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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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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

作者:赵大年

  他的大号袁保安。可是连胡同里的老头老太都宁肯叫他的外号了:元宝!原因很简单,这两年袁老师的话多了起来。喜欢说教,跟人抬杠,辩论,强辞夺理,犯众怒,或者惹人家笑话。大家不理他,还常听见他自言自语。真有点儿室里宝气的,八成要变成个大活宝。

  这种话多的现象,据心理学家分析,如果发生在年轻人身上,多半是喝醉了酒,血液循环加快,中枢神经兴奋,嘴边的哨兵撤了岗,平时积压在肚里的话儿再也憋不住了,一吐为快。有时还因此得罪朋友,骂人打架,耍酒疯。不过,这是暂时现象,酒醒之后,往往感到后悔,甚至几天不言语。

  话多的现象,比较普遍地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妇女进入此种境界的时间相对来得早一些,四五十岁,一到更年期就爱唠叨了。性格内向的女人属于嘟囔,成天价嘀嘀咕咕,音量不大,仅仅磨烦她的丈夫和孩子;性格开放的娘儿们又不同,唠叨声往往超过80分贝——达到了噪音公害的标准;更有一种天生的大嗓门儿,纸糊的驴,动不动就骂大街,骂小胡同,至少也是骂大杂院,搅得四邻不安。

  老头子也有爱唠叨的,一般发生在六十岁退休之后,再没人请他讲演、讲课、座谈、作报告了,实在闷得慌,就在饭桌上教训子女,讲大道理,摆家长威风;另一种更可怜些,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家长地位,连儿媳妇都敢翻白眼给他瞧,没办法,只好自言自语,坐在墙旮旯里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也有介乎这二者之间的,自认为比儿孙们经验丰富九十九倍,事无巨细都要谆谆教导,可惜又是老一套,车轱辘话儿来回说,变得固执而啰嗦。

  我们袁老师的话虽然也多了起来,却不属于上述几种类型。这就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他尚未退休——中学教师本来就是舌耕度日,每天站在课堂里说几点钟,唇干舌燥还吞粉笔末儿,哪里来这么大的精气神儿,下课之后还唠叨个没完哩?大杂院里的邻居们私下议论,他是不是到了男性更年期?以及大老爷儿们有没有更年期?“啥是更年期呀?”北屋杨大妈听不懂这新名词儿。

  西厢房的李老师与袁保安是同学,又在同一所中学任教,好朋友,嗤嗤笑,不作解答。

  早晨买菜,邻居们都在胡同口的副食店排队,就有人发牢骚:“他妈的!啥都涨价儿,就是人不涨价儿!”这种怪话,要在十年前,被居委会的治保委员杨大妈听见了,当天就会报告派出所。管片儿的民警也必然连夜追查阶级斗争新动向,“你就是恶毒攻击!你家什么成份?有没有海外关系?”现在不同了,杨大妈非但不去报告,还跟着骂哩:“狗食的!人还落价儿呐!”“落价”的话儿倒也有根有据。杨大妈的老伴儿退休了,不当人事处长啦,没了奖金不打紧,更可恨的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再也没人隔三岔五往家里送五粮液、大中华,金华火腿、广东香肠,活鸡、活鱼、活王八,人参、鹿茸、巧克力了。杨大妈突然发现了一条无情的真理——吃什么都得自己花钱买呀!这真是一种反动,简直跟“变天”一样令人怒火中烧。而且,您他妈的还要涨价儿,里外里,两笔账合在一块儿算,杨大妈的生活水平确实落了一截。

  就在这种场合,袁老师居然敢伸出脑袋来讲大道理:“可别这么说!调整物价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改革呀。这是一种进步的措施,咱要雇全大局,看到长远利益。再说,政府还给咱每人每月发七块半钱的副食补贴呐……”他的大道理加小道理还没说完,这被一阵阵嘘声、冷笑声、嘁噦喳喳的议论声和并不打算吵架的含含糊糊的责骂声淹没了。

