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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优秀短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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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靠近

作者:中跃

  第一次听说大师的名字是在派出所的会议室里,当时负责介绍情况的副所长被人叫出去接电话了,一直将头埋在卷宗资料里的民警老王忽然抬头冲我说了一句:

  小姑娘的外公也在写他的外孙女,听说已经写了8 万字。我一听来情绪了,8 万字——那资料肯定丰富得冒油了,假如能直接看到这资料,也省得我这样辛辛苦苦一点一滴地到处采访了。老王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又补了一句:他也是个名人,是个退休的老教授,出的书跟牛毛一样多。

  我问:他叫什么?

  他说:高峰,听说过吗?

  我点点头,说:我知道本市有两个高峰,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医学院院长、精神病学专家,不知是哪一个?

  老王说:我只晓得一个高峰,那个医学院的院长。

  ——他就是被害的小女孩的外公?

  老王笑了:你这个当记者的,采访到现在,连这个都不晓得?

  我说惭愧惭愧,没人跟我提起这个。于是跟老王要高名人的电话号码。民警老王沉吟了一下,先跟我要了张名片,拿到鼻子底下审查了一番,说:我先打个电话通报一下,老先生名气大,脾气古怪,加上为这事精神受到刺激……我笑道:老王你别说了,我理解,我理解。

  老王出去了一会儿,回来说电话没打通,我来了个先发制人:那你把号码给我,我直接跟他联系。这个……老王显得有些为难。我毫不放松地说:王警官你放心,我们当记者的善于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肯定会很小心、很虚心地接近他的,更不会拿你为难。

  说着我递给他一张纸,让他把号码写在上面,我看他那慢吞吞、犹豫不决的样子,一时怀疑他会不会给我写个假的。

  给高名人打电话时我非常谨慎,甚至事先用笔在方格稿纸上拟了一个脚本——我知道有的人欢迎记者,有的人却特别讨厌记者,圈子里有句话说得好:“不了解记者的巴结记者,了解记者的讨厌记者”(这和“因不了解而结婚,因了解而离婚”

  是一个原理)。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记者怕名人,名人也怕记者,尤其怕小报记者。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报记者。对我来说,越是名人越难对付——何况是一个刚刚经历不幸、精神受到严重刺激的名人。

  以下是电话录音片断(带有背景音乐,随时可以拿到法庭上作证):

  ——请问是高峰高老先生家吗?

  ——你是谁?

  ——我是晚报记者中跃,请问你就是高老先生吗?

  ——你找他干什么?

  ——我正在采访他外孙女高蕾蕾被害的案件……

  ——他正要找你们晚报打官司呢,你们倒找上门来了,你们上次的报道没经过他审查就登出来了,严重失实,他已经找了市委书记市长宣传部长,他们已经向高老先生作了赔礼道歉,你就是那个挨批评的记者吧?你来找他干什么?

  (一听这口气,不是名人、大师是什么?我心里断定他就是高峰本人了。)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记者,那个记者是新闻部的,我是专版部的,专门写长文章的,我主要来向高老先生高老前辈请教,学习,顺便作一点采访……

  ——请教学习可以,但他从不接受小报记者采访。

  ——那我不采访,就来向他请教、学习。

  ——这几天不行,他日程都排满了,过一段时间再提前预约。

  ——请原谅,这件事很急,请你转告高老先生,我这篇文章不是晚报上用的,是省里的《记者视野》专门约的稿,要求字数一万字以上,要得很急,我听说高老先生在写一本怀念他外孙女的书稿,已经写了8 万字……

  ——你就为这个?

  ——不,不是的(我立刻改口)……

  ——哼,你就是,你就是这个目的。

  ——请你不要误解,我不是想看他的书稿、用他的材料,我是准备请他将这部书稿的精彩部分拿出一万字和我的文章一起发表,这样效果会更好,也等于为他这本书预先做了广告宣传。

  (沉默片刻。)

  ——你来吧,来了再说。但时间不许超过一个小时。

  ——请问高老先生家具体的门牌号码?

