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董柳，她喜得手足无措，双手在身上乱拍打。我说：“这点汗毛小事把你喜成这样，参天大树才发出一个芽来呢。”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天，到那天我看卫生厅就像今天看中医协会一样。她拍打一番又对我说：“你在马厅长面前可别做出这副喜滋滋的样子，他看了不舒服，心里转一个弯你就没戏了。”我说：“我还敢喜？我很悲哀的呢。”就表演出一种悲伤的神情，“这样可以吗？”我想着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其它的几位副厅长肯定会不高兴，虽然他们会表示庆贺，但心里不高兴是肯定的。在圈子里呆久了，我形成一种看人看事的眼光，这就是从利益关系去分析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这是最可靠的，而友谊人格和道德的眼光都不太牢靠。圈子里的友谊是在精心计算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具有民间友谊的自发性，一旦你不在其位，友谊就终结了。这种思维经过了多次的检验，几乎是百试不爽。这使我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些，而对人性的评价却更低了。春节后，马厅长这一任都不完就要下台的消息就传开了，看来厅里还有人在上面有信息渠道，这使我感到了看不见的对手的存在。为了减少敌意，我尽量地低调做人。有一天丘副厅长跟我说话，竟很随意地提到了马厅长将下台的事。他既然敢这么说，我想他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马厅长来日无多了。他说：“你知道厅里现在背了一亿多的债吗？这是一个炸药桶，只是现在引线还比较长，炸现在的领导是炸不着了。”我一听知道他在争取这个机会。炸药桶？你吓谁呢？又不是我个人欠的债，我怕？别说一亿，十亿也不怕，银行的人会到我家里去讨债？我说：“想起来还是有点怕人呢，上亿！这么大的压力，也要那么一个人来承受呢。”这样我把丘副厅长看成了主要的竞争对手，凡事我都得小心一点。
三月份马厅长身体不好住院去了，去之前开了个厅务会议，提出由我来主持厅里的日常工作，这样我的接班人姿态就突出来了。这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弄得不好随时都可能翻船。马厅长躺在病床上，我的一举一动他都会了如指掌。我按照以静制动和两个凡是的原则，除了处理非常事务，什么也不做，似乎厅里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大动干戈了。有一天我站在大院外看着已经升到十八层的大楼的框架，非常强烈地意识到这么好的地方，一楼竟拿来做厅史陈列馆，实在太可惜了。我这种意识越是强烈，就越是体会到马厅长对这个问题的敏感，他不可能没意识到这个问题。对马厅长来说，你隔几天去医院看望他并不是什么本质性的问题，他最担心的是自己的接班人会不会按既定的方针办，会不会对他这么多年的工作予以肯定？一个快退下去的人，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念想呢？特别是马厅长，他的历史意识又是这么强。按说圈子里的人都应该明白，人在一切都在，人不在一切都化为乌有，还能指望后面的人把自己的功绩铭刻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当今连知识分子都不抱这种希望了，当官的人还能抱着？可人对自己的偏见总是扭曲了人的智慧，把自己设想成唯一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