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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金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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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创立《明报》 第七章 《明报》初创

  一、同学沈宝新

  自1946年进入杭州《东南日报》,金庸已在报界摸爬滚打过十多年,几乎熟悉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1955年以来,他的武侠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受到读者欢迎。据《香港商报》调查,他的小说有三万读者。当时香港盗版成风,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每天刊出千字,七天就有人盗印单行本,速度之快让原定结集出版的三育图书公司措手不及。就在这时,他和分别多年、正在经营印刷业务的老同学沈宝新在香港意外重逢,沈建议,与其给别人盗印小册子发行,不如自己来印,自己发行、赚钱。说干就干,他们决定合办一家刊载武侠小说的十日刊《野马》。①

  1938年,他们在丽水碧湖,初中三年级起就是同班同学,金庸是级长,沈宝新喜欢打篮球,是级队的选手,比他大好几岁。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的档案中,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的军训名单记录:

  ①张圭阳《金庸与报业》,40—41页。

  沈宝新秋一年级十八岁吴兴人①

  金庸回忆:“我们两人是初中、高中同班同学,沈宝新先生比我大几岁,所以当时并不是很熟悉,他是大朋友,我是小朋友。后来在香港碰上了,老同学相见,自然很亲热,以后大家就常来往。”②

  吴兴即浙江湖州,沈在浙江大学读的是农业专业,抗战胜利后,在中国邮政、储汇局银行工作,积累了银行、财务工作的经验。1946年到香港,在印刷厂任职九年。③他说一口江浙口音的广东话,熟悉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随和、够义气的人”,人际关系好,对朋友重情义,又懂经营管理。1959年初,他们注册了野马出版社,准备办一份十日刊,以刊登武侠小说为主,从《庄子·逍遥游》中取“野马”为刊名。

  当年3月,《野马》筹备期间,他们在九龙尖沙嘴弥敦道的文逊大厦租了一个写字间,只放得下四张书桌。他们请了《长城画报》编辑潘粤生担任编辑。④就在这时,报贩建议,与其办十日刊或半月刊,不如干脆办一份日报,天天出版,更容易赚钱。金庸犹豫了一番,决定办日报,《野马》不太像报纸的名称,仿效《成报》取单字很成功⑤,他也想起一个单字的报名,潘粤生提出“明”字,取“明辨是非”之意,他说也有聪明之意,经过一番推敲,决定取名《明报》,以“野马”为副刊(名为“野马小说”)。关于报名,他后来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①他们请书法家、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制片主任王植波题写的报名,一直沿用至今。金庸并不知道中国报业史上至少有过六个《明报》,1911年、1922年、1931年的上海,1925年、1945年的北京及1932年的苏州先后出版过以《明报》为名的报纸。②

  ①杭州市档案馆藏,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档案。

  ②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401页。

  ③《明报》1989年5月20日,张圭阳《金庸与报业》,50页。

  ④潘粤生,广东惠阳人,1935年生,中学时给金庸主编的《新晚报》副刊和《大公报》的“大公园”副刊投稿,其影评得到金庸赏识。中学毕业后,金庸推荐他到《长城画报》当助理编辑。先后出任《新明日报》《明报周刊》《明报晚报》《明报》总编辑。

  ⑤《成报》为何文法1939年5月1日创办,最初每天出一大张,以画刊取胜,仅半年销量就跃居首位。太平洋战争后停刊,1945年10月复刊,至1959年成为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

  查传诗(查良镛长女)与沈宝新夫妇

  《明报》最初由金庸出资三万港币,沈宝新出资两万港币。这五万元三四个月就花光了,金庸又投入五万元,共出资八万。《大公报》老同事、广告部主任郭炜文曾出资一千五百元,占的股份很少,1961年《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要郭退股,金庸连本带利都还给了郭。《明报》从此只有两个股东,金庸占八成,沈占两成。

  1959年5月20日是金庸终生难忘的一天,这天《明报》正式创刊。创刊号标明:本港零售港币一毫,督印人沈宝新。他执笔的发刊词标榜“公正、善良、活泼、美丽”:

  《明报》是一张同人的报纸,也是一张读者的报纸。

  ……它是读者的报纸,因为我们办报的目的不是要宣传什么,也不是为什么商品做广告,我们只是希望能办成一张精致的、生动的、健康的小小报纸,为那些喜爱精致、生动、健康事物的人所喜爱。

  我们的信条是“公正、善良、活泼、美丽”。我们决心要成为你一个甜蜜的知心的朋友,跟你说说故事、讲讲笑话,讨论一下问题,但有时候,也向你作一些温文的劝告。③

  这一年他36岁,南下香港第十一年,他踏上了前途莫测的创业之路。

  《明报》第一天印了8000份,没有卖完,最低时跌到了6100份,发行了四个月才开始回升。金庸说,出《明报》主要是一种生意上的考虑,当时谁都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业,旧同事、老朋友在背后人人都说:“小查这次非倾家荡产不可!”他却想,反正没有多少家产,就是“倾家荡产”也没有什么大不了。①

  ①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5—116页。

  ②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699页;张圭阳《金庸与报业》,40—47页。

  ③转引自张圭阳《金庸与报业》,53页。

  《明报》创刊号

  《明报》初时只是一份四开一小张的报纸,属于名副其实的“小报”,头版刊登社会性特稿,二版是副刊,也会登小说,三版是重头戏,连载金庸和其他人的武侠小说,四版是杂文,小品、漫画等,没有新闻。他选择办这样一份小报,或许与他初到香港时,发现港人的读报口味令人“又好笑又好气”有关。《大公报》同事马廷栋有一天吃饭时说起,有个香港友人说:“贵报虽然有些地方不及人家,但有一次登了一条别报没有的新闻。”马受宠若惊,忙问什么新闻,对方说:“那次九龙发现一条一尺多长的蜈蚣,只有贵报上有。”②相隔十一年,也许金庸已淡忘此事,但港人的读报口味他是熟悉的,他有意无意地迎合他们。

  不久,《明报》迁到中环娱乐行五楼二室,白天是商人的写字楼,晚上做他们编辑部,每天凌晨离开时,都得收拾干净。两个月后,又搬到中环德辅道中239号四楼。③最早的员工只有三个人,金庸是社长兼总编辑,还是主笔,负责编辑部的工作,沈宝新是经理,负责报纸经营,是营业部唯一的员工,谦称在报馆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有如整部机器中的螺丝钉,编辑只有潘粤生。后来请了校对戴茂生和办公室助理叶云(原名叶汉辉),诗人何达做过短期的第四版编辑。由于人手不够,金庸的妻子朱玫在《明报》跑过香港新闻,成为《明报》最早的女记者。

  二、《明报》定位

  办报毕竟不像写武侠小说,一份新报纸一无背景,二无雄厚资金,要在报刊林立的香港站稳脚跟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有人说,“办不了多久吧”;有人断言,“一两年内一定倒闭啦”!

  1959年的香港尽管经济还算不上繁荣,但报业竞争已够激烈。单就日报来说,左派除了《大公报》,还有1948年9月创刊的《文汇报》、1952年10月创刊的《香港商报》、1955年创办的《晶报》(原名《明星日报》,1957年改名)。亲国民党的有1949年创刊的《香港时报》以及老牌的《工商日报》。此外大多数报纸处于中间立场,如1925年6月创刊的《华侨日报》,1938年8月创刊的《星岛日报》,1939年5月创刊的《成报》,等等。还有《南华早报》等英文日报,其中也有中间偏左或中间偏右之分。背景各异,左、中、右分明。光是50年代新办的报纸就有85家,平均一年新办8.5家,大部分为中文报纸,但能坚持十年以上的凤毛麟角,至今仍在出版的仅《明报》《新报》《晶报》等寥寥数家。①

  ①金庸《拼了命出版》,《明报月刊》2006年1月号,50页。

  ②查良镛《来港前后》,《大公园地》复刊第19期,1948年5月5日。

  ③张圭阳《金庸与报业》,48页。

  在报界默默耕耘了十多年的金庸有自己的考虑,他离开《大公报》的原因之一就是其左派色彩过浓,他不会走这条路;他对国民党也没什么好感,保持中立是必然的选择。“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②