  ——你到了市中心,问高峰高老先生,没有人不知道的。

  (对方挂断。)

  事实证明,高名人的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到了市中心,我问起两个月前被杀害的小女孩高蕾蕾,确实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还知道她是红星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至于她家住在哪里,以及她的外公高峰的家住在哪里,十个倒有十个摇头。有个开小店的老板给我出主意,叫我到附近的红星小学去问,因为高蕾蕾死了以后她外公带着家人抬着小姑娘的尸体到学校去闹丧的,硬要学校赔了他们家十万元钱,所以学校的人肯定晓得她外公家的地址。这个细节我倒是头一回听说。于是我在小店买了一包高级香烟(准备敬给高名人抽),和那个老板多聊了几句。老板具体描述了那几天高家闹丧的情形,说学校门口挂了十多张小姑娘各种各样的大照片、大奖状——那个小姑娘长得才好看、才漂亮呐!看热闹的人才多呐!看的人都在摇头,叹气,都同情那个小姑娘,好多女的都哭了。后来来了好多警察,把看热闹的人都赶走了,那个姓高的老头不让赶,和警察吵起来,大叫:罪犯把我的外孙女杀死了,你们也把我抓起来算了,我看你们哪个敢抓?………

  我在这个小店往高名人家打了个公用电话,我对高名人说:问起高老先生的大名,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人家说高老先生是名人,是国家一级保护对象,他住宅的门牌号码是保密的,一般的人都不知道。高名人说:那当然,让一般的人知道了,我还有安全感吗?前一阵子,公安局派了好几个警察来保护我呢!

  那是一幢很旧的住宅楼,墙上写着“教育……宿舍”(有些字模糊得看不清了)。

  楼只有四层,结构是很旧的那种,所以不合理处甚多,楼道、走廊都不透光,到处黑洞洞的。屋内是二室一厅的布局,厅很小,只够放一张吃饭的桌子,桌上有一只老式台灯,堆着乱七八糟的书本纸笔,看来这张饭桌还兼着写字台的功能,室内的家具是老式的,满屋子给人的印象除了旧就是挤,有间屋里堆满了杂物和成捆的书(看来是不住人的),后来高名人就从那堆书里不由分说抽出一本来送我,并在扉页上题了四个字:高山仰止,然后是日期和签名。我接过来,等上面的墨迹干了,才偷偷看了一眼书的封面:《世纪末——人类逼近精神病时代》。当然不失时机地崇拜了几句。他说:我的书多呢,著作等身,送你十本八本都有,可惜太深,你看不懂,这本通俗些,你好好看,以后写文章抄上几句,就深刻多了。

  当然这是两个小时以后的话了。刚进门时,高名人可没有这种客气,他给我的印象与大多数大师、名人一样,满脸的忧患和深刻,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没说一句欢迎之类的客套话,只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尖锐、无声地逼视着我,有点预审员看嫌疑犯的味道。这使我想起一位名人说的话:“真正的智者是快乐的,自认为智者是痛苦的。”我不知道这位名人说的对不对,因为我面前的高老先生也是个名人。

  这是199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约4 点钟光景,外面阳光灿烂,室内却晦暗不清,只有饭桌上那盏小台灯亮着一朵荧光,由下向上照着高名人的脸,据我所知这种用光方法在恐怖片里使用较多,其视觉效果如何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是一连串的审问和“验明正身”,他将我的名片和记者证反复作了对照,并追问我与《记者视野》杂志是什么关系,是谁向我约稿。我说我是《记者视野》的特约记者,是他们副主编向我约稿。他要我写下副主编的名字和杂志社的电话号码,我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写下了副主编的名字,至于电话号码我耍了个小滑头,说通讯录没带在身边,回家以后一定打电话告诉他。

  接着他说:你到派出所采访,他们都对你说了些什么?你说,你要一滴不漏地全部说给我听。

  为了能得到他的配合、看到他的资料,我只好先耐着性子把采访本上的故事说给他听:

  1999年8 月4 日中午2 点半左右,高蕾蕾的父亲林某和同事李某一齐来到建设路派出所报案:他十岁的女儿高蕾蕾上午去学校排演节目的路上失踪了。所领导非常重视这个情况,因为前不久这个城市就发生过一起类似的学童受害案。所领导一边派户籍警小陶去红星小学及附近居民家走访、了解情况,一边让当班民警老王向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报情况。指挥中心随即将案情通报了市区所有派出所和巡警小组,请他们紧急协助查找。下午3 时左右,高蕾蕾的家长及外公高某再次来到……

  ——什么高某高某的,高名人怒气冲冲打断我的叙述,应该叫高教授、高老先生!蕾蕾是我一手培养的,她也姓高,这还不说明问题吗?我连连点头称是,然后趁高名人打火抽烟的空当,赶紧继续汇报采访本上的故事:高蕾蕾的家长及外公高老先生再次来到建设路派出所,报告说他们查问了所有的人和地方,还是不见孩子的踪影。林某说:我是当父亲的,我了解我的女儿,她一定是出事了!……到了晚上7 时左右,查找失踪女孩行动依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线索。高蕾蕾依然没有回家吃晚饭——案情的性质已显示得越来越清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得到报告,也抽调了大批警力前来支援。刑警小钱反复找女孩的父亲询问情况:有没有什么仇人?和邻居、亲戚、同事之间有何矛盾?作为一个公司经理,生意场上有没有什么债务和经济纠纷?……副所长老李和刑警小龚负责排查学校附近沿线的重点嫌疑对象。据了解:红星小学后门口一个开小店的男人品行不正,以前犯过流氓罪,是个“二进宫”,三十多岁了,还没找到对象。李所长非常重视这个情况,当即回所调出此人的档案资料,展开细致调查:潘小宇,男,今年35岁。他17岁及22岁时分别因流氓犯罪坐过2 年和8 年牢。他父亲是被他活活气死的。他母亲朱某原是红星小学的退休教师,为人比较忠厚老实……

  ——胡说!高名人气冲冲打断我的话:她还忠厚老实?她是条母老虎,她儿子犯罪,她有很大的责任,应该把她抓起来坐牢!

  我给他看采访本,笑着解释说:这是派出所的李所长说的……

  ——胡说!不可能!他不可能说这样的话。

  我说:也可能是我听错了,我可以再去核实……

  ——胡说!他不可能说这样的话。这是给罪犯脸上涂脂抹粉,给我们英雄脸上抹黑。他敢说这样的话,我明天就去找他们公安局长,撤他的职。他们公安局几个局长都是我的学生,连市长、市委书记都是我的学生……

  接着他就开始报一串又一串的人名——都是这个城市政界的名人、要人。然后不由分说将我带到他那间堆满杂物和书的房间,抽出一本又一本的书,打开封面,指着扉页上“编委”的名单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我在连连点头的同时心里暗想:难道我们这个城市的上层建筑全是由那些白衣大夫们组成的吗?

  话题由此扯开去,竟一时刹不住,一扯就扯到了6 点多钟,看来高老先生一时激动,忘记了他对我一个小时的限时,好几次我想把话题拉回到采访本上都没有成功,他与我大谈他的精神病学,大谈他刚刚出版的那本新书——《世纪末——人类逼近精神病时代》,他说现在成年人中精神病患者正以每年12%的速度增加,现在全球共有精神病患者5 千万人,仅中国的上海就有75万之多,其中大学生占25%,所以他最新发现的结论是:人类已从“传染病时代、躯体疾病时代”进入了“精神病时代”……

  这时我斗胆插了一句:高老,听说罪犯潘小宇也是个心理变态的精神病,是不是?

  高名人顿时瞪起了眼睛:谁说的?你听谁说的?啊?

