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许小曼去了卫生部，我把铺盖一卷搬到研究生楼，开始了新的学生生活。
那三年我在研读古代医典的同时，把很多文化名人的书也找来看了。在阅读中我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些大人物，从屈原到曹雪芹，没有几个不是命运凄凉一生潦倒的。我特别把那本素描上的人的生平都找来看了，真的为他们感到委屈。好些夜里我把那本素描重新翻开，在久久的凝视中理解了那些人物，也理解了父亲把心灵的原则当作绝对命令，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可这才是真正的人啊。
三年很快就过去了。这期间许小曼来过一次，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了。她反复对我说一定要写入党申请书，我就写了，很顺利地入了党。这天系里的人事干事找了我去，问我愿不愿留校？我说愿意，我心里早作了这种准备，在药理学专业的四个研究生中，我发表的论文是最多的。过了几天他碰见我，把我拉到路边说：“有人看上你了。”对方是系里姜教授的女儿，我见到过一次，挺不错的。我心里觉得可以试试，又不好意思就表态。他见我迟疑着，又说：“这件事对你各方面都有帮助。”我以为他说学术上，说：“我又不是那个专业的。”他说：“学术是一方面，还有个人发展，在北京发展啊。”我知道姜教授说话的份量，我的导师那么神气，也要让他几分。可把这件事跟留校联系起来，我很难接受，那样我不成了投机分子？我说：“让我想想。”他很感意外，说：“尽快给我一个答复。”又暧昧地说：“毕业的安排也就在这几天了。”
回到宿舍我想来想去，决定了即使要跟那姑娘试一试感觉如何，也得等毕业了再说。还没开始就欠下一个人情，那怎么行？我没去找人事干事。他遇了我，询问地望我一眼，我模糊地笑一笑，他就再没表情了。半个月后，消息传出来，留下来的是我的一个同学。我感到委屈，可跟谁去说，又怎么说？我体会到哑巴吃黄莲的滋味。原则千条万条，利害关系是第一条。实质性问题，都是在这种微妙之处决定的。我的导师问我愿不愿去药检局，我说：“我回省里去。”在北京呆了八年，还是呆出了感情。我安慰自己说：“北京有什么好？最大的好处就是难得进来。”又想着自己如果玩点小聪明，先应了人事干事，以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岂不就没了这场委屈?可如果那样，我池大为还是池大为吗？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心中感到郁闷，就到街上走一走，最后看一看北京。数日来的彻夜静思，使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尽管现实中有很多不动声色的力量笼罩着我，推动着我，似乎无可抗拒，我还是要走自己所认定的道路，哪怕孤独，哪怕冷落，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