  6月6日,《明报》出至第十八期,改为出对开大张,头版改为国际新闻和社评,二版为“银百合”副刊,三版还是“野马”小说副刊,四版为香港新闻(从第二十九期起,国际新闻改到第四版,港闻放到头版,社评有时也刊登在四版)。当天,他在《我们的立场》社评中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不再提“美丽”“活泼”:

  我们曾在“发刊词”中说明,我们拥护“公正与善良”。这五个字,就可以说是我们的立场。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地改善。

  这是《明报》资料室现存的最早一期《明报》。据说金庸愿出资二十万元高价收购《明报》创刊号,但没有结果。①倒是电影界有人收藏了最初的《明报》。

  ①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30页。

  ②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16页。

  为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明报》出版四十多天后,7月1日,在第二版开辟“明报之友”专页,刊登读者来信和他们的答复,并邀请医生和法律、心理、社会问题方面的专家解答读者的问题。当天刊出的《致读者》说,要成为读者与编者、读者与读者之间互相沟通意见、交流情感的园地。

  金庸多次表示对左转后的香港《大公报》的不满,力图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香港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自由的空间,从地理上说,这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却是一个典型的世界自由港,左、中、右各派力量都有发言的机会。

  香港是一个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都有。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②

  他不断重申《明报》“不左不右,绝对中立”的立场,“以前的《大公报》反映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的确是《明报》的楷模,但《明报》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1947年,他迈进上海《大公报》的大门,老《大公报》“不党、不盲”等可贵原则深刻地影响了他。“很多技术问题都是我从《大公报》学来的。《大公报》本身有个传统,什么文字可以用,什么文字不可以用……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报纸不应该歪曲事实,应该讲真话,不好讲的可以不讲。”他自称,“心向往之,时作东施之效,只恨才识难追前贤,时有画虎不成之憾,但所作的努力,总朝着这个方向”。正是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金庸传承了老《大公报》未竟的理想,《明报》的成功隐约可以看到某些老《大公报》的影子,比如坚持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他说,“在这情形下,我们就能毫无顾忌地公正不偏,就会得到最广大读者的支援”。

  ①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09—110页。

  ②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204页。

  1959年10月16日,标榜中立的《循环日报》复刊,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说,“全港报纸非左即右,真正中立者唯《明报》一家,本来势孤力弱,发言无人响应,大有孤芳自赏之感”。1960年2月17日,他在社评中说,“本报向来主张和气生财,不反对国民党,也不反对共产党,不骂美国,不骂苏联”。5月20日,他又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他以后津津乐道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其实要等到1962年6月“自由谈”副刊诞生时才提出,1966年1月,《明报月刊》发刊词也以此为编辑方针,以后作为《明报》的报训。1980年,他在聘请董桥为《明报月刊》总编辑时,聘书上就提醒说,必须“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之方针执行编辑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做了七年《明报月刊》总编辑、八年《明报》总编辑的董桥说:“我虽然无权判断自己是不是做到了查先生给我的提示,却一直没有轻心淡忘那几句话的重量和真谛。”①

  三、筚路蓝缕

  《明报》初创之时定位还不很清晰,压倒一切的是生存。当时,持中间立场的大报如《华侨日报》《星岛日报》等层次偏高,远离普通读者的要求和阅读趣味,没有大资本撑腰的《明报》不可能冒险走这样的路子。金庸也不愿接受《超然报》《响尾蛇》《响尾龙》这些小报的低俗、色情路线,试图在大报和小报之间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介于严肃和轻松之间,既发表武侠小说、香艳小说,又有严肃的社评、香港社会新闻和国际新闻,最早的读者以普通市民为主。

  不少人批评《明报》的报格摇摆不定,两面不讨好,这样下去迟早会关门。为了《明报》的生存,金庸和沈宝新绞尽了脑汁。金庸除了不断地写武侠小说、写社评,还要负责报纸的编辑工作,多方挖掘、罗致人才,提高报纸的吸引力。沈则从提早出报以及发行、广告上下工夫,常常半夜三更起来去印刷车间给工人递烟。

