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 化 树

　　张贤亮 著

　　序　 第001章 第002章 第003章 第004章 第005章

　　第006章 第007章 第008章 第009章 第010章 第0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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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030章 第031章 第032章 第033章 第034章 第035章

　　第036章 第037章

　　序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曾用这样的话，形象地说明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当然，他指的是从沙俄时代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然而，这话对于曾经生吞活剥地接受过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我和我的同辈人来说，应该承认也是有启迪的。于是，我萌生出一个念头：我要写一部书。这“一部书”将描写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这“一部书”，总标题为《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确切地说，它不是“一部”，而是在这总标题下的九部“系列中篇”。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绿化树》，就是其中的一部。

　　一

　　大车艰难地翻过嘎嘎作响的拱形木桥，就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了。木桥下是一条冬日干涸了的渠道。渠坝两旁挺立着枯黄的冰草，纹丝不动，有几只被大车惊起的蜥蜴在草丛中簌簌地乱爬。木桥简陋不堪，桥面铺的黄土，已经被来往的车辆碾成了细细的粉末。黄土下，作为衬底的芦苇把子，龇出的两端参差不齐，几乎耷拉到结着一层泥皮的渠底，以致看起来桥面要比实际的宽度宽得多。然而，车把式仍不下车，尽管三匹马呼哧呼哧地东倒西歪，翻着乞怜的白眼，粗大的鼻孔里喷出一团团混浊的白气，他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车辕上，用磕膝弯紧夹着车底盘，熟练地、稳稳当当地把车赶过像陷阱似的桥面。牲口并不比我强壮。我已经瘦得够瞧的了，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四十四公斤重，可以说是皮包骨头。劳改队的医生在我走下磅秤时咂咂嘴，这样夸奖我：“不错！你还是活过来了。”他认为我能够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他有权分享我的骄傲。可是这几匹牲口却没人关心它们。瘦骨嶙峋的大脑袋安在木棍一般的脖子上，眼睛上面都有深窝。它们使劲时，从咧着的嘴里都可以看到被磨损得残缺不全的黄色牙齿。有一匹枣红马的嘴唇还被笼头勒出了裂口，一缕鲜红的血从伤口涔涔流下，滴在车路的沿途，在一片黄色的尘土上分外显眼。

　　但车把式还是端坐在车辕上，用一种冷漠而略带悒郁的目光望着看不见尽头的远方。有时，有机械地晃动一下手中的鞭子。他每晃动一下，那几匹瘦马就要紧张地抖动抖动耳朵。尤其是那匹嘴唇破裂了的枣红马更为神经质，尽管车把式并不想抽打它。我理解车把式的冷漠与无动于衷：你饿吗？饿着哩！饿死了没有？嗯，那还没有。没有，好，那你就得干活！饥饿，远远比他手中的鞭子厉害，早已把怜悯与同情从人们心中驱赶得一干二净。可是，我终于忍不住了，一边瞧着几匹比我还瘦的牲口，一边用饥荒年代的人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和善语气问他：

　　“海师傅，场部还远么？”

　　他分明听见了，却不答理我，甚至脸上连一点轻蔑的表情也没有，而这又表示了最大的轻蔑。他穿着半新的黑布棉裤褂，衣裳的袢纽很密，大约有十几个，从上到下齐整的一排，很像十八世纪欧洲贵族服装上的胸饰。虽然拉着他的不过是三匹可怜的瘦马，但他还是有一种雄豪的、威武的神气。

　　我当然自惭形秽了。轻蔑，我也忍受惯了，已经感觉不到人对我的轻蔑了。我仍然兴致勃勃。今天，是我出劳改队走上新的生活的第一天，按管教干部的说法是，我已经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没有什么能使我扫兴的！

　　确切地说，这只是到了我们前来就业的农场的地界，离有人烟的居民点还远得很。至少现在极目望去还看不见一幢房子。这个农场和劳改农场仅有一渠之隔，但马车从早晨九点钟出发，才走到这里。看看南边的太阳，时光大概已经过中午了吧。这里的田地和渠那边一样，这里的天更和渠那边相同，然而那条渠却是自由与不自由的界线。

　　车路两边是稻田。稻茬子留得很高。茬口毛茸茸的，一看就知道是钝口的镰刀收割的。难道农场的工人也和我们一样懒，连镰刀也不磨利点？不过我遗憾的不是这个，遗憾的是路两边没有玉米田。如果是玉米田，说不定田里还能找出几个丢失下来的小玉米。遗憾！这里没有玉米田。

　　太阳暖融融的。西山脚下又像往日好天气时一样，升腾起一片雾霭，把锯齿形的山峦涂抹上异常柔和的乳白色。天上没有云，蓝色的穹窿覆盖着一望无际的田野。而天的蓝色又极有层次，从头顶开始，逐渐淡下来，淡下来，到天边与地平线接壤的部分，就成了一片淡淡的青烟。在天底下，裸露的田野黄得耀眼。这时，我身上酥酥地痒起来了。虱子感觉到了热气，开始从衣缝里欢快地爬出来。虱子在不咬人的时候，倒不失为一种可爱的动物，它使我不感到那么孤独与贫穷——还有种活生生的东西在抚摸我！我身上还养着点什么！大车在丁字路口拐了弯，走上另一条南北向的布满车辙的土路。我这才发现其他几个人并不像我一样呆呆地跟着大车，都不见了。回头望去，他们在水稻田后面的一档田里低着头寻找什么，那模样仿佛在苦苦地默记一篇难懂的古文。糟糕！我的近视眼总使我的行动非常迟缓。他们一定发现了可以吃的东西。我分开枯败的芦苇，越过一条渠，一条沟，尽我最大的力气急走过去时，“营业部主任”正拿着一个黄萝卜，一面用随身带的小刀刮着泥，一面斜睨着我，自满自得地哼哼唧唧：

　　“祖宗有灵啊——”“祖宗有灵”是劳改农场里遇到好运道时的惯用语。譬如，打的一份饭里有一块没有溶化的面疙瘩；领的稗子面馍馍比别人的稍大；分配到一个比较轻松而又能捞点野食的工作；或是碰着医生的情绪好，开了一张全休或半休的假条……人们都会摇头晃脑地哼唧：“祖宗有灵啊——”这个“啊”字必须拖得很长，带有无尽的韵味，类似俄国人的“乌拉”。

　　我瞟了一眼：他手中的黄萝卜不小！这家伙总交好运道。“营业部主任”也是“右派”，但听他诉说自己的案情，我却觉得他不应属于“右派”之列，似乎应归于“腐化分子”或“蜕化变质分子”一类才恰当。他自己也感到冤枉，私下里说是百货公司为了完成“反右”任务，把他拿来凑数的。当在“生活检讨会”上，他知道我的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现代的稗官野史上挂了名的人，父亲又是开过工厂的资本家时，会后曾悄悄地带着羡慕的口气对我说：

　　“像你，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右派’哩！浪过世面，吃过香的喝过辣的！像我，从小要饭，后来当了兵，他妈的也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熊！哪怕让我过一天资产阶级的日子，再叫我当‘右派’也不冤哩……”

　　可是，他并没有从此对我态度好一点，相反，还时时刻刻带着一种刻骨的忌恨嘲讽我，以示他毕竟有个什么地方比我优越。他年龄比我大得多，比我更为衰弱，一脸稀疏肮脏的黄胡须，鼻孔常常挂着两条清鼻涕。他不敢跟我斗力，却把他的外援和好运道在我面前炫耀，以逗引出我的食欲和馋涎。他知道这才是最有效的折磨。我对他也有一种直觉的反感，老想摆脱他却摆脱不了。因为都是“右派”，分组总分在一起。这次释放出来，他也由于家在城市，被开除了公职，又和我一同分到这个农场就业。

　　这是一块黄萝卜田。和青萝卜田不一样，黄萝卜田里是没有畦垅的，播种时就和撒草籽似的撒得满田都是。撒得密的地方黄萝卜长得细小，挖掘的时候难免有遗漏下的。但这块田已不知被人翻找了多少遍，再加上地冻得梆梆硬，我蹲在地上用手指头抠了许多有苗苗的地方也没找到一个。

　　“营业部主任”刮完了泥，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和嚼冰糖一样把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有意把萝卜的清脆、多汁、香甜用响亮的声音渲染得淋漓尽致。

　　“这萝卜好！还不糠……”他趁咽下一口时，这样赞扬。

　　这种萝卜只有在田被冻得裂了口的裂缝中才能抠得出来。我是有经验的。我又顺着裂缝细细地寻找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那必须是裂缝中恰恰有个黄萝卜，也就是说恰恰有个遗漏下的萝卜长在裂缝中，可想而知，这样的概率非常非常之小。“营业部主任”的好运道就表现在这里！

　　然而我今天却毫不气恼。我站直腰，宽怀大度地带着勉强的微笑从他面前走过去，斜斜地抄条近路去追赶那辆装着我们行李的大车。

　　二

　　是的，我今天情绪很好。早晨，吃劳改农场最后一顿饭时，因为我们这些已经被释放的就业人员可以不随大队打饭了，在伙房的窗口，我碰见了在医院里结识的病友——西北一所著名大学哲学系讲师。他也被释放了，正在等农场给他联系去向。“章永璘，你要走了吗？尽管他还穿着劳改农场的服装，胸前照例有一大片汤汁的污点，却用最温文尔雅的姿势祝贺我，还和我像绅士般地握了握手。这种礼节，对我来说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了。可奇怪的是，这种最普通的礼节又一下子把我拉回了那个我原来很熟悉的世界。于是，我也尽可能地用十足的学者风度在吵吵嚷嚷的伙房窗口与他交谈起来。

　　“那本书怎么办？”我问，“怎么还你呢？给你寄到……”

　　“不用！”他一手托着一盆稀汤，一手慷慨地摆了摆，那姿态俨如在鸡尾酒会上，“送给你吧！也许……”他用超然的眼光看了看四周，“你还能从那里面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你指的是我们？还是……”我也谨慎地看了看打饭的人群。有一个犯人嫌炊事员的勺子歪了一下，正声嘶力竭地向窗口里吵着定要重舀。“还是我们……国家？”

　　“记住，”他的食指在我胸前（那里也有一大片汤汁的斑点）戳了一下，以教授式的庄重口吻对我说，“我们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对他的话和他的神态，我都很欣赏。在人身最不自由的地方，思想的翅膀却能自由地飞翔。为了延长这种精神享受，我虽然不时地偷觑着窗口（不能去得太晚，窗口一关，炊事员就不耐烦侍候你了。即使请动了他，他也要在勺子上克扣你一下；以示惩罚），但同时也以同样庄重的口吻说：

　　“不过，第一章很难懂。那种辩证法……用抽象的理论来阐述具体的价值形成过程……”

　　“读黑格尔呀！”他表情惊讶地提示我，仿佛我有个书库，要读什么书就有什么书似的，接着又皱起眉头，“要读黑格尔。一定要读黑格尔。他的学说和黑格尔有继承关系。读了黑格尔，那第一章《商品》就容易读懂了。至于第二章、第三章以及第二篇《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就不在话下了……”

　　“是的，是的。”我用在学院的走廊上常见的那种优雅姿态连连点头，“仅仅那篇《初版序》就吸引了我，可惜过去，我光读文学……”我们这番高雅的谈话结束得恰到好处。他和我告别，小心翼翼地端着那盆稀汤走后，我扑到窗口伸进罐头筒，炊事员正要往下撂板子。“你他妈的干啥去了？！”

　　“我帮着装行李来着。”我马上换了一副嘴脸，谦卑地、讨好地笑着，“我这是最后一顿饭啦！”

