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

作者:李宗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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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领导要能忍能挺,方显领导本色。君子要屈而有度,不要英雄气短、不要沽名钓誉,以免小不忍而乱大谋。因此,做领导只有能屈能伸才能堪称楷模。
忍挺兼顾方显英雄本色
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一味地“忍”或一味地“挺”,都不够全面,只有做到忍与挺兼顾,方可称得英雄之举。雍正在这方面做得就很不错。
雍正七年九月,雍正下令将论述曾静造反的案子的所有文件编在一起,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书中,雍正帝接受曾静这个反贼的挑战,将曾静所写的无法无天的观点,逐条摘出,加以批驳。书中收入上谕十道,曾静口供四十七条及其认罪书等。曾静在认罪口供里说,雍正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兼得传子、传贤二意,又说雍正朝乾夕惕,惩贪婪,减浮粮,勤政爱民,是个好皇帝。所以《大义觉迷录》一书实际又成了为雍正嗣位及初政作宣传的书。
雍正将该书颁发到全国各府州县学,让读书士子观览知悉。如果有不知道该书的,发现后,就拿该省学政、该州县教官从重治罪。
这是前无古人的集子!这也是我们今天获悉当年诸多历史内情的重要参考书。
如此编书发行已是一奇,古来罕见。而最奇的是在处置曾静、张熙两犯的问题上。
当时,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不仅曾静本人要凌迟处死,而且应诛连全族。雍正帝则力排众议,别出心裁。他不顾群臣的反对,不但没有杀曾静、张熙,反而在十月将他们免罪释放,还宣布将来子孙也不得因为他们诋毁过皇帝而诛杀他们。
处理的原因据说一是岳钟琪为明了投书真相,曾同张熙盟过誓,不能让这个国家重臣违誓失信,所以应宽免曾张二人;二是雍正认为:曾静“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要不是曾静自行投首于岳钟琪,“使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他皇帝“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析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即此曾静不为无功,即此可以宽其诛矣”。
雍正的意思是,正因为这曾、张两人投书,才获知造作谣言之人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太监,追出元凶,通报百姓。这样看,曾、张二人不但无过,还有功劳!
于是,雍正还让这对造惯例应当砍头的师徒做“反面教员”,前往江浙、陕西等地,随时现身说法,以宣传《大义觉迷录》一书和雍正皇帝的英明仁慈。
雍正的这一判决结果,真让满朝文武为之惊讶。
以帝王之尊同一介谋反书生大辩论,一年后又将涉及皇室丑闻的材料集结成书公布全国,不久又将服输的叛逆者释放,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是历史上不曾有过先例的奇事。
雍正历来有最残暴、最专制的恶谥。可是他的这番举动却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开明风范,为什么雍正能这样做、敢这样做?
固然有很多外界的情势,使得雍正萌此创意。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雍正的特殊的个性世界中,分析出其部分动机。
在他的内心,不但有一位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君主,还有一位拥有坚强意志的哲学家!
所以,他不仅要从世俗的角度去压倒对立面,使他们在行动上不得翻身,更要在思想上、境界上站到比反对者更高的层面,使他们在灵魂深处心悦诚服、甘拜下风,从此不萌异心。
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体味到成功的喜悦。
所以说,雍正绝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胜领袖。他的铁腕不是源于天性的粗暴或后天的自卑,他不但有悍的关外旗人的血液和即位前丰富的人事政治斗争阅历,更是在儒释道佛三教合一的精神中浸润成长起来的教养阶层,其所处地位,又使他无论在实际政治上,还是在思想领域,都具有比一般帝王更加深刻的自信。
这是源于一种极端的“予智自雄”的自信:如果能从精神上征服这些异议分子,甚至不屑于从肉体上将其消灭。
雍正自信其精湛的学术修养、擅长观测人性幽微之处的奇禀智慧;自信治理国家的天才,以及承继皇位的“合于天心”,只有这样,他才敢掀起这场旷古未有的违反常规的辩论,并亲自担当编写人与发行人的角色。
君子要屈而有度
一个领导人物的谋略与智慧,应出色地表现为屈而有度,不卑不亢。也就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
人事之中,行动取舍都不可失度,失度则会乱套,就要坏事,就会受到挫折。饮食无度,就会伤身;荒淫无度,就会误国;贪婪无度,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玩笑无度,就会伤感情,有时甚至在无意中与人结怨;屈而无度,就会毁败事业,达不到要求。“忍得一时之忿,终身无烦恼”只能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言,对于从事大事业、大计划、大谋略的领导者来说,则是一不足取的短处。
一天,孙中山在胡汉民的办公室发现了一大堆由他签发,可是被胡汉民束之高阁的手令。他勃然大怒,忍不住拍桌子高声大叫:“展堂!展堂!”
胡汉民匆匆进来,望着孙中山,像是不懂他为什么大发脾气似的。
孙中山脸色苍白,喊道:“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先生究竟说什么事情?”
孙中山一下子把胡汉民的公事箱翻了个底朝天,从里面倒出一堆尘封的文件。他的双眉紧锁,气势汹汹,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你还问我什么事?你看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孙中山大声斥骂。
胡汉民凝然不动,微侧着脸,注意地听着孙中山的训斥,最后他问:“先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
孙中山板着脸:“没有了!”
胡汉民“呼”的一声窜到桌旁,抓起那些文件,一份一份递到孙中山的鼻子下面,并口若悬河地进行自辩:“这份手令事关升黜任免,处置不当,于理不应颁发;那份手令是关于调兵遣将的,不合机宜,发下去势将贻误戎机;而这几份又是关于拨款过多或过少,自待另行斟酌。”“即使在专制时代,”胡汉民语气尖刻地说,“也有大臣封驳诏书,请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例如唐太宗将以给事中郭承嘏为华州防御使,给事中卢载认为郭承嘏公正守道,屡次封驳,认为他不宜置之外郡,因而他也封还这道诏书,太宗欣然接受,立刻恢复郭承嘏的原职。先生可曾读过这段历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