  我心脏一抖,连忙低头翻采访本,以掩饰我的慌张,我心里想你这是怎么了,干这行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今天怎么表现得像个说了谎的小偷……好在我很快在采访本上找到了这样几句话(是派出所副所长老李在谈到审问罪犯的情况时说的):

  那家伙块头很大,1 米90的个头,壮得像一头大熊,从他的生理发育情况和交待的情况来看,显得很不正常,精神不正常,明显的性变态,他17岁和22岁时犯的两次流氓罪也是不正常的性犯罪、性虐待……

  ——胡说!高名人一拍桌子站起来:他说他有精神病?这不可能!当时罪犯的律师也想用这个理由为他开脱,没有得逞——这方面的专家是他们还是我?现在公安人员也这么说?这是给罪犯脸上涂脂抹粉,给我们英雄脸上抹黑,他敢说这样的话,我明天就去找他们局长,撤他的职!他们公安局的几个局长都是我的学生,告诉你,连市长、市委书记都是我的学生……

  我连连点头,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不会这么写的,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征求您老的意见,尊重您老的观点,充分表达出受害者的心声,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你说得好听,高名人怒气未消地说,你们这些小报记者我还不了解?当面说好话,屁股一掉就不认人。你们上次那个写报道的记者当我的面也这么说,说的跟你一模一样,说的比你还好听,还说发稿之前一定会送给我审查,结果屁股一掉,影子都没有了,发的那篇报道严重失实,气得我差点挺过去。

  接着高名人就在餐桌(兼写字台)的一堆乱七八糟的报刊纸张里一阵乱翻,竟奇迹般地翻出了那张报纸(即我们的晚报),指着上面一个小“豆腐块”说:你认识他吗?他现在还在你们报社吗?我说,还在。他立刻惊讶了:他还在报社?还没有调走?还没有处分他?太不像话了,你们总编小豆子答应处理他的,保证把他调出报社的,怎么到现在还不办?——这个小豆子,我马上就打电话去骂他,我没有这样不守信用的学生!……

  我们总编叫小豆子?我心里窃笑——我还是头一回听说。但时钟已经悄悄向点靠拢,我没有时间去探讨“小豆子”这个绰号的起源,我想尽快得到他那本据说写了8 万字的书稿,假如他不肯让我拿走,我就只好当场翻一翻,看一看,我对自己脑瓜的记忆力还存有一点自信。但怎样把话题自然地引到他那部书稿上来呢?

  我说是啊,别人写的东西总有失实的地方,只有您老自己写的东西……

  但是我发现我根本插不上话,高名人一直在严厉地批评那个“豆腐块”,说这篇报道没有提到红星小学的那个后门,没有追究学校的重大责任,因为罪犯开的那个小店是学校租赁给他的,更严重的是小店的后门通到院园内,我家蕾蕾就是在小店那个后门经过时受害的——学校难道没有重大的责任吗?他们为什么要将这样一个二进宫的大流氓放在学校的后门口?什么用心?这不是将一条狼放在了后门口,放在了羊群里吗?……

  这时里面房间的门无声地开了,黑暗中慢慢移出一个人影,像是个老太婆,她没说话,也没看我们一眼,无声地移到了厨房,然后开亮了一盏昏黄的灯,于是我看清了一点她的轮廓:那确实是一个老太婆,一个看上去被忧伤彻底击毁了的老人——大概是高名人的老伴吧,我猜想。高名人也没有向我解释、介绍,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像突然醒过来一般,喊道:不好!都7 点多了!你这个人说话不算数,说好一个小时的,怎么耽误我这么长时间?你知道我一分钟值多少价?