  “呸!你也配……”杨大妈吐了一口唾沫,这句没说完全的话是“你也配打官腔教训人?”袁老师在买菜的队列里受到了绝对的孤立。他想不明白,这些邻居为啥如此不懂道理呢?特别是北屋杨大妈,当年还是街道学习“毛着”的积极分子呐,“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嘛,现在怎么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哩!晚上,他翻阅了好几本书,包括《宣传手册》这样的官方读物,自认为吃透了有关价格政策的精神之后,便连夜写了一篇小稿,还有一封给晚报负责同志的很热烈的信,请求在“百家言”或者“一夕谈”栏目里发表他衷心拥护调整物价的文章。

  稿子寄出去之后,他每天下午四五点钟都赶到邮亭去买一份晚报。无论从哪方面讲,我这篇稿子也是符合要求的!喏,源于现实生活,针对性很强,摆事实讲道理,由衷拥护改革,因而也拥护涨价儿,而且物价问题又是当前群众中最热门儿的话题……晚报也是党报嘛!我从亲身体会来向群众解释党的物价政策,这样的文章,哈,保险十投十中!他整整买了三个月晚报,腿都跑细了,直后悔,还不如到邮局去订一份哩。更窝火的是这篇稿子好比泥牛入海无消息。没发表,没回信,也没退稿。他往编辑部打了好几次电话,谁也不答复到底见没见过这篇稿子,反正报社早有声明,由于邮费拮据,稿件一律不退。袁老师碰了个橡皮钉子,开始怀疑报社的编辑们是不是保守分子?至少在涨价的问题上屈服于小市民的观念,狭隘自私,看不见长远利益的近视眼!他对晚报失去了信心。

  这天晚饭,老伴儿做红烧肉,给儿子三毛钱:“小宝快去,到小铺打一斤两毛七的酱油,我等着用!”小宝很快就跑回来:“妈!没有零打的。整瓶儿卖。”老伴儿正切肉,两手油腻。袁老师赶紧掏出一毛钱:“带着空瓶儿,去换一瓶吧,三毛八,那是甲级酱油!”小宝又跑回来,直喘气:“爸,再给三毛!六毛钱一瓶,是特级的!”小宝妈叹口气:“那也得买呀。凭票供应的猪肉,限量,咱就豁出去用点儿特级酱油吧。”袁老师一边给钱,一边向老伴解释:“猪肉为什么又少啦?主要是不准猪肉涨价儿,农民养猪赔钱呗……”小宝妈登时发了脾气:“你少给我说歪理儿!敢情你还嫌猪肉不贵呀?自由市场的瘦肉六块钱一斤!全涨成这个价儿,咱就全家吃斋念佛,要不然,您一月工资只够买十三斤猪肉,全家吃肉,甭吃饭,也甭点灯,甭喝水、甭穿衣裳甭住房!”老伴这一顿“甭”,像机关枪,连珠炮,把袁老师给“崩”出去了八丈远。

  特级酱油终于买回来了。小宝妈闻闻味儿,用筷子尖儿蘸着舔一点儿尝尝,“呸!他娘的,跟两毛七的酱油一个样!”袁老师在灯下仔细察看这瓶酱油,“没错呀,是特级的嘛,新商标上明明印着特级这两个大红字儿呐!”小宝妈气呼呼地从厨房冲过来:“书呆子!你干嘛向着奸商说话呀?换个商标就涨价儿,烟、酒、火柴、臭豆腐、味精、茶叶,全这么干,连擦屁股纸都学会这一招儿啦!”袁老师一板脸:“可别这么说!个别人钻改革的空子,个别人嘛,到啥时候也难免。咱不能因为这个,就反对调整物价!你说的火柴,这咱都知道,从解放那年到现在,三十九年才涨过一分钱嘛!邮票还没涨过价儿哩,八分钱一封信,涨过吗?咱说话要凭良心!青霉素——解放前叫盘尼西林,黄金的价钱啊!现在降价多少倍?这事儿咋就没人提?是不是因为有了公费医疗,就身在福中不知福?”“你这是胡搅蛮缠!”“怎么是胡搅蛮缠呢!我说的哪一条不是事实?”袁老师排队买菜的时候寡不敌众,现在关起门来跟老伴儿抬杠可是一对一。他打开了话匣子,说了一大堆又一大堆,连初中学生小宝都听不下去了。