　　“哦——”炊事员用眼角瞟了我一下，接过我的罐头筒，舀了一瓢以后又添了大半瓢。

　　“谢谢！谢谢！”我忙不迭地点头。

　　“等等。”另一个年纪较大的炊事员擦着湿漉漉的手走到窗口，探头看看我，“你狗日的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那个吧？”“是的，是的。”他亲昵的语气使我受宠若惊，给了我一种不敢想象的希望。“你真他妈的不易！”果然，他从窗口旁边的笼屉里拿起一对昨天剩下的稗子面馍馍，拍在我像鸡爪般的手上，“拿去吧！”还没等我再次道谢，他们俩就“啪”地撂下了黑叽叽的窗板。他们不希罕别人感恩戴德，这样的话他们听得太多了，听腻了。这才是真正的“祖宗有灵”！罐头筒里有一瓢又一大半瓢带菜叶的稀饭，手里还有两个稗子面馍馍。两个！不是一个！这两个馍馍是平时一天的定量：早上一个，晚上一个。稀饭是什么样的稀饭啊！非常稠，简直可以说是粘饭！打稠稀饭，也是我们平时钻天觅缝地找都找不到的机会。由于加菜叶的稀饭里放了盐，这种饭会越搅和越□。炊事员掌握了这个规律，他可以随他的兴致和需要，要么在开饭之前拼命地搅一阵，把稠的翻上来，于是排在前面的人就沾光了——“祖宗有灵”！要么稳稳地一瓢一瓢撇，那么稠的全沉了底，排在后面的人就鸿运高照！后一种情况，多半出现在炊事员因为忙而自己在开饭前没有吃上饭的时候——他们要把桶底的稠饭留给自己吃。一般情况下，炊事员们是希望我们争先恐后地跑来打饭的——早开完饭他们早休息。可是，谁也不知道炊事员在哪顿饭处于哪种情况；况且我们的人数又非常多，伙房里有十几个将近一人高的大木桶，更预测不到炊事员准备把哪一桶的稠饭留给自己吃……总而言之，打稠饭的机会比世界经济情况的变化还难以捉摸，完全要靠偶然性，靠运道。

　　今天我的运道就很好！

　　而这恰恰在我开始新的生活的第一天！

　　这是个好兆头！所以我非常高兴！

　　三

　　其实，我平时也比一般犯人吃得多，只要是打稀饭，而不是稗子面馍馍，我总要比别人多１００ＣＣ左右。诀窍就在于我这个罐头筒。自一九五九年春天伙房不做干饭，只熬稀粥以后，劳改农场即刻兴起了用大盆打饭的风气，瓷碗很快就淘汰了。因为炊事员舀汤的速度相当快，如果用小口饭具，瓢底沥沥拉拉的汤汁就会滴回到桶里，这无疑是个损失。用敞口饭具，瓢底的汤汁当然会掉到盆里，归于自己了。脸盆太大，磕磕碰碰的不好往窗口里送，并且稀饭会沾得满脸盆都是，反而得不偿失。那必须是比脸盆小、而又比饭碗大的儿童洗脸用具。在困难年代，这种用具是很难买到的。然而“营业部主任”有办法。我怀疑他连百货公司的儿童用品也偷到家里囤积了起来，或是他的余党还没有抓尽。反正，他让每月都来探望他一次的那个与他同样讨厌的老婆，替组里每人都代买了一个。当然，他不会白白地效劳的。他经常在我面前吹嘘，他人虽然送来里面了，而在外面却依然如何如何“有办法”。就像蜘蛛结好了网，等待小虫扑到上面去一样等待我向他求告。到时，他就会摆出各式各样的面孔，说出各式各样的话来取笑我。可是我偏偏不买他的帐。我身无分文，又没有外面寄来的食品付给他这个掮客作佣金。我母亲在北京寄人篱下，靠给街道上编织塑料网袋，每月挣十来块钱生活，我没有面皮再向她老人家要求寄什么东西。但我有我的办法。我有一个从外面带来的五磅装的美国“克林”奶粉罐头筒。这是我从资产阶级家庭继承下来的一笔财产。我用铁丝牢牢地在上面绕了一圈，拧成一个手柄，把它改装成带把的搪瓷缸，却比一般搪瓷缸大得多。它的口径虽然只有饭碗那么大，饭瓢外面沥沥拉拉的汤汁虽然牺牲了，但由于它的深度，由于用同等材料做成的容器以筒状容器的容量为最大这个物理和几何原理，总使炊事员看起来给我舀的饭要比给别人的少，所以每次舀饭时都要给我添一点。而这“一点”，就比洒在外面的多得多。每次从打饭的窗口回号子，“营业部主任”都要捧着他那个印着小猫洗脸的崭新的儿童面盆，神气活现地在我面前晃一晃。这使我很容易看清楚他的稀饭打到哪里，正在小猫的腰部。有一次，趁全组的人都出工，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号子里休病假时，我把我的罐头筒盛上水，水面刚好达到我平时打的稀饭的位置，然后再倒到他的面盆里。试验证明：我每顿饭都比他多１００ＣＣ！水面淹没了小猫拿着毛巾的爪子。

　　这１００ＣＣ是利用人的视觉误差得到的。

　　我的文化知识就用在这上头！

　　但盆子毕竟有盆子的优越性——它可以让人把饭舔得一干二净。“营业部主任”舔起盆子来，有种很特殊的姿势。他不是把脸埋在盆子里一下一下地舔，而是捧着盆子盖在脸上，伸出舌头，两手非常灵巧地转动着盆子。如果发挥想象的话，那既像玻璃工人在吹制圆形的玻璃器皿，又像维吾尔族歌舞中的敲击手鼓。不久，他这种姿势也随着他代买的盆子在组里推广开了。罐头筒是没法舔的，这真是个遗憾！我只能在每次吃完饭后用水把它涮得干干净净，再把涮罐头筒的水喝掉。马口铁的罐头筒还不像搪瓷的面盆，不擦干很快就会生锈的。所以我每顿饭后都要用毛巾仔细地把它擦干，放在干燥通风的窗台上。这当然引起“营业部主任”的不快。在每周一次的“生活检讨会”上，他就此指责我“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生活作风”。

　　我虽然也暗自惭愧，觉得他的批评不无道理，但想到多出来的１００ＣＣ，又私下里感到宽慰。

　　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是这样：他总认为他不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压倒了我，我也总认为不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压倒了他。现在，我就认为我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压倒了他。早饭我比他多吃了大半瓢，而且我的一瓢零大半瓢全是稠稠的粘饭，直到此刻我还感到它们在胃里尚没有完全消化掉，还在忠诚地给我提供卡路里。而他的一瓢不过是稀汤而已。尽管他把黄萝卜嚼得嘎巴嘎巴响，但他的怀里有馍馍么？没有！肯定他没有！我的怀里却有两个货真价实的稗子面馍馍。我想什么时候拿出来吃就拿出来吃。我现在不吃只是我不想吃它罢了。福气不得享得过头；乐极必然生悲。这是我劳改了四年体会到的人生哲理。“走□！大车走远□！”我向大车赶去，又回头朝萝卜田里的几个人大声吆喝。我还有比他优越的地方。我意识到了我·今·天·可·以离开那条土路，·今·天·可·以跨过那条沟、那条渠，·今·天·可·以到这田里来找黄萝卜（找没找到是另外的问题），·今·天·可·以想什么时候回到大车跟前去就什么时候回去；·今·天·我·是·受·我·自·己·的·意·志·支·配的，不是被队长班长派遣的，也不必事事都要向队长班长喊报告。“营业部主任”虽然也这样行动了，并且行动得比我还要早、还要快，但不自觉地运用这种自由和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获得了这种自由，这二者在精神上就处在不同的层次。

　　我觉得我比他高尚，比他有更多的精神上的享受，虽然没有找到黄萝卜，我还是心满意足的、带着一种精神胜利的自豪感追上了大车。“走□！大少爷在发号施令□！”我听见“营业部主任”在后面向其他人这样喊。不一会儿，他们也跟了上来。

　　四

　　大车照旧不紧不慢地走着。那匹枣红马的嘴唇不流血了，伤口凝着一道乌黑的血斑。任何伤口都会愈合的。它明天仍旧会像往常一样被拉来套车。

　　它就这样拉车，流血，拉车，流血……直到它死。

　　车把式还是端坐在车辕上，脸上带着一股沉思的神情。他一点也不搭理我们，好像他身边压根儿就没有我们这几个人似的。他的沉默，倒使我有些不安。他是这个农场派到劳改农场来接我们的，直到现在我们还摸不清他是干部还是工人。他套车、赶车、捆绑行李的动作干净利索；他的话很少，操着河州口音，说出的话语句也很短，至多两三个词，老像是有满腹心思。他没有对我们几个人下过命令，但也没有表示过一点好感。他的表情是冷漠的、严厉的，在扬鞭的时候咬着牙，显得很残忍。他大约在四十岁左右，但也许实际年龄没有那么大，西北人的脸面看起来都显老。他身躯高大，骨骼粗壮；在褐色的宽阔的脸膛上，眼睛、鼻子、嘴唇的线条都很硬，宛如钢笔勾勒出来的一张肖像：英俊，却并不柔和。

　　我一面悄悄地打量他，一面在心里分析自己不安的原因。最后我发觉，原来我是被人管惯了，呵叱惯了。虽然我意识到我今天获得了自由，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在潜意识下，没有管教和呵叱，对我来说倒不习惯了；我必须跟在一个管我的、领我的人后面。

　　我微微地感到屈辱，于是怀着一丝反抗情绪离开了他几步，靠到路边上去走。牲口颠踬着，大车摇晃着，马蹄和车轮踏碾着寂寥的土路。我们几个就业人员跟在后面，默默无语。这时，田野上刮起了微风。山脚下，一股龙卷风高扬起黄色的沙尘，挺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根顶天立地的玉柱。不知什么时候，空中飞来了两只山鹰。它们并不扇动翅膀，仅靠着气流的浮力，在我们头顶“嘹嘹”地盘旋。

　　兀地，像是应合饥饿的山鹰“嘹嘹”的啼鸣一般，这个如石雕似的车把式，喉咙里突然发出一声悠长而高亢的歌声：

　　哎——接下来，他用极其忧伤的音调唱出了：

　　打马的鞭儿闪断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

　　走马的脚步儿乱了；二阿哥出门三天了呀，

　　一天赶一天远呀——了！

　　他声音的高亢是一种被压抑的高亢，沉闷的高亢，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猛烈挤压出来的爆发似的高亢。在“哟噢”、“呀”、“了”这样的尾音上，又急转直下，带着呻吟似的沉痛，逐渐地消失在这无边无涯的荒凉的田野上。整个旋律富有变化，极有活力，在尾音上还颤动不已，以致在尾音逐渐消失以后，使我觉得那最后一丝歌声尚飘浮在这苍茫大地的什么地方，蜿蜒在带着毛茸茸的茬口的稻根之间；曲调是优美的。我听过不少著名歌唱家灌制的唱片，卡鲁索和夏里亚宾的已不可求了，但吉里和保尔·罗伯逊则是一九五七年以前我常听的。我可以说，没有一首歌曲使我如此感动。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民歌的曲调糅合了中亚细亚的和东方古老音乐的某些特色，更在于它的粗犷，它的朴拙，它的苍凉，它的遒劲。这种内在的精神是不可学习到的，是训练不出来的。它全然是和这片辽阔而令人怆然的土地融合在一起的；它是这片土地，这片黄土高原的黄色土地唱出来的歌。