  我忙说对不起,我听得入神了,不知不觉忘了时间,我要告辞了,他说那我不留你了,我鼓起勇气说,高老,你写的那个8 万字的书稿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他像早有准备,冷笑一声说,我知道你就是为这个来的,好多人都在打我这个书稿的主意,这部书是我的独家专利,将来出版一定会轰动的,到时候你到书店去买吧,到时候我可以给你签个名……

  我脸上还堆着一堆假笑,心里却沮丧之极,看来这几个钟头的嘴皮是白磨了,这老狐狸真是太狡猾了……不过我不甘心,还是挣扎了一下:高老,我写这篇文章材料还不足,尤其是高蕾蕾生活、学习方面的材料,还有照片,你能不能……?高名人说,本来我就不同意你写这篇文章,你们这些小报记者,还不是拿这种事情乱写一通去出出名,拿人家的痛苦去换几个稿费。这样吧,你先写个开头,明天下午4 点钟送过来给我看——来之前你先到红星小学去拍几张照片,特别是小店通到校园的那个后门,一定要拍清楚!……

  朱某平时对儿子恨铁不成钢,也管不住他,潘小宇刑满释放后没有工作,当妈妈的怕他游手好闲再到社会上去惹是生非,便急于想找个工作给他做做。但一个“二进宫”的劳改释放犯,哪个单位会要他呢?万般无奈,朱某只好厚着老脸来找红星小学的老领导说情,要求学校将后门口一间5 平方米左右的门面房租给潘小宇开小店,好歹让他有口饭吃,给他个出路。学校领导也许是出于对一个退休老教师的同情,被缠不过,就同意了这个要求。但他们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将这样一个屡犯流氓罪的人摆在学校后门口,合适吗?况且小店的后门直接通到校园内,许多学生进出校园都喜欢抄近路穿过这个小店……

  民警在调查了潘小宇的犯罪前科后,感到这个小店是一个不能放过的疑点。他们决定:再次进去仔细勘查一遍。但此刻已是晚上8 点多钟,店门早已关闭,姓潘的还不知猫在什么地方。没有证据,又不能强行撬门进去搜查。怎么办?……李所长和小龚决定先去他的母亲朱某家看看。

  潘小宇母亲的家住在市郊的桃花新村。李所长和小龚上楼敲门时看了看表:是晚上8 点35分。门开了,门后的朱某见是两位警察深夜造访,眼前掠过了一片黑云——这位不幸的老母再次预感到了不幸的凶兆——她已经无法承受更多的打击了。

  李所长问:你是朱老师吧?潘小宇在家吗?他……在,在家……朱某紧张得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问:我家小宇又……又出了什么事?李所长说:没出什么事。刚才我们接到红星小学的报告,说潘小宇的小店里正在冒烟,怀疑是电线老化引起的火灾,我们想带他一起去看看。朱某一听这话松了口气,但随后她又焦急起来,连连催促在里面房间睡觉的儿子快起来——小店失火了,你赶快去看看!

  潘小宇看上去却不焦急,他躺在床上嘟哝说:不用看了,不会失火的。朱某说:店里都冒烟了,人家警察都上门了,你还不赶快去看看!真的烧起来怎么办?小宇说:烧起来也不要紧,里面又没有多少东西,烧了也不值几个钱。朱某说:那房子呢?那房子是租的学校的,烧了你赔得起吗?……

  李所长悄悄给小龚使了个眼色:注意,有问题!小龚心领神会。一个人听见自己的小店冒烟、失火了却不着急,磨磨蹭蹭地不肯去,这本身不就说明了问题吗?

  小宇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在房间里磨磨蹭蹭地穿衣服、穿鞋,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穿了足有十多分钟—大夏天的,什么衣服这么难穿,要穿这么长时间?当潘小宇从房间里走出来时,两位警察才算看清了他的样子:他身材高大壮实,近1 米的个头,体重足有250 斤,挺胸凸肚的,长得像头大公牛似的,两位警察不由得又交换了一下眼神:不可大意!老李和小龚一前一后将潘小宇夹在中间走下楼来。潘小宇打开一辆自行车就骑,李所长拦住他说,你跟我们坐车走,速度快一些,完了我们再把你送回来。潘小宇塔一般的身躯竖在警车旁,愣了好几秒钟,但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不得不弯腰钻进了车门。

  警车一直开到了潘小宇的小店门口。潘小宇走下车,站在店门外看看,说:哪来的烟?没有冒烟嘛,算了,我就不用看了。两名警察一左一右夹着他,李所长说,既然来了,还是进去看看,又花不了几分钟的。潘小宇站在原地僵了几秒钟,没有办法,只好磨磨蹭蹭地掏出钥匙,打开了小店的卷闸门。