  “爸,冰棍儿也乱涨价儿!从前三分一根儿,现在卖三毛!”“小宝!学生说话更得凭良心呀,你说,是三分的好吃,还是三毛一根儿的好吃?”“嗯……三毛一根儿是奶油冰棍儿。”“对嘛!还有,中学生要实事求是,你想想,是从前吃冰棍儿多,还是现在吃的多?快说!”“现在吃的多。”“对嘛!实际上你小宝的生活水平提高啦。”“那也不该一下子涨十倍!”小宝妈又参加进来。

  “不准涨价儿,就永远吃那种三分钱一根的糖精冰棍儿!现在不但有奶油冰棍儿,巧克力冰棍儿,还有三色雪糕,冰砖,酸奶,水果冰淇淋,可口可乐!一律三分钱,行吗?”“老袁!”小宝妈伸手摸摸丈夫的额头,“你明天是不是上医院去检查一下?没关系,反正有公费医疗。”袁老师当然不肯去医院。这倒不是因为看病也涨了价儿——个人负担百分之二十的医药费——他完全拥护医院的这项改革措施。主要是他坚信自己没病,倒是邻居们患有思想病,不理解涨价的必要性和优越性!这种涨价儿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如果哪个单位请袁老师去演讲,他保证不用讲稿就能连续讲半天儿!遗憾的是连邻居和老伴儿都不爱听。不听也行,那您就痛痛快快地拥护涨价好啦,可又不,还要成天发牢骚。人呐,真怪!明明自己犯了私心,看不透改革物价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却又拒绝疏导,不听我的大道理加小道理,唉,国家花钱养活几十万思想政治工作者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挺身而出,支持我袁保安的行为,在群众最关心的热门儿话题面前把涨价的道理讲明白呢?涨价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儿!这句话为什么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出来?一方面动真的涨价儿,一方面又说不准乱涨价儿,且不好先宣传,老百姓怎么知道黄花鱼涨价是合理的而胖头鱼涨价就是犯法的呢?再加上统计员说宽心话,带鱼明明涨价七八倍,他偏要说全国物价今年平均上涨百分之六!人大代表一追问,原来是把房租水电也平均进去了。老百姓怎么也想不通带鱼跟房租水电的内在联系,他说啥也不相信你统计员的那个百分之六!北屋杨大妈和我家里这位小宝妈,她们只记得带鱼的三种价钱:一寸来宽的两毛五一斤;二寸宽的三毛八;三寸宽的特级带鱼每斤才卖五毛七!错不了,小宝他妈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这个价钱!她少说也买过几百次了,还有错儿?如今的带鱼卖三块多四块多钱一斤,虽然变了个说法——不说一斤,愣说五百克——我的天,家庭妇女并不傻,谁还不知道五百克就是一斤呐?背着抱着一般沉。反正杨大妈不相信你那个百分之六!统计员先生肯定是帮了倒忙,在杨大妈和小宝妈的心目中,您好心好意说的宽心活儿变成了瞎话。冤不冤?还不如像我袁保安袁老师实话直说哩:该涨价的东西就得涨!带鱼的收购价格从来就比零售价儿高,三十多年以来北京市政府往带鱼身上不知道偷偷地贴补进去几座“人大会堂”了!仅以去年为例,有一次进货两千万斤带鱼(全市平均每人两斤),买进价三元七角一斤,卖出价两元七角,每斤赔一元,仅此一项就贴补进去一座“立体交叉桥”,不敢宣传,上级不表扬,居民不感谢,市政府吃哑巴亏,杨大妈之流的还要骂大街。您说,咱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藏到哪儿去了?陈佩斯卖烤羊肉串儿你们可以群起而攻之,市政府丢了一座“立体交叉桥”诸位为何不闻不问?上述种种,并非笔者杜撰,而是袁保安老师利用课余时间苦思冥想出来的。他又带着这些问题去阅读经典著作,自认为已经是位业余的物价专家了,就抓紧一切时机在一切场合向邻居们作义务宣传。主题只有一个:该涨价的东西就得涨价儿!涨价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儿!他作义务宣传的效果究竟如何?甭细说了,前边已经提到过,换来了一个可爱的外号:元宝!不过,他自己坚信不疑: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大家伙儿越是犯糊涂,就越说明需要我这个义务宣传员!这天下课之后,袁老师主动宣传到百货商店里来了,问女服务员:“这么大的北京城,为啥买不着擦屁股的手纸?”女服务员朝他翻白眼:“你问领导去!我只管站柜台,有就卖,没有就不卖。”“这还用问领导吗?谁领导擦屁股纸呀?其实,你们库房里有的是手纸,就是成心不卖,对不对?”袁老师提高了嗓门儿,立刻招徕了一大群瞧热闹的。他知道北京的闲人太多,而且最喜欢瞧热闹。他曾经做过一次实验:站在大马路上仰脸看天,不一会儿,便有好几十人凑过来,全都仰脸看天!其实天上什么也没有。他悄悄地溜了,到学校上了两节课,回来的时候,这地方交通阻塞,竟然有好几百人站在大马路上仰脸看天。自从有了这番经验,袁老师每次向群众进行义务宣传的时候,就故意提高调门儿,好像在吵架,准能把那些喜欢看吵架的大闲人们吸引过去。

