“预言家得不到他所处时代的承认”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不按常规观念行事,这是成就预言家的秘诀。在我们这个时代,留给预言家的提前期可能完全消失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追求透明和互联,破坏了隐私,抑制了个性培养和独立决策的力量。

  美国的选举,特别是总统选举,代表了这一演变的另一个方面。据报道,2012年选举活动中有数以千万的潜在独立选民。对社交网络、公共文件、医疗记录的研究表明,这些档案实际上是每个人的情况介绍,精确程度甚至超过其本人的记忆。这让竞选活动可以选择喜欢的战术,可以是好朋友上门拜访(通过互联网发现)、个性化信件(源于社交网络研究),也可以是小组会议。

  总统竞选几乎变成了互联网运营大师之间的媒体竞争。候选人以前谈论治国理政的实质问题,现在则沦为营销发言人,其营销方法的侵入性在一代人之前还属罕见。候选人的主要作用变成了筹集资金,而不是阐述议题。营销活动是为了传达候选人的理念,还是候选人表达的理念只是“大数据”研究的结果,意在迎合选民的偏好和偏见?能否避免只照顾大众情绪,而将建国先驱们设想的理性过程抛诸脑后,使民主演变成蛊惑人心的结局?如果选举所要求的素质与执政所必需的素质差距太大,外交政策中所需的理念把握和历史感就会丧失。培养这些素质可能耗费总统第一任期太多时间,不利于美国发挥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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