  40W 的日光灯将5 平方米的小店铺照得雪亮。似乎找不到什么疑点。李所长抬起头看看,见屋顶上还有个简易的小阁楼,上面似乎堆着一些杂物。两名警察对视了一眼,李所长关上了身后的卷闸门,小龚便上前检查小阁楼。小龚搬了一只木箱,上面再放一张凳子,站了上去。搬开小阁楼上的一些杂物,小龚的手触到了一只“蛇皮袋”,袋内似有异物!小龚不动声色解开袋口的绳子,将手伸进去,果然摸到了两条腿——两条女孩子的小腿,冷冰冰的……

  晚上我在电脑前敲到凌晨一点,第二天上午天下起了小雨,我一看,拍照的事暂时干不成了,于是又躲在家里继续敲。本来只想写个开头,或者把采访本上的那点材料整出来,心想这点材料最多整千把字吧,没想到敲顺了手,一口气敲了多字,欲完未完,心里一时好不得意,心想高名人哪高名人,今天也让你开开眼,领略一下我这个“快枪手”的厉害,也让你在心里暗暗叫一声:后生可畏……

  心里正得意呢,床头的电话猛丁响了,我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点10分,心里暗叫一声不好——把4 点钟打电话的事给忘了!我原准备告诉高名人:因为天下雨,照片没法拍,今天就不来了,改天将照片拍好、文章写好再来……

  但已经迟了。电话里正是高名人怒气冲冲的声音:你怎么回事,你说好4 点钟来为什么不来,你竟然不守信用,跟我耍滑头,我连说对不起对不起高老您听我解释……但高老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他大骂小报记者个个都是滑头,都是骗子,第一次打交道就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他严厉地责问说:你说你是《记者视野》

  杂志的特约记者,我打电话去问了,他们主编说不知道,他还叫来了副主编,副主编也说不知道,他也没向你约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脸上腾地烧了起来,用句成语说叫“恼羞成怒”,心想你这样到处打电话查来查去的,不是明摆着对我不信任吗?简直是对我人格的污辱!人家杂志社会怎样看我?这不是明摆着断我的路吗?……但嘴上还是一本正经地向他解释:我并不跟他们副主编直接联系,我和一个姓何的编辑直接联系,是他跟我约的这篇稿,你可以去查——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去查……

  ——我当然要去查,你说的那个编辑叫什么?嗯?你有没有特约记者证?你把证件带来给我看,现在就来!

  我说好的好的,我就来,我故意岔开话题说,我正要来呢,文章我基本上已经写好了,一口气写了5000字,正要请您高老过目呢!

  告诉他这个消息,本来想让他兴奋一下,至少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没想到高名人火气更大了,他在电话那头几乎咆哮起来:

  ——什么?都写完了?谁叫你写完的?我不是叫你先写个开头吗?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我还没给你提供材料、谈观点,你这5000字是怎么出来的?肯定是胡编乱造!你赶快拿过来给我看,我不同意,不准发表,否则的话我上法院去告你!

  ……

  本来我不想去高名人那儿了,但最后不知怎的,想来想去还是去了——也许是对他、对我的稿子还抱有一线希望——你想,辛辛苦苦写出5000字,作废了可惜,自己硬拿出去发,怕高名人真的跟我打起官司来,那就得不偿失了。唯一的希望是他看了稿子后能赞成、能同意(因为好多地方不得已都用了他的观点,完全在为他说话),双方各取所需。

  高名人看完那篇名为《孩子,你上学路上安全吗?》的打印稿后,先抽象地肯定了几句,语言啦,文采啦,然后便开始具体地否定:写警察、写坏人太多,写英雄太少;坏人写得不坏,英雄写得不好;罪犯已经枪毙了,这篇文章应该把矛头对准学校、对准罪犯的母亲,强烈要求追究他们的责任!……最后他说:这篇文章先留在我这里,等我再仔细看看,也给蕾蕾的父母看看,具体意见我再告诉你。

  我能怎么说呢?我只能点头表示同意。难道我能当面对他说个不字吗?但我心里早打定了主意:回去在电脑里略作修改后再打印一份,直接寄给《记者视野》的老何,让他去决定吧!