  ①陈子善编《董桥文录》,四川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655、656页。

  从1959年到1962年,这三年是《明报》最艰辛的草创时期,金庸一次次想起香港流行的说法:“假若和你有仇,最好劝你拍电影;假若和你有三世仇,最好劝你办报纸。”①他为报纸的前途苦恼不已。《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朱玫)两个人喝。”

  当时《明报》在中环,金庸家在尖沙嘴,回家必须过海,渡船有两种,一种是天星小轮,一种是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当深夜或凌晨下班,天星小轮早已停航,只好乘电船仔渡海,每次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船费比较便宜。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当年的艰苦可想而知。咖啡、渡船不过是其中两个平常的故事。那时,金庸对老同学沈宝新有所倚仗,虽然金庸是大股东,但在老员工看来,他们两个股东的权力却是均等的,甚至有金庸怕沈的说法。金庸在家中请客,如果沈还没到,他也不敢开席。②潘粤生记得:“在德辅道中时,《明报》前景还很不明朗。有一天黄昏五六点的时候,大家工作得很累,查良镛说去‘游电车河’吧,于是我们由上环坐到铜锣湾总站,再坐回来。当时查良镛说办报纸很辛苦,希望大家办好《明报》,把《明报》作为自己的事业,永不分手。”

  四、《神雕侠侣》

  《明报》创刊第一天,《神雕侠侣》开始连载,配有大幅插图。第五期起增加字数,每天由一千字扩充到一千二百字,第二天又增加了四百字。当时《雪山飞狐》还在《新晚报》上连载,金庸每天要写两个连载。

  他的武侠小说连载是《明报》的招牌,吸引了一批追读者。7月3日,“神雕”连载未久,“明报之友”专页刊出读者赖辉的来信,还有金庸详细的回信,他说,“目前可以说的,主角是杨过而不是郭靖。……不过郭靖将是个极重要的配角”。

  ①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52页。

  ②张圭阳《金庸与报业》,51、294页。

  9月27日,报纸上没有刊登“神雕”,编者就得解释,作者有病,暂停一天。第二天还是没有登,又要解释:“金庸先生不适,读者函电纷驰,小说明天见报,神雕迷请释念。”编者还说,这两天编辑部接到许多电话,还有读者亲自送来函件,或问病状,或问“神雕”今天可否刊出,昨天将消息告诉金庸,他在病中非常不安,但力不从心,未能成文,再停一天,今天无论如何可以写了,希望读者再耐心等一天。可见这个连载对于《明报》的重要。

  “神雕”接着在香港市民中风生水起的《射雕英雄传》往下写不是无意的,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新晚报》《香港商报》连载已拥有大批读者,许多人为了看他的武侠小说而买《明报》。《明报》能奇迹般地活下来,首先是他的武侠小说吸引了一批固定的读者,说《明报》是他的武侠小说支撑起来的并不过分。他的老友倪匡就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他也不无得意地说过:“我们的半张小报,经半年时间便收支平衡,我的武侠小说可有一定读者啊!”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沈西城,每天上学都会在报摊上买一份《明报》,上了巴士,如有空位坐下,便会打开登着“神雕”的版面,细细追读,每天千把字,不消五分钟便看完,很不过瘾。他的同班同学中课余不是踢足球就是谈金庸武侠小说的人物,他们最喜欢的人物是周伯通和洪七公,还给脸孔圆嘟嘟的国文老师起了“老顽童”的绰号,没想到老师不以为忤,反而和他们一起讨论这个人物。①电影演员麦玲迷恋“神雕”,租阅六次,挑灯夜读以至消瘦。②读者胡君玉刚上中学,初看《明报》就是为追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然而,一张报纸不是单靠武侠小说就能办成,《明报》的前景仍不明朗,为此金庸想尽了办法,把《明报》由纯副刊性的报纸变为重视港闻的报纸,副刊内容也不断充实再充实。“神雕”连载的两三年间,正是《明报》最艰苦的阶段。他说,几乎每一段故事之中,都有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