  “你这是啥话呀!哪位经理领导擦屁股纸啊!你嘴里干净点儿!”女售货员一叉腰,果然是个吵架的能手。

  袁老师的目的已经达到,百货商店里挤满了看吵架的人,柜台里边也集合了好几位售货员,准备吵群架。他立刻抓紧时机,先道歉后讲道理:“对不起!我刚才那句话欠考虑,我认错儿。不过,我倒是有个建议:把你们库房里的手纸拿出来卖吧!同志们想一想,咱中国制造的同步卫星都可以‘定点’飞行,难道偌大的北京市就不会制造手纸么?”瞧热闹的观众发出了一阵阵笑声。有人还揭老底儿:“手纸有的是!存在仓库里憋劲儿呐。您横是不能也憋着不拉屎吧?等您憋急了,手纸一上市,立马涨价儿!”“哈哈哈哈!”听众大笑。连售货员们也跟着笑。

  又有人说:“岂止手纸!猪肉、鸡蛋、白糖、奶粉、火柴、彩电,说声买不着,您就是跑一百家商店也没货。然后一块儿拿出来,肯定又是新价码儿!”袁老师赶紧把话接过来:“所以我建议:该涨价的东西您就涨!今天就涨嘛。何苦憋我们老百姓哩!凭良心说,我们大家都拥护改革,也拥护涨价儿,因为我们经过学习,懂得了价格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一开始演讲,瞧热闹的人们越听越没劲,很快就走散了。售货员们也上旁边聊大天儿去了。柜台前只剩下元宝先生孑然一人,自言自语。

  这样的事情发生几次之后,袁老师也暗自伤心,唉,这些人响,原来喜欢看吵架,而不喜欢听报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胡同里的邻居们也开始耽心:袁老师是不是得了疯病?最耽心的首推小宝妈。她几次来找丈夫的同窗好友李老师,请他想办法治一治元宝先生的“话多症。”李老师深知此种疯病的要害所在,绝非医院里的阿斯匹林和救心丸所能治疗的,便想出了个“破财消灾”的治疗方案。

  这天,小宝妈忙乎六七个钟头,置办了一桌酒菜。李老师按照既定方案,邀请了几位知心好友——都是中小学教师,而且每人带来一份“随份子”的礼品或曰嚼谷,走进袁保安的东厢房斗室之中,要开个谈心会治治同窗好友的心病。