  这天晚上,我正在电脑前紧张地操作,电话响了,我以为是高名人的,深吸了两口气之后才把话筒拿起来——却是《记者视野》老何的长途,他告诉我,你们那儿有个叫高峰的老头打电话给我们主编,自称是名人、是受害女童的外公,他说你不了解情况,写的不真实,他写得真实,他已经写好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要寄过来,我和主编据理力争,主编很为难,表态说你们两人的文章谁先寄过来就发谁的——所以你马上到邮局去发快件,或者连夜坐火车将稿子送过来!……

  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对眼前的这一切失去了兴趣,刚才还亢奋的身体一下子软在电脑椅里,手抓着话机,脑子一片空白……

  对方以为我心疼邮费(路费),急切地劝我说:老兄,这可是篇特稿!5000字就是5000元稿费,跑一趟也值的!别犹豫了,赶快来吧!我还等你请客喝茅台呢,说好的事,不准赖啊!

  我说,算了吧,他肯定,肯定比我真实,第一手材料也丰富,我不想为了这几千元钱,跟他打什么笔墨官司,假如他的文章不能用,到时候我再说吧。这事都怪我,我根本就不应该去找他,不应该走近他……

  电话那头的老何还在给我打气,说这篇是他的重头稿,学童受害,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哪家没有学童?哪家没有孩子?这稿说不定能得大奖。我说那女孩子死得很惨,被那个性变态的家伙蹂躏得不像样,很不好写,我也不忍心写,她外公肯写,那最好,自己写的自己容易接受,你说对不对?

  老何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中跃啊,我看你适合当牧师,不适合当记者。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我手里举着电话愣了好久,脑子里在细细咀嚼老何的话。有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太让我的朋友失望了……

  后来高名人一直没来过电话,我也没有再打电话给他。

  大约20天之后,老何给我寄来了最新的一期《记者视野》,上面头版头条“特稿”栏目登着高名人的文间:《一起不该发生的校园惨案》。再看内容,竟和我的那篇文章一模一样!开头的3000字简直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只是在描写高蕾蕾被糟蹋的细节后面加了这样几句话:

  作者在这里不忍详细描写蕾蕾小姑娘遭受摧残的细节。这个过程是极其残忍、令人发指的。蕾蕾小姑娘始终在英勇地反抗,罪犯多次用毛巾塞她的嘴,多次用绳索捆绑她的手脚,又多次被她顽强挣脱。蕾蕾的反抗整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但一个9 岁的小女孩,面对一个比她高2 倍多、重4 倍多的一头“公牛”、一头疯狂的野兽,她的力量毕竟太羸弱了。高蕾蕾不仅仅是聪明、活泼、可爱、多才多艺的好学生,更是一名刘文学式的小英雄。

  不得不承认,高名人这一段加得很好,很有水平,他把一个受害者提升成了一个悲壮的小英雄。

  我注意到高名人在结尾处也删去了我原稿里的几句话:

  “8.4 ”惨害学童案发生后,社会各界向高蕾蕾和她的亲人送来了各种关心、支持和慰问,红旗小学领导也给蕾蕾家送来了10万元慰问金……

  后来我老想打个电话问问高老:他为什么要删掉我文章中的这些话?难道它们是不真实的吗?……

  但直到现在,时间过去半年多了,我仍然没有打这个电话。高名人也没有任何信息传过来。倒是老何打过一次电话来约稿(以前他每个星期都来电话吹牛的),顺便评价了一句高老先生的那篇文章,他是这样说的:想不到那个老东西蛮能写的嘛,我们鸟主编已经把它报上去评奖了,看样子还能再拿5000元。我说是啊,那篇我看过了,他确实写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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