  ①沈西城《金庸与倪匡》,2—3页。

  ②《麦玲为金庸消瘦》,《明报》1962年2月11日。

  因为请不起专任电讯翻译和编辑,其他报纸的一位记者抽时间来帮几个钟头的忙。《明报》还在筹办时,《晶报》记者雷伟坡便已在搜集资料撰写头条特写。没过多久,《明报》由八开扩为四开,雷伟坡被金庸以每月四百元的高薪挖来,当时他和沈宝新也只拿同样的月薪。雷出任采访部主任,成为《明报》独一无二的记者,在头版显著位置开辟“伶星专栏”,以“柳鸣莺”的笔名专写影视明星的生活、恋情等艳闻。

  龙国云当时在《红绿日报》跑社会新闻表现突出,被暗中请来相助,从1960年夏天起,用“陈非”的笔名为《明报》写港闻特写、大案内幕、软性花边,笔名就是雷伟坡代起的。稿费千字十元,可以吃二十碗著名的“牛腩粉”。到1961年9月1日龙就转入《明报》了。

  《明报》头版头条几乎都是猎奇、猎艳的社会新闻,以凶杀、奸情、女色等内容为主,字号很大,标题很醒目,以夸张的形式吸引眼球——

  穿睡衣裸下体少妇神奇毙命①

  少女单恋成狂鲸吞滴露命殒②

  赤裸男女艳窟做爱惨遭炸药定时爆杀两人下体同被炸碎③

  零沽爱情吞响尾蛇艳女身旁男子昏绝④

  在这些标题之上常配有“人间花草太匆匆”“暮去朝来颜色故”等诗句作为眉题。副刊“银百合”也充斥着“女明星的性生活”“性犯罪”等专栏文字。

  为了增加读者,《明报》还推出有奖填字游戏、先送报后收费等活动。他们处处想迎合市民,格调并不高。查良镛的社评时断时续,一般只有几百字,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第一年下来,《明报》发行量虽增加了124%,但只是一张副刊性的报纸。金庸在《创刊周年感言》中说,读者有英、美、德、加拿大的留学生,有教授、律师、工商界巨子、社会名流,也有职工、青年读者。他认为原因有二,政治上力求中立,内容上力求雅俗共赏。

  ①《明报》1959年6月7日。

  ②《明报》1959年12月29日。

  ③《明报》1960年5月21日。

  ④《明报》1960年4月24日。

  除了《神雕侠侣》,“野马小说”这个版面最多时同时连载七部武侠小说,令读者应接不暇,有读者表示不满,认为这样看下去,人物都分不清了。

  《神雕侠侣》虚构了杨过和小龙女“生死相许”的爱情,反复萦回着元好问《摸鱼儿》(又名《迈陂塘》)前半阕: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

  苍凉空旷、哀怨动人的半阕词如同主题曲贯穿全书,奠定了悲剧的基调。纯洁无瑕的小龙女被尹志平奸污,杨过被郭芙砍断了一支胳膊,当小龙女纵身跳下悬崖,留下谜一般的十六年之约时,也许小说该在这里戛然结束。为迎合读者的需要,作者却不能停止,只能写下去,写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以免失去读者。《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都在以小市民为对象的报纸上连载,大多数读者是中小学文化程度。

  以通俗小说招徕读者,将一份新报纸维持下去并发扬光大,在中国报业史上并不始自《明报》,成舍我1924年在北京办《世界晚报》,张恨水的《春明外史》每天五六百字,连载五年,共写了上百万字,吸引了大批固定读者。1925年《世界日报》创刊,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每天七百字到上千字,共连载了2196天,达七年之久。张恨水的小说因故事曲折、雅俗共赏而风靡一时,连发行量很大的上海老牌商业报纸《新闻报》也请他连载《啼笑姻缘》,“世界”报系的成功,张恨水的连载小说功不可没。

  《神雕侠侣》提供了一个人世间往往可望不可即的生死不渝的爱情乌托邦。杨过、小龙女的一离一合,似乎出于天意,实则由两人的性格决定。小说以大团圆收场,从文学的角度看显然是一个败笔。对此金庸的老友倪匡一语道破玄机:“金庸在写《神雕侠侣》时,喜剧收场,绝对可以谅解,因为那时正是《明报》初创时期,‘神雕’在报上连载。若是小龙女忽然从此不见,杨过凄凄凉凉,郁郁独身,寂寞人世,只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在香港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金庸之写武侠小说就是为了促销报纸,商业动机远大于文学冲动,首先是娱乐性的,要好看,要让市井男女得到阅读快感。当然,写作过程中,他的文学天赋、历史文化素养、他熟悉的江南风物一一流于笔端,又使他的作品远不同于一般的通俗读物。