　　我十分震惊！只听见他又用那独特的嗓音唱道：

　　哎——扑灯的蛾儿上天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蛤蟆蟆入了个地了，

　　前半夜想你没睡着呀！

　　后半夜想你个亮呀——了！

　　他把“了”唱成“留”音，把“没”唱成“□”音，只有这种纯粹在高原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地方语音，才能无遗地表现这片高原土地的情趣。曲调、旋律、方音，和这片土地浑然无间，融为一体。听纳坡里民歌，脑海中会出现蓝色的海洋，听夏威夷民歌，眼前会出现迎风的棕榈，但那只是歌声引起的联想和激发的憧憬。此刻，身临此境，我感觉到的是，这田、这地、这风、这被风吹来的云、这天空、这空中的山鹰……即刻被这歌声抚摩得欢快起来，生动起来，展现出那么一种特殊的迷人的魅力……在我眼前，这片土地蓦然变得异常妩媚了，使我的心不由得整个溶进了这绝妙的情景里。重要的不是他的歌声，而是他的歌声唤起了这苍茫而美丽的土地的精灵，唤醒了在我胸中沉睡了多年的诗情。

　　啊，今天，我已成了自由人，我要用我干裂的、没有血色的嘴唇一千遍地吻这片土地！

　　我屏声静息，听他继续往下唱：

　　哎——大马儿走了个口外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马驹儿打了个场了。家中的闲事不管了呀，

　　一心儿想着个你呀——了！

　　忧伤是歌曲的灵魂。他那歌声中的忧伤，浓烈的忧伤，沉重的忧伤，热情的忧伤，紧紧攫住了我的心。这里，歌词不是主要的，我只是凭着曲调，凭着旋律才模糊地揣摩到歌词的意义。他那对某个人、或并不是对具体人而是对某种想象的思念，引起我被饥饿折磨殆尽的情思抬了头，也试着要思念些什么……这时，我才感到一阵辛酸：人的辛酸，而不是饿兽的辛酸……“嘹嘹”的山鹰不知疲倦地跟随着我们，冬天的太阳有点偏西了。可是，他的音调陡地一变，变得明朗而热情起来，尽管这种明朗和热情还覆盖有忧伤的阴影：

　　哎——黑猫儿卧到锅台上了哟噢！

　　阿哥的肉呀，尾巴儿搭到个碗上了。

　　阿哥的怀里妹躺上呀！

　　你把翘嘴嘴贴到脸上呀——了！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这是首情歌。开始，我只是被他的歌声和旋律所震动，久废不用的想象力像一只停在枯树上的受伤的鸟儿被炸雷猛然惊起，懵头懵脑地奋力扇动着翅膀，飞到尽其可能飞到的地方。在震动过后，回首一望，才看到被闪电照亮的枯树下，绿草儿正在发芽。民歌的歌词，把我心灵里被劳改队的尘埃埋住的那最底一层拂拭了开来。因为歌词毫不掩饰，毫无文采地表现了赤裸裸的情欲。我回味地唱“阿哥的肉呀”那句热烈得颤抖的歌声，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情歌有如此大胆、豪放、雄奇、剽悍不羁。什么“我的太阳”、“我的夜莺”、“我的小鸽子”、“我的玫瑰花”……统统都显得极为软弱，极为苍白，毫无男子气概。于是，我二十五岁的青春血液，虽然因为营养不足而变得非常稀薄，这时也在我的血管中激荡迸溅。它往上冲到我的头部，使我脑海里浮现出一片不成形的幻影，又使我浑身不可抑制地燠热起来……我的眼眶中不知什么时候溢出了泪水。

　　啊！这是我自由了的第一天。

　　五

　　然而，这对我如此重要的一天，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在别人看来，竟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中的任何一天没有区别，毫无二致。

　　这使我有点失望。当车把式海喜喜——进村的时候，我听见别人叫他“喜喜”——在日头偏西时终于把大车赶进一处居民点后，我们几个就业人员并没有看见有任何欢迎我们的表示。这里连狗也没有一条，也没有鸡鸭，只有几个衣衫褴褛的老汉懒洋洋地坐在水泥桥头，借着夕阳的余辉取暖。他们对我们眼皮也不抬。这个村子和劳改农场房舍的格局没有两样，一律是一排排兵营式的黄色的土坯房。但比劳改农场还要破旧，许多处墙根已经被硝碱浸蚀得塌掉了泥皮——劳改农场里有的是劳动力，可以随时修修补补的。只不过这儿在每扇矮小的木板门口，有一两堆被雨雪淋得发黑的柴禾，或是拉着晾衣裳的绳子，显示出那么一点农村的居家气氛。

　　大车经过一排排房舍前面凹凸不平的空地，除了柴禾还是柴禾，没有一个人。我们好像到了一处被废弃了的荒村。

　　“妈的！都死绝了！……往哪达儿拉呀……”

　　海喜喜从优秀的民歌手又一下子恢复了车把式的本来面目，用不能形诸笔墨的语言嘟嘟哝哝地谩骂了一通。显然，他并不知道把我们几个新来的农工安顿在哪里，对这趟差使似乎也极不高兴。他已经跳下车辕，勒着马嚼子，一边催马前行，一边东张西望。从桥头那几个老汉对他的称呼，我们知道了他绝不是干部，不是书记、队长、出纳、会计之类的人物，从而大大地削弱了我们对他的敬意。我们也不答理他：你爱往哪儿拉就往哪儿拉吧！这是你的责任。

　　走到最后一排土坯房，再没有地方可去了。在一间好似仓库的门前，他“吁、吁”地把牲口呵止住，一脚蹬起车底盘下的支架，三下五除二地把三匹马卸了套，管自牵走了马，一句话也没有给我们留下。

　　我们几个人都有点沮丧。对我们新来的工人——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如此简慢不说，肚子也早饿瘪了。我想把怀里的稗子面馍馍掏出来吃，但还是忍住了。吃东西是最大的享受，必须在毫无干扰的、非常宁静的氛围中咀嚼，才能品出每一个食物分子的味道。这时我们还没有安下身，说不定马上还要转移，现在吃，是最大的浪费！“喂，伙计们！咱们大概就住在这儿。”“营业部主任”在一扇破窗户前面探头探脑。他总交好运道，就在于他心里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老老实实，总要钻天觅缝地找点小自由。譬如现在，在我们几个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早已把周围的环境观察好了。

　　“这不是场部，”他说，“这不过是这个农场的一个队。你们看，这他妈的就是咱们的宿舍。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火炕。”我们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朝里望去：泥地上均匀地铺着刚拉来的干草，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暗黄的土墙泥面也剥落了，露出一片片草秸。是的，这宿舍可真不怎么样！

　　“我一看这就是个穷地方！”从兰州来的报社编辑说，“和我过去到过的定西农村一个样！”

　　“好地方轮得着你我？”过去的辎重团中尉，上过朝鲜战场的英雄骂骂咧咧的。他虽然也被劳改了三年，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殊的礼遇。“这他妈的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到了十七层！”“算了吧，大家少说两句。”上海来的银行会计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说，“既来之，则安之。反正谁也在这里呆不长，能忍则忍吧……”转而，几个人稍稍地有了兴致，谈论起各自的家属给他们联系工作的情况。是的，他们不会在这里呆长的。他们的家在上海、西安、兰州……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老婆都在活动着把他们办到那里郊区的农场去；“营业部主任”也不例外，他不久也能回到这个省城的郊区。他们有老婆孩子，他们要回去团圆，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和定西农村一样穷”也好，“十七层地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过渡，他们很快就能上天堂。只有我，是注定要在这里呆到全然不可预测的未来，也许直呆到老、到死的。我母亲是北京街道上一个穷老婆子，毫无办法；我那官僚兼资本家的大家庭，被日本人的炮火摧毁后即一蹶不振，树倒猢狲散，经过八年离乱，正如《红楼梦》里写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我没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畅谈美好的前景，独自蹲在一旁想心思。今天，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天，种种好兆头（除了没有拣着黄萝卜之外）鼓舞了我。我既然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就一定能够活下去。死而复生的人，会把今后的日子全看作是残生。或许我还能活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但那全是残生了——多么长的残生啊！而只要认为自己早已死去，现在肉体尚未腐烂，尚能活动，尚能看见太阳，听到歌声，不过是自己的侥幸，是自己白拣来的便宜，就什么困苦贫穷都不在话下了。家庭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我本人也成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尽管我有点失望，倒并不特别不满。我已学会了忍耐和不发牢骚。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们看到村子外面的田野上有许多人扛着铁锹往回走，前排房子也响起了人声。收工了。一个瘸腿的中年汉子拐过房角向我们走来。

　　“来啦？”他并不看谁，低着头从手中的一串钥匙中挑出一把，开开门，顺口问了一句，算是跟我们打了招呼。随即转身又走了。“喂，队长呢？”中尉在他背后叫，“咱们总得办手续、报到哇！”他一出劳改农场就续接上在部队的习惯。习惯，真是难以改变的东西。“队长歇歇就来。”瘸子头也不回地说。

　　没有什么可等的。既然要活下去，就要会生活。我第一个爬上大车，把放在最上面的烂棉花网套取了下来——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用胳膊一夹，排闼而入，先把干草尽量往墙根踢拢，使墙根的干草堆得厚厚的，又用眼角瞟瞟旁边：也不能让旁边的干草太薄。狼孩也有狼孩的道德；我活，也要让别人活。然后，我把烂网套往墙根一撂：这个地方是我的了！

　　“喂，喂！你们干啥？你们干啥？队长还没有来分铺哩！……”“营业部主任”气急败坏地嚷嚷。如果他占据了墙根，他是不会这样叫的。他虽然不断瞅空子搞小自由，但一旦小自由的利益被别人获取，他就宁愿舍弃自由而去找领导：我没有得到，也不能让你得到！今天早晨，他因为怕自己的行李放在大车的最上层会在路上颠下来，第一个搬出行李，放在大车的车底盘上。现在，等他搬进自己的铺盖，三面墙根都让别人占了。对不起，你睡在门边上喝西北风吧！

　　不理他！你活，也要让我活。他被子褥子齐全，还有一件老羊皮袄，按平均主义的原则，他也应该睡在门口。我打开我的烂网套，把哲学讲师送我的《资本论》第一卷塞在网套下当枕头，旁若无人地、直挺挺地在我的“床”上躺下了。

　　墙根，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在家靠娘，出门靠墙”，这句谚语真是没有一点杂质的智慧。在集体宿舍里，你占据了墙根，你就获得了一半的自由，少了一半的干扰；对我这样连纸箱子也没有的人，墙根就更为重要了。要是有点小家当，针头线脑、破鞋烂袜之类，或是“祖宗有灵”，搞到了一点吃食，只有贮藏在墙根的干草下面。如果财产更多一点，还有一面墙供你利用。你可以把东西捆扎起来挂在墙上。更妙的是，你要看点书，写封家信，抑或心灵中那秘密的一角要展开活动，你就干脆面朝着墙，那么，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会远远地离开你，你能够去苦思冥想。睡了四年号子，我才懂得悟道的高僧为什么都要经过一番“面壁”。是的，墙壁会用永恒的沉默告诉你很多道理。

　　六

　　我们刚把自己的铺位铺好，干草的烟尘还在土房里飞扬的时候，那个瘸子又来了，他说队长叫他领我们吃饭去。

　　好极了！吃饭！村子里有了活气。冬天的夕阳在西南方向放射着金色的光辉，黄色的土墙上和七拼八凑的玻璃窗上，都映得光灿灿的。小土房上小小的烟囱，一个个冒出袅娜的轻烟，村子里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蒿草的香气。这种与劳改农场迥然不同的、如风俗小说里描写的村居情景，使我莫名地兴奋起来：贫穷也罢，困苦也罢，我毕竟又回到了正常的环境中！