  中学生小宝帮忙端菜,小宝妈一样一样往桌面上摆,同时坦白交待着生产成本:“这滑溜肉片是自由市场上买的里脊肉,六块钱一斤。”李老师插话:“便宜!如果下饭馆儿,这一盘菜至少分成四盘儿,每盘六块钱。”“这红烧带鱼,是国营菜市场买的特级带鱼,四块二,五百克。”“更便宜啦!要是进西餐馆儿,奶油炸带鱼,一份儿只给一截儿,这足够八份儿,每份五块钱。”“这盘茄汁大虾,是国营菜市场买的八个头一斤的,四十块钱!”“这笔账好算:八个头一斤——这是行话,就是说一斤八只虾,每只一两多重,够资格称为大虾了。中级饭馆不经营,高级餐厅嘛,每只十五元。”“这盘黄瓜拌海蜇皮,甭细说啦,成本八块钱。”“也不贵。在饭馆里至少可以分成三盘,每盘十元。”小宝妈坐下了,惨笑着:“太简单啦!好在都是老同学,又都是穷教员,我就彻底坦白吧:除了这四样菜,再加上一个汤,几瓶酒,还有花生米和老咸菜疙瘩,不算油盐酱醋煤火和主食,归了包堆,总成本一共七十八元人民币,正好是我们老袁的一个月工资。”袁老师坐在下手,眼珠乱转,紧急开动脑筋,判断老伴和李老师的真实意图,准备着对策,所以暂不发言。

  李老师哈哈大笑起来:“总而言之相当便宜!我说便宜,有两层意思:首先,这一桌菜,虽然原材料大涨价儿,可是咱们没让饭馆再剥一层皮!至少节约了一百元,是不是?其次,虽然一顿饭就花掉老袁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咱哥儿们到底还是尝了一回大虾的美味儿呀!如果把眼光放远点儿——三年吃这么一顿儿,七十八元钱,只不过是你袁兄总收入的三十六分之一嘛!再看远点儿,十年呢?才是你总收入的一百二十分之一嘛,实在算不了啥。”说着,他从挎包里拿出来半瓶茅台酒,骄傲地说道:“真正的茅台!三年前一位学生家长送的——不是我李某人受贿,是他的儿子考上了北大,老头子是贵州人,亲自把故乡的好酒拿到我家来,非跟我这位班主任干几杯不可。没喝完,一直珍藏到今天。哈哈,老头子说,他买这瓶酒的时候,官价——当然是故乡有熟人喽,才十二元一瓶。后来,这半瓶酒藏在我家的床底下自然增值,现在嘛,黑市价儿一百五十元一瓶了。我这里虽说只有半瓶,哈,巧得很,也正好是我李某人一个月的工资嘛。来来,老朋友们干一杯!这一杯可就是十块钱呐……”王老师干了这杯茅台,又吃掉了一只茄汁大虾,内心深感惭愧,喃喃地说:“这一分钟之内,我就吞掉了二十五块钱……这是不是报纸上正在批判的那种高消费呢?或者说,像咱们这样的穷教员,根本就不应该喝茅台、吃大虾呢?”张老师不服:“不对!你没听李老兄说吗,三年一次,或者十年一次,这根本就不算个啥!”说着,他从兜里掏出来一包万宝路牌的美国香烟,大大方方地撕开,散给大家:“抽!酒不够,烟来凑。我也是豁出去啦,这烟,七块钱一包。只管抽,甭算账,算起来伤心!”李老师把话接过来:“账还是要算一算,心明眼亮。你王师弟一月工资只够买一条香烟,我抽这一支万宝路就是三毛五分钱,对不对?这说明什么问题?第一,咱们都应该戒烟!第二,顶数香烟的价儿涨得蝎虎……可惜呀,今天的饭桌上居然还有一位拥护涨价儿的傻兄弟!”他这一挑,短兵相接,袁老师再也关不住话匣子了:“哥儿们,要说喝酒,八分钱一两的玉米秸烧酒,一毛三一两的白薯干儿酒,咱都常喝,对不对?要说抽烟,六分钱一包的蜜蜂牌,一毛四一包的绿叶牌,咱也常抽,对不对?憋急了的时候还抽过大麻籽叶儿哩,抽得舌头上好像长了一层塑料薄膜,诸位还没忘吧?那时候倒是物价稳定啊!大虾三块钱一斤,你们谁吃过?反正我是没吃过,连想都不想!打从师范毕业,咱们的工资都是四十六块一个月,谁也不嫌工资低,更没妄想调工资,哈哈,因为二十来年压根儿就不调工资嘛,习惯啦!新时期以来,我老袁连升四级,平均两年半升一级,诸位也一样吧,怎么倒觉得工资低了,吃了亏了呢?你们合伙置办这一桌酒席,想说明物价涨得不合理是不是?其实呀,恰恰说明咱们的胃口吊得太高啦!喝茅台,吃大虾,抽美国高级香烟,别忘了,咱中国十多亿人口呐,把真茅台假茅台、大虾小虾不大不小的虾和全美国的香烟全买过来,也不够十亿人口嚼谷这么一顿儿啊!依我看,倒真的应该再吃一顿忆苦饭了,糠窝窝头,野菜粥,蜜蜂牌香烟,玉米秸烧酒,不稀罕,三年困难时期咱们都是这么过来的!那时候物价也发毛,一块钱买不着一斤萝卜,比现在贵得多,可是没人敢讲怪话!是不是……”在元宝讲演之际,大家只顾埋头苦干——把四菜一汤横扫入肚,犹感不饱。王老师赶紧拿出他带来的一份儿嚼谷,原来是一斤金纸巧克力,散给大家分而食之,只因为元宝先生还在讲演,也就免报价码儿了。

