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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机村史诗》

一部村落史,几句题外话 ——代后记

  这是一座村庄的历史。

  一座村庄的当代编年史,从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这半个世纪,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从政治到经济。这场实验,目的在于改变人,也改变社会面貌。中国乡村,在国家版图上无论是紧靠中心还是地处僻远,都经历了革命性变革,与种种变革带来的深刻涤荡。

  我自己出生于一个偏远的村庄,在处于种种涤荡的、时时变化的乡村中成长。每一次变革都带来痛苦,每一次变革都带来希望。

  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我也从未真正脱离。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他们的种种经历,依然连心连肺。而我所能做的,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

  所以,这部小说的主角是一座村庄。

  我给这座村庄另起了一个名字:机村。“机”,是一个藏语词的对音。“机”,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藏语词,而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意思是种子,或根子。

  是的,乡村是我的根子。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因为土地和粮食在那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哑舍小说

  当我决定要写一部编年史时,发现自己不能沿着熟悉的路径,写一部传统的长河小说。这五十年中,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经济浪潮的冲击,都使得在乡村中,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在经济潮流的激荡中,乡村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断裂,修复,再断裂,再修复……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顺应新形势的人或主动或被动,不断登场,又不断被淘汰。所以,如果我要以变化的村庄为主角,就得随时去踪迹那些因时因势成为中心,或者预示着乡村变迁方向的新的人物。如果这样,这部小说将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以破碎的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形式本身都成了某种隐喻。小说初版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宣传给这种破碎一个好听的命名:“花瓣式结构。”花瓣是空间的,向心的。而编年史是线性的,有始无终的。这也是今天中国乡村变迁的真实图景。

  所以,这部小说只好写成互相衔接的六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人的命运,也是乡村的命运。每个故事都各有主角。这样写完了觉得还不够,我又写了十二个小故事。六个关于新的事物,六个关于与新社会适应或者不相适应的人物。

  写下这些文字前两小时,我还在一个正式宣布脱贫的村子中行走,身上还带着养鸡合作社鸡场的味道,还带着公司加农户的蔬菜大棚中那些圣女果的味道。乡村为中国发展牺牲自己的时代正在过去,城市返哺乡村的时代开始到来。但在我小说结束的那个时间点,这还只是一个渺远的希望,但乡村已然看见了一点救赎的希望。

  写完这部小说,已经又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当年的希望已经不再是那么渺茫。

  机村是一个藏族村庄。

  但不是一个异族文化样本。

  虽然,要写那样一个乡村的命运,自然要写出文化所遭逢的挑战与改变。但文化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民族也不是。今日乡村的普遍命运是不分文化,不分民族的。从世界范围看,甚至是不分国家的。今天乡村面临的变迁是整个国家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我无意用这部小说提供一幅文化风情画。

  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

  我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而是深知一切终将变化。

  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因为那些人是我们的亲人、同胞,更因为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看起来具有强烈的特殊性的机村,其实也蕴含着更多的普遍性。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文学,但凡涉笔到汉族之外的族群,在绝大多数读者、批评者那里,都不会被当成是真正的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的书写。写入宪法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现实,在中国知识界还未成为一个真切的认知。他们的认识还是封建气息浓重的大一统的归化观,所以对他而言,但凡关涉少数民族生活的书写,至多提供了一个多样性的文化样本,只具有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意义。而我以为,只有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惟其如此,各民族的知识分子,才能使优势的一方不陷于自大,以为只有汉民族才是真正的中国;也才能使弱势的一方不堕入褊狭,以为无论如何也不会成为真正的中国。只有这样双向地警醒与克服,我们才会有一个完整的中国观,才会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国家共识。

  在这一点上,中国知识分子迄今并未提供有价值的识见。

  乡村在时代变迁中,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自然环境的毁败。这也是中国普遍现实之一种。在我写下的机村故事中,有大量篇幅,都涉及森林的消失。

  离开故乡后,有很多年,我都不情愿回到故乡的村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忍心看到那些森林的消失,山野的荒芜。当年,涉笔这些森林的毁败时,我心里的痛楚,甚至会比写下乡亲们艰难的生活更为强烈。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中国社会从政府到民间对此都有了足够的警醒。所以,小说里有了一个人物,一个毁败过森林,又开始维护森林的人物。这是乡村的一种自我救赎。这是一直处于被动状态中的乡村的觉醒。我很高兴捕捉到了这样的希望之光。这是我真实的发现,而非只是为小说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

  现在,我每次回乡,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尽力看顾着山林。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年轻的树茁壮成长,并已郁闭成林。从清晨到傍晚,都有群鸟在歌唱。

  出家门几十米,我就坐在了荫庇着我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的荫凉中,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如今,我也不用再担心,这些树会有朝一日在刀斧声中倒下。

  这部小说首版的名字叫《空山》。

  这名字总让人想起王维的诗,但我写下这个名字时并没有那么从容闲适的出世之想。那时的现实还让人只看到破碎的痛楚,而不是重构的蓝图。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一个中国人不管是不是真的佛教徒,好多时候,“空”都是一种精神安慰。今天打算重版此书时,我更看到那些艰难过程的意义。所以,才给这部小说一个新的名字:《机村史诗》。

  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说:“倘若遵照荷马、维吉尔、弥尔顿创作史诗的标准,我们现今已没有可称为史诗的体裁。”但他又在他名为《史诗》的批评集中,把《白鲸》、《追忆似水年华》和《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也纳入了史诗的范畴。他以《圣经》中雅各为例,重新定义了史诗:“英勇地整夜搏斗,拖住死亡天使,以求赢取更长的生命赐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迎来今天的生机,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

——2017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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