　　伙房很小，看起来没有几个人在伙房搭伙。这使我有点担心：搭伙的人越少，每个人被炊事员剥削的量就越大。不过所幸的是，我们现在是工人了，我们可以进入伙房里面去打饭了。在瘸子——现在我知道他是队上的保管员兼管理员——向炊事员嘀嘀咕咕地交待给我们按多少定量打饭的时候，我的近视眼迅速地在伙房里睃巡了一遍：扔在案板上的笼屉布，沾着许多馍馍渣！其实，像“营业部主任”这类人真蠢。他们不断地用最哀切的言词向家中勒索，搞得家里人惶恐不宁，扎紧裤腰带来支援他们。我呢，既然不忍心盘剥老母亲，就要发挥自己的智能。而我凭智能在目前的生活圈子里搞到的吃食，并不比从外面给他们寄来的邮包少。

　　每人四两：一个稗子面馍馍，再加一碗已经冷却的咸菜汤。我磨蹭着最后一个打饭。我笑着对炊事员说：“我不要稗子面馍馍，你让我刮那笼屉布吧。”

　　“行，”炊事员诧异地看了我一眼，递给我一把饭铲，“你要刮你就刮吧。”我仔仔细细地把笼屉布刮得比水洗的还干净，足足刮了一罐头筒馍馍渣。按分量说，至少有一斤！

　　“祖宗有灵！”虽然有股蒸锅水味，还是很好吃！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进伙房刮馍馍渣。自由真好！

　　吃完了饭，队长给我们提着一盏马灯来了。

　　“大家都来啦？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他在身上摸索着火柴。我马上走过去，帮他提着马灯，点上火，然后接过马灯挂在我的头顶上——这盏马灯有一半归我用了！没有外援的劳改生活锻炼出了我的机灵，依靠外援活下来的“营业部主任”之流只能靠他们的后盾。

　　“队长，咱们就这么随便睡哇？”躺在门口的“营业部主任”想改变现状。“随便睡，随便睡，睡哪儿都行……”队长一屁股坐下来，在他的草铺上盘起腿，没有领会他的意图。

　　“队长，有没有好一点的房子？”上过朝鲜战场的中尉不满地说：“这房子连炕也没有。”

　　“凑和住吧，家嘛，在人收拾。”队长有点不悦了。他是个干瘦的中年汉子，自我介绍说姓谢。在马灯昏黄的灯光下只看见他一脸胡茬，神色疲惫，穿一件补满补丁的棉干部服。他说：“想睡炕，就得脱炕面子。这大冬天的，脱下的炕面子也不结实。等开春再说吧。”

　　这就是说，我们要到春天才能睡上炕。而到春天，没有炕睡也行了。几个人向谢队长打听怎么往这儿写信？场部在哪里？人保科什么时候办公？迁移户口的事应该找谁？谢队长很快就知道了这几个人是不准备在这里干长的。他把目光向我转来。我坐在马灯底座下面的阴影里。他眯缝着眼睛问：

　　“喂，小尕子，你叫啥名字？”

　　“章永璘。”我欠了欠身子，干草在我屁股下作响。他把手中的一张纸就着灯光吃力地看了看。

　　“你家在北京□？才二十五岁？”

　　“在北京。是的，刚满二十五岁。”

　　“你们几个就你年轻。咋？你也要回吗？”

　　“我不回。”“好，不回就在这达儿好好干。”谢队长高兴了，脸朝着我和蔼地说，“这达儿也不坏，总比你们原来呆的地方强。供应嘛，一个月二十五斤粮，还有两包烟。工资嘛，一级十八块，二级二十一块……你们先拿十八块，干了半年，根据你们的劳力再说话……”“是，是……”我表示很满足地点着头。其他人靠在铺盖上冷冷地听着。呆滞的灯光把他们的脸照得像一张张没有表情的面具。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比劳改农场强的只是有工资。而十八块钱在这困难时期买不到十斤黄萝卜，况且这里还不发衣裳。粮食定量和劳改农场一样，七扣八扣，真正吃到嘴的至多二十斤（一月二十五斤定量在正常条件下也差不多够了，但在没有一点副食、油脂、菜蔬并且每天都要干体力活儿的情况下，你吃一个月试试！而我长年累月都是如此。六○年定量还要低，每月只有十五斤）。我满足的不过是，他在说话时有意避开了“劳改队”三个字而已。

　　谢队长又从几个口袋里东掏西摸地拿出一堆香烟，发给每个人两包，向每人收了一角六分钱：“双鱼牌”，八分钱一包。太好了！这是真正的香烟，不是葵花叶子、白菜叶子、茄子叶子……这类代用品。香烟，对我来说几乎和粮食同等重要。但我看到不吸烟的“营业部主任”也有一份，又不禁妒火中烧。他会在你烟瘾大发时，用两毛钱一根的高价“让”给你。平均主义的原则毕竟有弊病！

　　“每天九点开饭，十点出工。下午四点收工。大冬天的，也没啥营生干。你们明天就出工吧，等到休息天再休息……”谢队长站起来，拍拍屁股要走。他不说星期天，却说“休息天”，但不知哪天算“休息天”。

　　“队长，没有炕，砌个炉子行不行？这屋子，晚上要冻死人。”中尉围在被窝里，又提出特殊要求。这个集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炉子是要砌的。那有几块土坯就行。可公家只有烟煤，没有干炭。”谢队长袖着手，他也觉得冷，“还有窗子，也要糊一下，明天早上你们去办公室领点旧报纸，再到伙房打点糨子。”“烧烟煤的炉子我会砌。”我自告奋勇地说。我有两个稗子面馍馍的贮存，还是愿意干重活的。

　　“哦？那跟烧干炭的炉子可不一样哩。”谢队长用感到意外的眼光看了看我，“这样吧，明天你就留在家里，把炉子砌了，窗子糊了……哦，对了，你们还得有个组长。”

　　七

　　晚上，我万分小心地钻进棉花网套里，就像把一件珍贵器皿放进衬着缎垫的锦匣中一样。因为我既要当心脚趾头伸进破洞里去，或是勾断了线，把破洞越撕越大，又不能把被筒敞得太开，不然脊背就直接贴在稻草上挨扎了。随后，从盖在网套上的棉衣里掏出早上得到的两个稗子面馍馍，在被筒里嗅一嗅，玩味玩味，用洗脸的毛巾包好，埋在墙根下的稻草里面。夜，寂静得使人以为世界已经离开了自己。而在劳改农场里，半夜都有值班人员的脚步声。

　　于是，我的另一面开始活动了。那被痛苦的、我不理解的现实所粉碎了的精神碎片，这时都聚集拢来，用如碎玻璃似的锋利的碴子碾磨着我。深夜，是我最清醒的时刻。

　　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就像朵连格莱看到被灵猫施了魔法的画像，看到了我灵魂被蒙上的灰尘；回忆在我的眼前默默地展开它的画卷，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

　　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清醒。

　　我不认为人的堕落全在于客观环境，如果是那样的话，精神力量就完全无能为力了；这个世界就纯粹是物质与力的世界，人也就降低到了禽兽的水平。宗教史上的圣徒可以为了神而献身，唯物主义的诗人把崇高的理想当作自己的神。我没有死，那就说明我还活着。而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活？如果没有比活更高的东西，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可是，现在我是一切为了活，为了活着而活着。

　　我想起了普希金的诗句：

　　当阿波罗还没有向诗人要求庄严的牺牲的时候，

　　诗人尽在琐事上盘算，

　　想着世俗的无谓的烦忧；

　　他的神圣的竖琴喑哑了，

　　他的灵魂浸沉于寒冷的梦；

　　在游戏世界的顽童中间，

　　也许他比谁过得都空洞。

　　我何止于“空洞”，简直是腐烂！但怎么办？“牺牲”，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过去朦胧的理想，在它还没有成形时就被批判得破灭了。尽管我也怀疑为什么把能促使人精神高尚起来的东西、把不平凡的抒情力量都否定掉，但我也不得不承认，现实的否定比一切批判都有力！那么，新的理想、新的生活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据说，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一生的目的都在于改造自己，但是说“牺牲就是为了改造自己”，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那等于说我不死便不能改造好，改造自己也就失去了意义。今天，我已成了自由人，如果说接受惩罚是为了赎罪，那么，惩罚结束了就可说是赎清了“右派”的罪行；如果说释放标志着改造告一段落，那么，对我的改造也就进行得差不多了吧。今后怎么样生活呢？这是不能不考虑的。但是，这个农场并不能使我感到乐观，并不能把我的文化知识发挥出来，以检验我改造的程度。我虽然自由了，但我觉得我并没有落在某一处实地上，相反，更像是悬浮在四边没有着落的空中……

　　我脸朝着墙壁。墙角散发着潮湿的霉味和老鼠洞的气味，还有一股淡淡的、温暖的干草味。旁边，老会计在坚韧不拔地磨牙，那不把牙齿咬碎不罢休的格格声，仿佛象征着我们艰辛的未来。棉絮冷似铁，我浑身没有一点热气。“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的感叹又油然而生。我经常发这样的感叹。这成了揣摩不透的谜。有时，我觉得劳改之前不过是场大梦，有时，我又觉得现在是场噩梦，第二天醒来我照旧会到课堂上去给学员们讲唐诗宋词，或是在我的书桌前读心爱的莎士比亚。但是肚皮给了我最唯物主义的教育。你不正视现实吗？那就让你挨挨饿吧？我目前的境遇是铁的现实！

　　那么，这是宿命吗？但普遍性的饥饿正使千千万万人共享着同样的命运。我耳边又响起了哲学讲师的声音：“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

　　我悄悄摸了摸枕在我头底下的《资本论》。“也许你还能从那里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种样子。”现在，只有这本书作为我和理念世界的联系了，只有这本书能使我重新进入我原来很熟悉的精神生活中去，使我从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调稀饭中升华出来，使我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

　　棉花网套被我微弱的体温慢慢焐暖了。我感到暖烘烘的、软绵绵的，感到了我的存在。存在是什么？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活着多么好，能够思想多么好！好得我都不想睡觉……但我还是睡着了。

　　八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第一件事就令我极为懊丧，乐极果然生悲——两个稗子面馍馍都被老鼠吃光了！

　　是老鼠吃的，不是人偷走的，洗脸毛巾也被咬破了。我悄悄地团起烂得像渔网似的毛巾，塞进裤子口袋里。我还不能声张，“营业部主任”知道了，又会幸灾乐祸地嘲笑我。

　　九点钟才开饭，我靠在叠起来的棉花网套上，几乎要晕过去。如果这两个稗子面馍馍不丢，即使我不吃它也不觉着什么。而这巨大的损失加深了我的恐惧心理，竟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饿。饥饿会变成一种有重量、有体积的实体，在胃里横冲直闯；还会发出声音，向全身的每一根神经呼喊：要吃！要吃！要吃！……我没有力气动弹，更没有心思思想，只一个劲儿地转念头：必须把损失加倍地捞回来！

　　这时，昨夜里那些聚集拢来的精神碎片又四面迸散了，我又成了生活的全部目的都是为了活着的狼孩！

　　从伙房打回饭，都坐在各自的草铺上默默地吃着。罐头筒的优势失去了。这儿的炊事员似乎没有视觉误差，他绝对相信自己手中的勺子，没有给我多加一点。但是没关系，我已经把门路想好了。吃完饭，按照谢队长的安排，由一个面目阴沉的农工领着其他几个人随大队出工。那个瘸子保管员腋下夹着一卷旧报纸又来了。他放下报纸，告诉我土坯在什么地方，砖在什么地方，小车在什么地方，又领我到库房里去拿了把铁锹，一个小水桶，一把瓦刀，几根做炉箅的铁条。临走时说，糨子到伙房去打，他已经跟炊事员说好了。另外还需要什么，可以到办公室去找他。砌炉子，至少是两个人的事：一个大工，一个小工。但我宁可不要小工。土坯和砖都近得很，就堆在我们的房头上。土嘛，院子里随便挖一点就行，这儿是碱土，不冻的。至于水，还是少用为好，不然光烤干炉子就要用很长时间。瘸子一走，我拿起一张报纸首先跑到伙房去。