  袁老师一见巧克力,触景生情,立刻借题发挥:“我第一次看见这玩艺儿,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回国的时候。一位苏联专家临走之前到我们中学告别,送给学生们一包巧克力。学生们不敢吃,交给了支部书记,支书立刻召开了一次批判会,带头发言,狠狠地批道:大家亲眼看见了吧,苏修的日子不咋的!连水果糖都是黑的!黑糖还要包金纸,真是外强中干,臭美!”老同学们几乎喷饭。小宝妈却在偷偷抹泪了。她知道这次“破财消灾”的行动已经失败,丈夫的疯病难治了。

  夜晚,袁保安对老伴说了不少掏心窝子的话:“小宝他妈,你放心!我啥病也没有。我只不过是从心眼儿里拥护改革,包括涨价儿,我也由衷拥护。过了‘五一’,副食品还要涨价儿,我还拥护!别说政府给咱发副食补贴费,还给中小学教师增加百分之十的工资;就是不给钱,我袁保安也拥护!国家有困难啊,改革当中总免不了出点子事儿,诸如手纸脱销之类的事情,这算不了啥,可别大惊小怪的,说句不好意思的话吧,我小时候常用树叶儿擦屁股,不也照样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么!”小宝妈哭笑不得,打了丈夫一巴掌,又问:“老袁,你到底为啥这么拥护涨价儿呢?我实在想不明白!”“孩儿他妈,咱也是老夫老妻了,难道你就忘啦?从前有我袁保安说话的资格吗?臭老九要是说错一句话,那还了得?中学的支部书记分明是个二百五,他要批判巧克力,你就得跟着一块儿批!北屋里的杨大妈要当学‘毛着’的积极分子,你就得昧着良心举手选她!毛主席写错了一个字,把‘着急’写成了‘招急’,学生问我到底该怎么写?我就得说两种写法都对!现在不同啦,邓小平在人大会堂吸烟,下边就敢有人递条子,请他别吸烟,他就高高兴兴地把烟捏啦。小宝妈,我说的这都是小事情——在别人眼里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舅情,可是在我眼里,这比吃不吃大虾重要一百倍!凭这些小事儿,我就是要死心塌地拥护改革!包括拥护涨价儿。邻居们说我疯了,我也想不通,你说说看,我一个穷教员,真心拥护改革,到底有什么错儿呢?”小宝妈也二乎了:“那,你就不要去当义务宣传员,别再当众宣传什么涨价的优越性啦。”元宝先生腾地坐起身来,正色宣告:“那可不行!今天就算我说了错话,也不打反革命吧?”

  一九八八年五月四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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