  1960年与电影《神雕侠侣》演员在一起

  那些艰辛的日子,如同杨过等待小龙女的漫长岁月。十六年之约终于到了——眼见太阳缓缓落山,杨过的心也是跟着太阳不断地向下低沉。当太阳的一半被山头遮没时,他大叫一声,急奔上峰。身在高处,只见太阳的圆脸重又完整,心中略略一宽,只要太阳不落山,三月初七这一日就算没过完。

  可是虽然登上了最高的山峰,太阳最终还是落入了地下。悄立山巅,四顾苍茫,但觉寒气侵体,暮色逼人而来……

  金庸说,写到杨过等不到小龙女而太阳下山时,曾哭出声来。

  五、《倚天屠龙记》

  《明报》立足未稳,他们就筹备出版第一个附属刊物《武侠与历史》,1959年12月16日,《明报》头版预告:

  金庸新作《飞孤外传》将在不日出版之《武侠与历史》小说杂志刊载。金庸拥趸密切注意!

  直到1961年,《飞孤外传》一直在《武侠与历史》连载,每期八千字。与报上连载每段一千字至一千四百字不同,金庸一般七天写一段,一个通宵写完,从半夜十二点钟开始,写到第二天早晨七八点钟。这是《雪山飞狐》的“前传”,想着力塑造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时又“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的英雄。胡斐之所以不放过凤天南,仅仅为了钟阿四一家四口,胡斐和他们素不相识,没有任何交情,这是金庸心中完美的大侠。从人物刻画来说这部作品其实并不成功,倒是反派角色田归农虽着墨不多,却写出了他性格中阴暗险诈的一面。书中三个女性,袁紫衣太突兀了,不合情理,也不合逻辑,完全是为了凑情节编出来的。马春花也有点莫名其妙,倒是相貌平凡的程灵素刻画得平实而有灵气,更合乎人性的真实。她是“毒手药王”的关门弟子,心地善良,宁愿选择死,让所爱的人去活,“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

  《武侠与历史》是一份周刊,每星期五出版,定位就是“小说杂志”,除了连载金庸的小说,还连载古龙等人的长篇作品,也有一些武侠短篇。那时《明报》还在艰苦的挣扎中,全靠这份武侠小说周刊赚钱贴补。

  1962年6月1日,《明报》刊登一则广告“读武侠小说为娱乐兼可增进国学修养”,介绍《武侠与历史》不仅刊载长篇武侠、历史小说,还有其他内容。如第82期以宋人名画《文姬归汉》为封面,并有她的《悲愤诗》,83期以秦始皇为封面,内有杜牧《阿房宫赋》,84期以宋人名画《滕王阁》为封面,内有王勃的《滕王阁序》,以历史故事、名画、诗文名篇相配合,均有详细解释或白话翻译。“读者在读小说消遣娱乐之余,可增进国学修养,家长购赠青年子弟,尤为过宜。全书清洁健康,绝无黄色文字。”①

  《神雕侠侣》连载到774天,1961年7月6日,金庸的另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开始在《明报》连载。当时,“神雕”还在收尾,到7月8日才结束,两部小说登在同一版面。他将这部作品与《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合称“射雕三部曲”。他自认为“射雕三部曲”的男主角性格完全不同:

  郭靖诚朴质实,杨过深情狂放,张无忌的个性却比较复杂,也是比较软弱。他较少英雄气概,个性中固然颇有优点,缺点也很多,或许,和我们普通人更加相似些。杨过是绝对主动性的。郭靖在大关节上把持得很定,小事要黄蓉来推动一下。张无忌的一生却总是受到别人的影响,被环境所支配,无法解脱束缚。