　　“师傅，我打糨子来了。”我笑嘻嘻地和他打招呼，仿佛我经常吃得很饱似的。“你自己去舀吧。”他坐在门口晒太阳，他是真正地吃饱了，“你可别舀得太多。”“你看，”我把报纸一扬，“包一包就行。”

　　案板上放着半脸盆灰白色的稗子面，看来是事先给我准备的。我摊开报纸，把所有的稗子面都倒光，摁得实实的，捧了回来。什么“打糨子”，吃得饱饱的人永远不会注意到，稗子面是没有粘性的。即使借着潮湿糊上报纸，水分一干就会掉下来。我先不糊窗子，现在最急需的是火。我在劳改农场跟中国第一流的供暖工程师干了一个月活，专给干部砌炉子——

　　他也是“右派”，他当大工，我当小工。他曾教给我一个最简便的砌烟灶的方法；他还说，只要给他一把铁锹，其余什么也不用，他在坡地上就能挖出一个火又旺柴又省的炉灶：学问不过在进风口、深度和烟道上。我一会儿上房，一会儿挖土，干得满头冒汗，不到两小时，我就把一个最原始而又最合乎科学的取暖炉砌好了。

　　我一分钟也不歇息，拉上小车去伙房门口装了半车烟煤——一车我拉不动。沿途又顺手在不知谁家的柴禾堆上抽了几根干柴。我用颤抖的手划着了火柴，点燃了炉膛里的柴禾。火苗和烟都朝着烟道窜过去。一会儿，烟没有了，淡红色的火苗在烟道里呼呼地叫。又一会儿，火焰旺得像火山口喷出的岩浆，在炉膛里形成一个扇面，争先恐后地往狭窄的烟道口跑。这时候，我加上一铁锹煤，炉子里像施了魔法一般，腾起一股黑烟，但即刻被烟道吸了进去。火焰仍顽强地从煤的缝隙中往外冒。不到五分钟，火焰的颜色逐渐加深，由淡红变为深红，然后变成带青色的火红，这就是真正的煤火的颜气了。

　　下一步，就是不能让人家看见我在房子里干什么。我找到办公室，瘸子恰好在里面像泥人儿似的呆坐着。我无暇念及有人干得满头是汗而有人却什么都不干这种现象是多么可笑，问他要了一把小钉子、几片破纸盒上的纸板、一把剪刀——只要不领吃的东西，他都会慷慨地给我，旋即急匆匆地跑回来。我把硬纸板剪成一条条长条，压住铺在窗户上的报纸，用钉子在窗棂上钉得牢牢的。

　　像个宿舍样了。按谢队长的说法，这就是“家”！

　　我干活的步骤是符合运筹学原理的。这时，炉子已经烧得通红了：烟煤燃尽了烟，火力非常强。我先把洗得干干净净的铁锹头支在炉口上，把稗子面倒一些在罐头筒里，再加上适量的清水，用匙子搅成糊状的流汁，哧啦一声倒一撮在滚烫的铁锹上。黄土高原用的是平板铁锹，宛如一只平底锅，稗子面糊均匀地向四周摊开，边缘冒着一瞬即逝的气泡，不到一分钟就煎成了一张煎饼。

　　我一上午辛辛苦苦的忙碌就是为了这个美好的时刻！

　　我煎一张，吃一张，煎一张，吃一张……头几张我根本尝不出味道，越吃到后来越香。趁稗子面糊在铁锹上煎着的空隙，我还把我草铺下的老鼠洞堵了起来。这里有老鼠，没有料到！劳改农场是没有老鼠的——那里没有什么东西给它吃，它自己反而有被吃掉的危险。

　　土房里暖和了起来。我肚子里暖和了起来。我身上也暖和了起来。我坐在炉子旁边昏昏欲睡了。但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我从棉花网套里掏出“双鱼牌”香烟，抽出一根，转圈捏了一遍——还好，没有烟梗子——拣起铁条上掉下的煤渣把它点燃。我不让一丝烟从我的口腔和鼻孔漏出去，屏住气息，全部吞进肚子里。一霎间，一种特别舒服的陶醉感立即传遍了我的全身。可是，不知怎么，我心中却窜出了一阵扎心扎肺的酸楚……不能多想！我知道我肚子一胀，心里就会有一种比饥饿还要深刻的痛苦。饿了也苦，胀了也苦，但肉体的痛苦总比心灵的痛苦好受。我小心地掐灭香烟，把烟蒂仍装进烟盒里。我要找点事情来干。收拾好工具后，我把剩下的稗子面包上几层报纸，在墙上挂起来。把炉子加足了煤，拿起我补了又补的无指手套，拍拍身上的土，走出了我们的“家”。

　　九

　　这几天天气非常好。高原上的黄土到处泛着柠檬色的辉光。村子四周没有什么树，几株脱了叶的白杨，如银雕一般傲然耸入暖洋洋的天空，把它们瘦伶伶的影子甩在脚下。太阳偏西了。昨天这个时候，正是车把式海喜喜引吭高歌的时候。现在，我肚子胀了，回味那忧伤而开阔的歌声，竟使我联想到巴勃罗·聂鲁达的《伐木者，醒来吧》中的几个段落。

　　我经常有些奇异的联想，既毫不着边际，但又有某种模糊的、近乎神秘的内在联系。当然，只有在肚子胀了的情况下，脑海中才会产生种种联想。这时，我就觉得，海喜喜土生土长的民歌旋律，似乎给我注入了聂鲁达所歌颂的那种北美拓荒者的剽悍精神。那歌声、那山鹰、那广阔无垠的苍凉的田野、那静静的连绵不绝的群山、那山的绵延就是有形的旋律……整个地在我的心中翻腾。一时，我觉得我非常美而强壮了。于是，我心情愉快地向马号方向走去。我想看看马。我很喜欢马。它们总使我联想到英雄的事业：去开拓疆土！去开拓疆土！……可是，马号前面却有一群农工在那里翻肥。我的组员——“营业部主任”、中尉、老会计和报社编辑几个人也在其中。我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家收拾好啦？”谢队长手拿铁锹，站在高高的肥堆上，一眼就看见了我。在白天看来，他比昨天矮小得多。

　　“收拾好了。”“你来干啥？”“我……”我总不能说我来看看马。马有什么可看的？种种异想都从我脑子里飞逃了出去，只剩下一个意识：我是一个农工！我只好说：“我来干活。”

　　“好。”谢队长高兴地咧开满布胡茬的嘴，“你刨粪吧，刨下来她们砸。”他给我指定一个地点。原来这里还有妇女。

　　我从来没有跟妇女一起劳动过。四年劳改农场的生活，我几乎没有看见过妇女。我低着头，局促不安地走到她们中间，不知道干什么好。“你拿镐头刨吧，你刨一块咱们砸一块。”一个妇女对我说，“也别累着，看你瘦鸡猴的，刨不动大块就刨小块的。”

　　她的音色柔软，把本来发音很硬的方音也变得很圆润，尤其是语气中的关切之情使我特别感动。我很长时间没听过“别累着”这样的话了；我耳边响着的一直是“快！快！”“别磨洋工”这类的训斥。但我没敢看她；我莫名其妙地脸红起来。我兴奋地想，我要好好替她刨，刨下来后还要替她砸碎。

　　我用眼睛在肥堆旁扫了一遍：这里没有镐。我忘乎所以地向谢队长喊道：“队长，没有工具呀！”

　　“你干球啥来的？！”出乎我意外地招来一顿训斥，“你吃席来还得带双筷子哩！”旁边的几个妇女没有恶意地嘻嘻笑了。我脸涨得血红。我又羞愧，又痛恨这个谢队长：这是个喜怒无常的小人！

　　正在我手足无所措的当儿，那个妇女突然递给我一把钥匙：“给！你到我家去拿。就在门背后，有个好使的镐头。”

　　我窘迫地接过来，嘴里嘟嘟哝哝地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喏，就在西边第一排房子的第一个门。”她告诉我，“好找得很，一拐弯，头一间就是嘛。”

　　“就是门口挂着‘美国饭店’的呀！”另一个妇女吃吃地笑道。“你这婊子，你门口才挂招牌哩！”给我钥匙的妇女并不气恼，对她笑骂着。我转身走了，她们还在嘻嘻哈哈地对骂。

　　这是把自制的黄铜钥匙，磨得很光滑，还留有人体的微温，大概是她装在贴身的衣兜里的。我翻来覆去地看了看，感激地抚摩着它，仿佛它是她的手。

　　门口并没有挂什么“美国饭店”的招牌，和别人家一样，堆着一堆发黑的柴禾，拉着一根晾衣裳的绳子。我开开门。这是间比我们“家”还小的土坯房，一铺火炕就占了半间。泥地扫得很干净。我从来不知道泥地经过加工，会变得像水泥地面一样的平整。屋里没有什么木制家具，台子、凳子都是土坯砌的。靠墙的台子还用炕面子搭了两层，砌成橱柜的式样，上层拉着一块旧花布作帘子。所有的土坯“家具”都有棱有角，清扫得很光洁。土台上对称地陈列着锃亮的空酒瓶和空罐头盒作为摆设。炕上铺着一条破旧的毡子，一床有补丁的棉被和几件衣裳——还有娃娃的小衣裳——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上面。炕围子花花绿绿的，我匆匆浏览了一下，是整整一本《大众电影》，还有《脖子上的安娜》的彩色剧照。

　　炕下面有个锅台，锅圈上坐着一个盖着木盖的铁锅！

　　我头一次只身一个进入一个陌生人的房间，我感到了被人信任的温情，但又有这样一种本能的冲动：想揭开锅盖，掀起帘子，看看有什么吃的——凡是贮藏食物的地方对我都有难以抵挡的诱惑力。罪孽！我赶快把门背后的十字镐扛了出来，回到马号那里去。

　　“门锁上了么？”我低着头还给她钥匙，她问我。

　　“锁上了。”我开始抡镐。有一个妇女在旁边哼哼唧唧地唱起来：

　　尕妹妹的个大门上就浪三趟□，

　　不见我的尕妹子好呀模样呀！“我把你这个……”她转过身去，用最粗俗的话骂了那妇女一句。由于这话非常形象生动，几个妇女都乐不可支地哈哈大笑了。我不明白那妇女的歌怎么触犯了她，惊愕地抬起头，瞥了她一眼。她正和那妇女对骂，后背朝着我。我只看见系在一起的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花布棉袄上。棉袄的背部和两肘用颜色稍深的花布补着几块补丁。

　　马粪尿掺上土，就是所谓的厩肥。冬天里冻得实实的。我们要把厩肥刨下来，砸碎冻块，翻捣一遍，再由马车运到田里卸下，一堆一堆地纵横成行，铲一层浮土盖上，等到开春撒开。我因吃了很多稗子面煎饼，又想帮她多干点，所以很卖力，一会儿就刨了很大一堆。

　　“你慢着。看你，你这个傻——瓜——瓜！”

　　她不说“傻瓜”，而说“傻瓜瓜”，声音悠长而婉转，我因感到亲切微微地笑了。我又瞥了她一眼，她低着头在砸粪，我没有看清她的脸。“把稗子米先泡泡，再馇稀饭，越馇越稠……”

　　“要切上点黄萝卜放上就好了……”

　　“黄萝卜切成丁丁子，希个美！……”

　　“黄萝卜不抵糖萝卜；放上糖萝卜甜不丝丝的……”

　　“糖萝卜苦哩，得先熬……”

　　几个妇女笑骂完了，在肥堆旁边严肃地讨论着烹调技术，她又转过脸洒脱地朝她们说：

　　“干球蛋！我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梨半筐。要吃，就焖干饭！”“嘻嘻！谁能比你呢，你开着‘美国饭店’……”

　　“别耍你的巧嘴嘴了，”她直起腰，“你们没球本事！稗子米照样焖干饭。你们信不信？”

　　“信、信、信！你做顿给咱们尝尝……”

　　“尝尝？只怕你尝了摸不着家，跑到别人家炕头睡哩！……”她又嘻嘻地笑起来。她很喜欢笑。

　　接着，再次互相笑骂开了。

　　这时，海喜喜威武地赶着大车回来了，“啊、啊……”地用鞭杆拨着瘦瘦的马头，挺着胸脯坐在车辕上。

　　“你这驴日的咋这时候就收工了？□？”谢队长停住了手中的锹，冷冷地质问海喜喜。谢队长和农工一样干着活，我注意到他比农工干得还多。

　　海喜喜显然和我刚才一样，没有料到谢队长在这里，赶紧跳下大车，“吁——”他把车停下了。

　　“牲口累了哩，队长。”

　　“是牲口累了还是你驴日的不想干了？□？”谢队长眯着眼，又用嘲弄的口气问。在我眼里，瘦小干枯的谢队长一下子高大起来，高大魁梧的海喜喜却干瘪了。我很同情海喜喜。现在他一副畏畏葸葸的神色，和昨日迥然不同。

　　“你驴日的是要我跟你算帐不是？”我听出来谢队长的话里有话。果然，海喜喜比我半小时前突然见到队长时还要狼狈，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瘦马在他背后用软塌塌的嘴唇拣食地上的草渣。忽然，谢队长咆哮起来：“你去把牲口卸了，拿把镐头来！今夜黑你驴日的不把两方粪给我砸下，我把你妈的……”

　　谢队长的詈骂有惊人的艺术技巧。他怒冲冲地骂着，听的人却发出笑声，连海喜喜也抿着嘴偷笑，我当然更有点幸灾乐祸。原来谢队长对谁都这样粗俗地呵叱，刚才对我还算客气的哩。海喜喜趁他痛骂的当儿，“驾、驾”地把大车赶进马号。一会儿，拿着一把十字镐出来了。

　　“哪儿刨呢？队长。”他的口气绝不是讨好，而是一副放在哪儿都能干的无畏架势。

　　“这达儿来。”谢队长指了指自己面前，疲乏地说，“这达儿有块大疙瘩，我吭哧了半天没吭哧下来。”

　　“啐！啐！”海喜喜响亮地朝两手啐了两口唾沫，“你闪开，看我的！”他哼地一声使劲地砸下镐头。

　　一转眼，两人又成了共同对付艰巨劳动的亲密伙伴，一个刨，一个砸，很是协调。

　　“熊，没起色的货！”我听见在我旁边的她低声骂道。不知是骂谁。我还是埋头干我的活。我刨下的冻块，她砸不完，我就用镐头帮她捣碎，她用铁锹翻到另一边去就行了。在我们俩把面前的冻块都处理完，我转过身又去刨的时候，她闲下了。这时，她的下颌拄着铁锹把，轻轻地唱了起来：

　　我唱个花儿你不用笑，

　　我解了心上的急躁。我心里急躁我胡喝呀，

　　哎！

　　你当是我高兴得唱呢！

　　在理论上，我知道她唱的和海喜喜昨天唱的曲调都属于所谓“河湟花儿”。这是广泛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黄河、湟水沿岸的一种高腔民歌。不过过去我并没有听过。她今天唱的和海喜喜昨天唱的又有所不同。旋律起伏较小，尾部结束音向上作纯四度和大六度滑近。在西北方言中，“急躁”是“烦恼”的意思；“喝”在此处当“唱”字讲。这里没有开阔的田野，四面都是肥堆，而她全然没有经过训练的、带有几分野性的嗓音，却把我领到碧空下的山坡上去了，从而使我的心也开阔了起来。然而我又有点悲哀。她的歌词中没有什么向往与追求，但声调里却有一种希望在颤抖，漫不经心地表现了凄恻动人的情愫。对的，就是漫不经心。我的悲哀还在于，给我如此美好享受的人，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创造了这种美。比如说吧，海喜喜现在给我的印象就极没有光彩；而她呢，正低着头若有所思，心不在焉，没有一点自豪感。我们一下午翻了不少肥，旁边堆了一大堆。谢队长围着粪场转了一圈，检查了所有人的成绩，对这几个妇女和我特别满意，喊了一声：“收工吧！”大家七零八落地往家走去。出于礼貌，我对她说：“谢谢你了。让我替你把镐头打回去吧。”

　　她在擦锹，掉过头很诧异地看着我，似乎不习惯这种客气的言辞。随即，她慌乱地把镐头从我肩膀上夺下来，用倔犟无礼的口气说：“你拿来吧你！看你个瘦鸡猴，脸都发灰了。”

　　十

　　回到土房子，我的几个组员对“家”都很满意。“营业部主任”首先把自己的脸盆坐在炉口上，他说这房子热得可以擦澡。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围着火炉。有了火，彼此的关系似乎亲密了一点，话也多了。报社编辑没有忘记他的本行业务，这一天，他打听到很多情况。据他说，这个农场占的面积很大，从北至南，沿着山边分散着十几个队。我们这个队是一队。队与队之间至少有十里，到场部还有二十里。最偏远的队在山脚下，离这里竟有一天的路程。场部有个商店，但现在除了盐没有别的货物，农工们都叫它“盐务所”。想买什么东西，要上三十里路以外的镇南堡去，那里有老乡的集市，好像是这一带最繁华的地方。要进城，可以坐火车，朝东去三十里有一个慢车停一分钟的乘降所，每天凌晨四点钟过一班车。这个队没有书记，副队长害了浮肿病，躺在炕上，谢队长是政治生产一把抓。他还说，农工们反映：“只要不倒着抹谢队长的毛，这还是个好人。”最可怕的是山脚下的那个队。那里管得最严，进去出不来，农工们把它叫做“鬼门关”，是专治农场里调皮捣蛋的农工的。

　　报社编辑又说，这个队的农工绝大多数是本地人和甘肃、陕西跑来的农民。因为这个队的基础是公社的一个村子，谢队长本人原来就是公社的大队书记。别的新建队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浙江支边青年、复员转业军人、劳改劳教就业人员、工厂里精简下放的工人等等。

　　“啧、啧！”老会计惊叹道，“这个农场比劳改队还复杂。”

　　“赶快离开这穷窝窝子。”“营业部主任”边洗脚边发牢骚，“劳改队还有期，呆在这儿简直是无期。这儿他妈比劳改队还劳改队！”我没有精神听他们闲聊。我全身仿佛被掏空了一般，光剩下一种感觉——累的感觉，累得都不想呼吸，但是却睡不着。有时，为了多吃一口，要付出远比这一口食物所发的热量还要多的热量。想想真不上算，但人还是要盲目地这样做，于是就越来越虚弱。今天，我干了不少活，结果累得如那妇女说的，“脸都发灰了”。身体虚弱的折磨，在于你完全能意识、能感觉到虚弱的每一个非常细微的征象，而不在虚弱本身。因为它不是疾病，它不疼痛；它并不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刺激你，或者使你干脆昏迷；它无处不在，无所不到。实际上，要真昏迷过去倒也不错。当我意识到，我才二十五岁，又没有器官上的疾病，却如此虚弱的时候，我真有些万念俱灰。有的人万念俱灰会去皈依佛教，有的人万念俱灰会玩世不恭，有的人万念俱灰会归隐山林……这都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万念俱灰，他本人还有选择的自由。已经失去主观能动性的、失去了选择的余地的万念俱灰才是最彻底的。这种万念俱灰不是外界影响和刺激的结果，是肉体质量的一种精神表现。油干灯灭，但火焰总是逐渐微弱下去的。它最后那一点萤火虫似的微光，还能照着你看着自己怎样地死去。也就是说。它要把你一直折磨到底。死，并不可怕，尤其在我这样的时候；可怕的是我能非常清醒地看见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的全过程，看着生命怎样如抽丝一般从我的躯壳里抽尽……

　　啊，拉撒路！拉撒路！①……

　　十一

　　第二天早晨醒来，才有了饥饿和周身疼痛的感觉。根据经验，我知道现在开始好转了。能够感到饥饿和疼痛，就是还有活力的表现。我无论如何要想个借口留在“家”里。

　　吃完早饭，我向组员们指出，土坯炉子上的泥缝，经过一天一夜的烘烤，已经干裂了。如果不糊上，裂缝里就会冒出煤气。“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别刚出劳改队，又进了阎王殿。”我叫他们跟谢队长说一声，我留在“家”里把炉子再泥一遍。

　　我现在是“组长”了，更主要的是，这个炉子成了大家关心的一个宝贝。中尉说：“行，你别去了，我去跟毛胡子队长打个招呼。”我料到队长绝不会凭他们一句话就对我撒手不管。我先慢慢吞吞提来一桶水，挖了几锹上，刚把泥和好，不出所料，谢队长夹着一把锹来了。“日怪！”他内行地把烟灶里里外外看了一遍，颇为欣赏，在炉子旁边蹲下来烤着两只手，“你还会打这样的炉子；又省料，又简便，火又旺。”①拉撒路为基督教《圣经》中一个患癞病的乞丐，死后因基督之力复活，成为病人的

　　守护神。“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笑着把我是跟谁学的告诉了他。“日怪！你们‘右派’，尽是些能人！”他朝干草上啐了一口，“咱们这达儿的人，老八辈子咋样打炉子，这会儿还咋样打炉子。费泥费坯，厚得跟城墙一样，热气都透不出来。”

　　谢队长烤暖和了，眼泪鼻涕流了出来。他在脸上抓了一把，抹在自己的袄袖上。粗糙的大手上一道道很深的裂口。常年的户外劳动在他手上和脸上都印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突然觉得他很衰老，清癯的、布满皱褶的脸上有一种老人式的宽容神情，显得很和蔼可亲。

　　“谢队长，你家炉子要是不好烧，我来替你改装一下吧。”我讨好地说。“不用。”他语气很平和，拉开了家常话，“我家烧的是柴灶。谁烧得起煤哩！你们是单身职工，按规定应该给你们烧炉子的。别的，你没见？队上家家户户都是柴灶，做了饭，又烧了炕。到夜黑，再添一把柴，一夜黑也暖和了。我的灶是喜喜子给我打的。那驴日的，也有点能！”

　　“海喜喜不是干部？”我勾着炉缝，问他，“昨天他接我们去，我们还当他是干部哩。”

　　“球干部！”谢队长淡淡地一笑，“他是今年开春从甘肃过来的。听说他小时候在寺上当过满拉①，可不好好学，一蹦子窜了好些地方。劳动嘛，还是攒劲的。身大力不亏嘛。我就看待他这一点。出个远门，他也扛得住饿。嘿嘿！”①满拉，是指在清真寺内学习伊斯兰教知识的学员，结业后，可当阿訇。

　　谢队长笑出了声，我却不明白这有什么可笑的。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今夜黑发工资，明天休息。你们想走个哪达儿，也行。”

　　“去镇南堡也行么？”我毕竟年轻，还是想去享受一下能四处走动的自由。“咋不行？走哪达儿都行。”