  ①与《武侠与历史》性质接近、“内容更为芜杂”的《野马》,创刊于1962年下半年。8月6日《明报》预告说:“你已看过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但你看过金庸翻译的西洋武侠小说没?如果没有,请看《野马》新型小说杂志,注意出版日期。”《野马》到1969年停刊,也是金庸与沈宝新两人合办,却不属于《明报》。

  其实,无论郭靖还是张无忌,他们的性格中都可以照见金庸自己的一些影子。张无忌做不了政治领袖,对治理国家没有兴趣,“也许,金庸自己不是个政治领袖式的人物——他老想着怎么退隐逍遥,又念念不忘历史对读书人品格的期望”。①

  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个个喜欢张无忌,他却不知道到底喜欢哪个。五人曾在大海上同处孤舟,静夜月明——

  五人相对不语,各自想着各人的心事,波涛轻轻打着小舟,只觉清风明月,万古长存,人生忧患,亦复如是,永无断绝。忽然之间,一声声极轻柔、极缥缈的歌声散在海上:“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却是殷离在睡梦中低声唱着小曲。

  ……殷离唱了这几句小曲,接着又唱起歌来,这一回的歌声却是说不出的诡异,和中土曲子浑不相同,细辨歌声,辞意也和小昭所唱的相同:“来如流水兮逝如风,不知何处来兮何所终!”她反反复复唱着这两句曲子,越唱越低,终于歌声随着水声风声,消没无踪。各人想到生死无常,一人飘飘入世,实如江河流水,不知来自何处,不论你如何英雄豪杰,到头来终于不免一死,飘飘出世,又如清风之不知吹向何处。

  此歌与下面这首歌相呼应,贯穿全书:

  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唯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①吴霭仪《金庸小说看人生》,198页。

  金庸对“明”字情有独钟,《倚天屠龙记》虚构了一个呼风唤雨的“明教”。蝴蝶谷中“明教”群豪大会时,就飘扬着这首歌,歌声挠人,回荡不绝……

  从《倚天屠龙记》起,金庸越来越意识到所谓好人、坏人没有绝对的标准,人也不是一分为二、好坏分明的,从这部作品开始越来越明显。

  恶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坏的方面,不过占的比例较少而已。……正邪、好恶难以立判,有时更是不能明显区分。人生也未必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是不能楚河汉界一目了然的。①

  峨眉派掌门灭绝师太、周芷若,华山派掌门鲜于通,昆仑派掌门何太冲,正可以邪,金毛狮王谢逊,邪中有正。人并不是因为门派、地位等的不同而产生“好”或“坏”的,武林中的正、邪之分,不同民族之争,以人性以外的标准所得出的结果,常常与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正派”的灭绝师太以正义等不容置疑的名义可以杀人不眨眼,连最心爱的徒弟纪晓芙也不放过,仅仅因为她爱上了“邪派”的杨逍,不肯遵命杀他。离开左派阵营,在香港独立创业的金庸对此有着越来越深的体验。老朋友梁羽生对此不以为然:

  既然是“人性”有“共通的邪恶”,既然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也就难怪要正邪不分,是非混淆了。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着力刻画了正派人物之“邪”,有狠毒残忍、滥杀无辜的峨眉掌门灭绝师太,有品格卑劣的昆仑掌门何太冲,甚至少林寺的“神僧”当张三丰来和他们交换《九阳真经》之时,也曾使用了诡诈的手段。正派之“邪”到了“六派围攻光明顶”而发挥得淋漓尽致。总之是要给读者一个印象,正中有邪,邪中有正,不论正邪,人性中都是有邪恶自私的成分。②

  ①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97页。

  ②梁羽生《金庸梁羽生合论》,《海光文艺》1966年第1—3期。

  六、报答“死党”

  1961年仍是《明报》困难的一年,金庸不断发动武侠小说攻势,同时连载两部武侠小说,与“神雕”“倚天”同时,短篇武侠小说《鸳鸯刀》《白马啸西风》相继登场。

  5月1日,《鸳鸯刀》开始在《明报》连载,与《神雕侠侣》安排在同一版面,当天“神雕”已连载到709天,到5月28日《鸳鸯刀》刊完,“神雕”还没结束。

  《鸳鸯刀》的故事很简单,名声显赫、高深莫测的“太岳四侠”不过是外强中干、名不副实的草包,逍遥子滑稽可笑,临危之际还念叨着“朝闻道,夕死可也”;“夫妻刀法”只有彼此回护、心心相印才能发挥出威力……全篇围绕争夺刻有重大秘密的鸳鸯刀而展开,谜底揭开,不过是“仁者无敌”四个字而已。