　　我想他不是随口这样说的，可能是有意识地要让我知道我现在不同于过去的身份。但我又不大相信他这个外表如此粗俗的人竟会体贴别人。我瞥了他一眼。他表情不变，一门心思地烤着火。可是不论怎样，他这句话使我深受感动。

　　他又问了我原来在哪里工作，家里还有谁，随后，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扛起铁锹走了。

　　“行，你闹吧。”他说，“也别太热，小心煤烟打着，最好把报纸上掏个窟窿。”他并没有叫我泥好了再去干活。

　　他一走，我三两下就勾好了炉缝，洗干净铁锹，支在炉口上，取下挂在墙上的报纸包，拿起罐头筒，倒进稗子面，像昨天那样煎起稗子面煎饼来……

　　稗子面都吃光了，我抖抖报纸，把它钉在我草铺旁边的墙上。这样，我就有了一圈干净的墙围。我不敢再跑出去看什么马了，点燃昨天剩下的半截香烟，舒舒服服地在围着报纸的草铺上躺了下来。在我头旁边，卡斯特罗雄心勃勃地在鼓动世界革命，肯尼迪在发表他的“新边疆”政策，西方国家正用“福利国家”的口号来蛊惑群众，某地还选举开“牛奶皇后”……这些，都离我非常非常的遥远。那么，我现在生活于其间的这个新的生存环境是怎样的呢？我觉得，在这个如此贫穷、如此粗野、如此落后，仿佛被世界所遗忘、被文明所抛弃、为任何报纸书刊都不屑于挂齿的荒村中，却有一种非常模糊的、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使我感到新鲜，感到亲切，感到温缓。我小时候，教育我的高老太爷式的祖父和吴荪甫式的伯父、父亲，在我偶尔跑到佣人的下房里玩耍时，就会叱责我：“你总爱跟那些粗人在一起！”后来接触的那些知识分子们，脑子里的劳动人民全是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穿着白衬衫和蓝工装裤，戴着八角帽，满面红光，肌肉饱满，气宇轩昂，永远走在一条笔直宽阔的金光大道上。给我做报告的领导号召我向之学习的“劳动人民”，在我脑子里好像总是一个空泛的概念——神圣尽管神圣，我却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在劳改农场里是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那里不是知识分子就是狼孩。在这里，我总算置身于“劳动人民”之中了吧。首先让我感到惊奇的是，这里有一种劳改农场完全没有的乐观的、毫无顾忌的气氛。在如此贫穷、落后的荒村，竟能乐观和毫无顾忌，是多么可贵，多么不可思议啊！虽然这乐观与毫无顾忌是用粗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这样更透出了朴拙与天真。回忆昨天劳动时的所见所闻，我发自内心地微笑了。

　　十二

　　镇南堡和我想象的全然不同，我懊悔一上午急急忙忙地赶了三十里路，走得我脚底板生疼。

　　所谓集镇，不过是过去的牧主在草场上修建的一个土寨子，坐落在山脚下的一片卵石和砂砾中间，周围稀稀落落地长着些芨芨草。用黄土夯筑的土墙里，住着十来户人家，还没有我们一队的人多。土墙的大门早被拆去了，来往的人就从一个像豁牙般难看的洞口钻进钻出。但这里有个一间土房子的邮政代办所，一间土房子的信用社，一间土房子的商店，两间土房子的派出所，所以似乎也成了个政治经济的中心。今天逢集，人比平时多一些，倒也熙熙攘攘的，使我想起好莱坞所拍的中东影片，如《碧血黄沙》中的阿拉伯小集市的场景。我先到邮政代办所给我妈妈发信，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处分解除了，现在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吃得很好，长得很胖、晒得很黑，人人都说我是个标准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就像苏联一幅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炼钢工人。

　　我没有钱，但我有很多好话寄给我妈妈。

　　我的组员，包括“营业部主任”也托我寄信。他们的信都很厚，大概又在向家里念苦经，要家里人赶快给他们办准迁证吧，我想。邮政代办所门口贴着一星期前的省报。省城的电影院在放映苏联影片《红帆》。我知道这是根据格林的原著改编的。啊，红帆，红帆，你也能像给阿索莉那样给我带来幸福吗？……

　　我走到街上。这条“街”，我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两个来回。商店里只有几匹蒙着灰尘的棉布，几条棉绒毯子，当然还有盐。熏黑的土墙上，贴着“好消息新到伊拉克蜜枣二元一斤”的“露布”，红纸已经变成了桔黄色。问那偎着火炉的老汉，果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了。

　　集上有二三十个老农民摆着摊子，多半是一筐筐像老头子一样干瘪多须的土豆和黄萝卜，还有卖掺了很多高粱皮的辣面子的。有一个老乡牵来一只瘦狗似的老羊，很快被附近砂石厂的工人用一百五十元的高价买走了。我估摸了一下，它顶多能宰十来斤肉。我一直把那几个抱着羊的工人——奇怪，他们不让羊自己走——目送出洞口，咽了一口口水，才转过脸来。肉，我是不敢问津的。

　　我的目标是黄萝卜，土豆都属于高档食品。我向一个黄萝卜比较光鲜的摊子走去。

　　“老乡，多少钱一斤？”

　　“一块，搭六毛。”老乡边说边做手势，好像怕我听不懂，又像怕我吃惊。我并不吃惊，沉着地指了指旁边的土豆：

　　“土豆呢？”“两块。”“哪有这么做买卖的？土豆太贵了。”我咂咂嘴。

　　“贵！我的好哥哥哩，叫你下地受几天苦，只怕你卖得比我还贵哩！”“你别耍你的巧嘴嘴了！”我用上了向那女人学来的一句土话，“我受的苦你老人八辈子都没受过，你信不信？”我瞪着眼睛问他。“嘿嘿……”他干笑着，似乎不信。

　　“告诉你吧，”我冷笑一声，“我是刚从劳改队出来的。”

　　“啊、啊！那是，那是……”老乡流露出畏惧的神色。“怎么样，土豆贱点？”我突然故意把逻辑弄乱，话锋一转，“人家都是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哩。”

　　“哪有这个价钱？”他的畏惧还没有到贱卖给我土豆的程度。但正因为这样，他即刻钻进了一个微妙的圈套。“你拿三斤土豆来，我换你五斤黄萝卜哩。”

　　“当真？”我表面上冷静，而心里惴惴不安地叮问了一句。

　　“当真！”老乡表现出一种很气愤的果断，“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还不换？！”“行！”我放下背篓，“你给我称三斤土豆。”

　　我先把钱付给他——我们昨天每人领了十八元，干了一天就领全月工资，真好！老乡取出自制的秤。我们俩又在挑拣上争了半天。称好后他倒到我的背篓里。我说：

　　“给，我这三斤土豆换你五斤黄萝卜。”

　　老乡连思索都没有思索，称了五斤黄萝卜给我。我把土豆倒回他的筐里，背起黄萝卜就走。

　　我得意洋洋，我的狡黠又得逞了！

　　在劳改农场，我就经常和来给我们做买卖的老乡打交道。我熟知他们有一种直线式的思想方法。有时候，他们会出奇的固执，拼命地钻牛角，只记一点，不计其余。这也可能使他们在争取自己的利益或创造性的劳动上，表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但更大的可能倒是被人愚弄，被人戏耍，让他们顾此失彼，大上其当。而我就是用自己的小聪明戏耍他们的人之一。“我”啊，你究意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十三

　　太阳暖融融的。卵石和砂砾在我脚下咯咯作响。方圆十几里阒无人迹，只有我一个人在荒滩上昂首阔步。“只、有、我、一、个！”这就是自由。在大号子里睡了四年，出工排队，收工排队，打饭排队，干了四年密集性的劳动之后，只有独自一人在一个广袤的空间行动，是多么幸福啊！

　　洪水从山上下来，冲出一条条深沟，又像是向山坡蜿蜓而上的卵石路。大大小小的卵石在阳光下散发着钢青色的辉光。略微向平原倾斜的荒滩，景物的色调是坚毅的、严峻的。一切都岿然不动，只有一种土色的小蜥蜴，见我过来，或是摇着小尾巴拼命地跑，沿途丢下一连串慌慌张张的小脚印；或是挑战似的扬着头，用小眼睛瞪我。那样子真可笑！在这个季节没有沙葱，也没有肉苁蓉，不然我可以爱拔多少就拔多少，大嚼一顿。我不是独自一人了吗？我不是自由了吗？现在，连空气都是属于我的！可是，这时候荒滩上只有枯干了的芨芨草和酸枣。酸枣是一种多刺的灌木，实际上就是荆棘的学名。荆棘！这个词使我怦然心动。我耸耸肩，把背篓往上扌周扌周，大踏步地穿过荆棘。

　　美丽的蔷薇脱落了花朵，

　　和多刺的荆棘也差不多。

　　我把荆棘当作铺满鲜花的原野，

　　人间便没有什么能把我折磨。

　　阴间即使派来牛头马面，

　　我还有五斤大黄萝卜！

　　“得儿蓬！得儿蓬！得儿蓬、蓬、蓬！……”我在心里敲着大鼓，背着背篓在荒原上迈着大步。

　　前面，是一条两米宽的排水沟。早上过来，冰还冻得很结实，但过了中午，冰层下出现了许多可疑的小水泡——这是冰层融化了的表象。但是，这条排水沟长得东西两面都不见尽头，中间又没有桥。我走过来，走过去，选了一个比较窄的地方，拿起一块土圪垃往冰上砸去，冬的一声，土圪垃碎了，冰并没有破裂。我觉得可以冒险试一试。

　　两米宽的距离，如果我身强力壮，像给我妈妈写的信里说的那样；如果我背上没有五斤黄萝卜，我还是能一跃而过的。但这时的情况恰恰相反。我前一只脚刚跳到离岸三十公分的冰层上，咯喳一声，冰层破裂了！我连人带背篓仰天摔倒在沟里。薄冰被我砸了一个窟窿，像印模一般，正和我倒下去的身形相同。我顾不得我自己，湿漉漉地站在没过膝盖的冰水里，看看背篓，里面只剩下两三个黄萝卜了！

　　反正棉袄已经湿透，我连袖子也没绾，气急败坏地在沟里乱摸。直摸到全身冻得麻木，而小腿针刺似的疼痛起来，才摸到不足一半。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爬到沟上，把劫后的剩余捡进背篓里。在岸上，我如同一条落水狗似的抖擞了抖擞，背起背篓走了。一直走出很远，我还流连地回头看着，仿佛沟底的黄萝卜会像青蛙一样自己跳上岸来似的。

　　十四

　　半夜，可能是受寒以后发起烧来，我被干渴烧灼醒了。窗外，呼呼地刮起了西北风，用钉子钉着的报纸有节奏地扑扑作响，就和拉风箱一样。我感到一阵阵的晕眩。我身体虚弱以后，才发现很多小说里描写的晕眩是虚假的；那种噗咚一声摔在地板上，或软软地倒在沙发上的描写，多半是主人公的装腔作势。我静静地睡在被窝里也会感到晕眩，并且，晕眩不但不会使我昏迷，反而会把我从熟睡中摇醒。这时，头颅仿佛比正常情况下大了许多，头颅里的血显得很稀少，很稀薄，就像只有一点点水在一个大坛子里晃荡一样。

　　当然不会有一个人给我倒一口水来喝。我必须忍耐。而我也习惯了忍耐。有时，我会被自己能如此忍耐而感动，也就是说，我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在这半夜时分，我就被自己感动了。耐力不像膂力，不能用计量器测试出来，并且它还包括了精神的和物质的两方面。有人能忍受精神的痛苦，却耐不住物质的贫困；有人能忍受物质的贫困，却耐不住精神的痛苦。我发现，我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耐力都有相当大的潜力，只有死亡才是一个界限。