  当年10月,《白马啸西风》开始与《倚天屠龙记》同时连载,安排在另一副刊版面,到11月结束。这是金庸1960年为电影公司创作的一个剧本,围绕着高昌古国一张蛊惑人心的迷宫地图展开,在血腥的拼杀和无情的阴谋、赤裸的欲望下,伴随着“或缠绵诱人,或辛酸感人,或凄惨动人”的爱情故事——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文秀的父母得到这张神秘地图,因此惨遭同门杀害。通灵的白马闻到水草的气息,冒着漫天风沙将昏倒在马背上的李文秀驮到哈萨克人居住的草原。美丽的草原,善良的老人(实际上是一个为躲避师父追杀而易容的青年),使她渐渐淡忘不幸的惨剧,她学会了哈萨克语,在恬静的牧歌中开始新的生活。哈萨克青年苏普的出现却打破了她止水般的心灵,爱恨情仇,又在草原上演绎成一出悲剧……

  “如果你深深爱着的人,却深深地爱上了别人,有什么法子?”李文秀回答不了,《可兰经》也回答不了。即使得到了宝藏又能怎么样?她带着无数的问号,带着无尽的痛苦回到中原。

  《明报》同时连载金庸的两篇武侠小说,就是想紧紧抓住他的“死党”读者。表面寡言木讷的他内心却很坚韧,这一个性类似他笔下的郭靖。为了报纸的生存,他不辞辛劳,一手写社评,一手写小说,常常同时连载两部作品,几乎成了“写稿机器”。这是《明报》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他所心仪的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挑战与应对”,一种文明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和沈宝新及其他《明报》同人愣是将一张几乎没有什么前途的小报苦苦支撑了下来。

  《明报》内容有所丰富,人手也增加了。1960年,发行量增至13600多份。自1961年1月起,《明报》又请权威的马评家简而清(简老八)、简而和兄弟主编马经专栏(以后又请狗评家汪昆以“识途老狗”的笔名写狗经),以迎合市民的口味。体育专栏也请体育界消息最灵通的马兆华主持。

  7月16日,他发表社评《本报进行加强国际新闻》说:

  从明天起,逐步加强国际新闻,严格遵守公正无私、不左不右的立场,拥护中国人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

  明报虽为小报,但博大有容,不害怕、不拒绝任何方面的意见。本报本身的评论,则以“预见和分析”为两大目标。

  1961年,《明报》日销量上升到22000多份,与《超然报》等小报相比,发行量也不算太低,虽然离大报的目标还非常遥远。这年5月20日《明报》两周年时,查良镛写下《忠心耿耿,报答“死党”》社评,回顾两年来的艰辛和欢喜,又一次坚定了两年前立下的宗旨,决心公正无私、努力不懈地为读者服务。台风袭港,报纸发行量和平时完全一样,一份不少,靠的就是“死党”,有的人即使当天不上街,第二天也要补买。发行部经常做的业务之一是补报纸,有读者到日本或英国旅行,少看了三个星期,要求补齐。

  香港报界有一句老话“挨得就得”。如果说《明报》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支撑起来的,诚然没有错,最初的三年,武侠小说、马经、电影消息以及他短小的评论,对香港新闻的详尽报道,都算是特色。被誉为“铜笔铁算盘”的沈宝新也在不断摸索、改变报纸的经营手法,拉拢广告客户。他说自己是“顶硬上”,印刷、发行、广告一脚踢,第一年有过每天工作十八到二十小时的纪录。过去的一年,《明报》的日发行量增加了9650份左右,广告收入也增加了(虽不及发行的增加速度),总收入也相应增加,全部用在改进报纸的内容上。查良镛在社评中说:“我们当然不是永远不赚钱,而是:忠心耿耿/报答‘死党’/报纸办好/来日方长。”他知道,《明报》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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