　　大自然赋予我这样大的耐力，难道就是要我在一种精神堕落的状态下苟且偷生？难道我就不能准备将来干些什么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这时，我开始内疚起来，心里受到自谴自责的折磨。黄萝卜的得而复失，在我看来是冥冥中的惩罚和报应。老乡是辛苦的，这个地区从来就把农民叫“受苦人”，下地干活不叫下地干活，叫“受苦去”。一块六一斤黄萝卜，比较起来是不贵的，劳改农场附近的老乡开口至少是一块八至两块。我的一块浪琴表只换到三十斤黄萝卜和一碗发霉的高粱面。可是，我却狡黠地愚弄了那位老实的、满面皱纹的老乡，还自以为得计，结果……头颅里的血不停地旋转回晃，一个早已沉淀了的回忆像乳白色的杯底物从我脑海深处泛起。在一间讲究的天蓝色壁纸贴面的大房间里，在风尾草图案的绿窗帘下，在大理石镶边的法兰西式的壁炉旁边，我的一个伯父坐在棕色的皮面沙发里，我坐在放在地毯上的一只蜀锦软垫上。他晃动着自己调的加冰块的鸡尾酒，向我说摩根家族发迹的故事。据他说，老摩根从欧洲老家飘流到北美洲时，穷得只有一条裤子，后来夫妇两人开了一爿小杂货铺。他卖鸡蛋的时候从来不自己动手，而叫老婆拿给顾客看。因为老婆手小，这样就衬得鸡蛋大一点。正是由于他这样会盘算，他的后代才建立了一个摩根金融帝国。“听到没有？做生意就要这样精，门槛不精不行！”这位证卷交易所的经理端着高脚酒杯教育我，“谁倒闭了谁是憨大（念“壮”音），能赚钱才是英雄！”

　　……回忆的潮水又随血液的旋转退了下去。于是，我怀疑我所费的种种心机都是和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有关的。老摩根会利用人的视觉误差把鸡蛋变大，我会利用人的视觉误差把打的饭变少；摩根们会盘算，我的算盘也很精：用钉子代替稗子面，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和交易所的“买空卖空”一样，一倒手就赚了两块钱……固然，争取生存是人的本能，但争取的方式却由每个人的气质、教养而定；先天的遗传是自然的，而后天的获得性也能够遗传下去。当我意识到我虽然没有资产，血液中却已经溶入资产阶级的种种习性时，我大吃一惊。一九五七年对我的批判，我抵制过，怀疑过，虽然以后全盘承认了，可是到了“低标准”时期又完全推翻。而现在，我又认为对我的批判是对的，甚至“营业部主任”那心怀恶意的批判也是对的。从小要饭的人，对从小就会享受的资产阶级“少爷”肯定有一种直感的敌对情绪。我虽然不自觉，但确实是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其所以不自觉，正是因为这是先天就决定了的。

　　我口渴，我口渴得像嘴里含着一团火，但毫无办法，我把这种折磨看作对我的惩罚。我默念着但丁的《神曲》：

　　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

　　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

　　从我，是走进永劫的人群的道路。

　　我所属的阶级覆灭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十五

　　第二天早晨，铅灰色的天空飘下了雪花。这个偏僻的、贫穷的、落后的荒村，大自然倒没有遗忘她，公平地给她也盖上了一层洁白的初雪。小土房上小小的烟囱，冒出的烟也是纤细的，更像童话中的一幅插图。

　　忍耐的好处之一，是我的感冒会不治自愈。我早已发现，疾病加重在很大成分上是个人的神经作用。如果像对情人一样念念不忘自己的病痛，病就会越来越重。干脆不理它——

　　也没办法理它，它呆在你身上也无趣，很快就会抛掉你。

　　那个瘸子一瘸一跛地四处吹哨，通知说不出工。他的喊声很怪。好像叫卖什么东西：“休——息！”“休”字拖得很长，“息”却戛然而止，连一丝余音都没有。但在我们听来，这无疑是个可喜的消息。棉袄棉裤在炉子上烤干了。“营业部主任”不住地埋怨我把房里熏得臭烘烘的。我不理他。要是他掉进水里，他还有新棉裤，还有老羊皮袄。在我眼里，他倒成了资产阶级——

　　阶级关系又整个儿颠倒了。糟糕的是，湿漉漉的棉衣烤干后，硬得和盔甲一样，不保暖不说，穿在我既无衬衣、又无衬裤的身上，磨得皮肤又疼又痒。早饭后，我干脆把衣裳全部脱光，用棉花网套把自己包了起来，仅从网套的破洞里伸出两只手，捧着本书，靠在泥土剥落的墙上。

　　我抱着一种虔诚的忏悔来读《资本论》。

　　上午，我还能饶有兴味地读着。我重温了《初版序》，接下来读《第二版跋》直到《编者第四版序》。论证的逻辑理清了，也印证了我昨夜的想法：我所出身的这个阶级注定迟早要毁灭的。而我呢，不过是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我这样认识，心里就好受一点，并且还有一种被献在新时代的祭坛上的羔羊的悲壮感：我个人并没有错，但我身负着几代人的罪孽，就像酒精中毒者和梅毒病患者的后代，他要为他前辈人的罪过备受磨难。命运就在这里。我受苦受难的命运是不可摆脱的。

　　但是到了中午，我就读不下去了。对于我来说，休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吃的。平时干活的时候，饥饿还比较好忍受。什么活都不干，饥饿的感觉会比实际的状态更厉害。我完全相信卓别林的《淘金记》中，困在雪山上的那个饥饿的淘金者，会把人看成是火鸡的幻觉。那不是天才的想象，一定是卓别林从体验过饥饿的人嘴里得知的。当我看到“商品是当作铁、麻布、小麦等等，在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态上，出现于世间”这样的句子，我的思想就远远地离开了这句话的意义，只反复地品味着“小麦”这个词。我的眼前会出现面包、馒头、烙饼直至奶油蛋糕，使我不住地咽唾沫。那个句子的后面，又出现了以下的列式：

　　１件上衣＝１０磅茶叶＝１０磅咖啡＝１卡德小麦＝２０码麻布

　　“上衣”、“茶”、“咖啡”、“小麦”，这简直是一顿丰盛的筵席！试想：穿着洁白的上衣（不是围着破网套），面前摆着祁门红茶或巴西咖啡（不是空罐头筒），切着奶油蛋糕（不是黄萝卜），那真是神仙般的生活！我也有着华丽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会把我所经过、看过、读过的全部盛大宴会场面都综合在一起，成了希腊神话中忒勒玛科斯的大宴会：“安静地吃吧，我不会让任何人来妨碍你！”这时，不但各种各样食物多彩多姿的形象诱惑我离开《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而且这冬日的沉寂而寒冷的空气中，不知从哪里会飘来时而浓烈时而清淡的肴馔的香气——我脑子里想到什么，就会有什么味道。这香味即刻转化成舌尖上的味觉，从而使我的胃剧烈地痉挛起来。“营业部主任”又耍花样了。他在他的小木箱中摸索了半天，摸索出一块黑面饼子。他不让中尉吃，不让报社编辑吃，还有两个同来的就业人员他也不让，独独要请睡在我旁边的老会计与他分享。其实他明明知道老会计严格地奉守着“我不沾你一分，你也别沾我一毫”的处世原则，不会吃他的“请”的。老会计在这点上也确实迂腐得可笑。比如，他对我与他铺位之间的分界线，比两个关系紧张的毗邻国家的国界还敏感——其实我与他相处得还好。如果他的被角偶尔搭在我的草铺上，他会像被子掉到火上了似的慌忙拽过去；如果我的破网套有一团棉花沾上了他的褥子，他也会郑重其事地捧着送回来，好像那团破棉花是我丢失了的钱夹子。这种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人，我想象不出怎么也成了“右派”。“吃吧，吃吧，没关系的。”“营业部主任”小心翼翼地掰了半块，从门边扔到他的褥子上。

　　“咦，咦！弗，弗……”老会计操着上海口音叫起来，惊慌地又扔了回去，仿佛那半块黑面饼子是个烧得火烫的煤球。

　　“吃吧，你看你这个人……啧，啧！”“营业部主任”又慷慨地扔过来。那半块饼子已干得坚硬无比，扔来扔去都不会掉渣的。“哎，哎！真的……侬自家吃吧。”老会计更惶惶不安地扔还给“营业部主任”。“啧！我让你吃你就吃吧。这会儿，谁不饿？！”“营业部主任”再次使劲往这边一扔。

　　但是，这次“营业部主任”没扔准确，更可能是他有意识的，半块黑面饼子掉到了我的草铺上，正在我的脚旁边。

　　老会计用一种非常恐惧的眼光斜睨了那半块饼子一眼，在他的铺位上坐卧不宁地扭动着。拣起来再扔回去？这饼子是在我的草铺上；也许他还有点怜悯我，想顺水推舟把饼子让给我吃。不拣起来往回扔？“营业部主任”明明给的是他。即使他给我吃了，人情帐却是挂在他名下的，“营业部主任”可不是容易对付的债权人……

　　土房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其他几个人虽然表面上在各干各的事，有的在补袜子，有的在写家信，有的在被窝里想心思，但注意力无疑都盯在这半块黑面饼子上。报社编辑和中尉在自制的象棋盘上也暂时休战。这半块黑面饼子的命运牵动着所有人的心。饼子约摸有一两重，由于放得太久，表面上竟有一层暗淡的光泽，很像一块硬巧克力。它旁若无人地、藐视一切地坐镇在我的草铺上，使我非常地困窘；我那“把荆棘当作铺花的原野”的精神也受到了挫折。剩下的黄萝卜在昨天回来后就煮着吃光了，没有一点东西可以抵挡从心底里，而不是从胃里猛然高涨起来的食欲；没有一点东西可以把我汹涌澎湃的唾液堵塞住。由于委屈，由于受到这种残酷的作弄，由于痛恨自己纯自然的生理要求，由于蔑视自己精神的低劣，由于那种“我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的哀叹……我眼眶里饱含着泪水。

　　土房里如死一般寂静，皑皑的雪光透过糊着报纸的窗户映照进来，每个人的脸都像死人似的苍白。老会计最终决定了对策：不在我的领地里，就不关我的事！闭起了眼睛，袖着两手坐在褥子上，活像个入定的老僧。“营业部主任”表面很镇静，和扔饼子之前一样，在他铺位上盘着腿，但眼睛却灼灼地盯着那块诱饵，紧张地等待着即将被夹住的猎物。

　　这时，窗外由远及近地响起沙沙的踏雪声，同时传来了轻松的放肆的歌声：姐儿早上去看郎，三尺白绫包冰糖。送给小郎郎不用，转过身儿好凄惶哟——呀啊！

　　初三早上去看郎，小郎病在牙床上。双手揭开红绫帐，小郎脸上赛金黄哟——呀啊！

　　是个女的。我一听就是两天前给我钥匙的那个妇女。

　　沙沙声和歌声越走越近，径直向我们“家”门口走来。土房里所有的人都有点惊奇，目光被这突如其来的、仿佛是从另外一个世界飘来的声音吸引到门口去，连“营业部主任”的神经也暂时松弛下来，不自觉地表现出侧耳倾听的模样。

　　一会儿，脚步到了门口，随即，门像受到爆炸的冲击波撞击似的，“砰”一声被推开了。门大敞着，却不见人进来。

　　这几秒钟，屋里的人都呆呆地盯着门口，像一群傻子在盼望一个奇迹。门外的人似乎终于克服了自己的犹豫，一蹦子跳到门槛上，两手扶着门框，探头探脑地向屋里寻找着。

　　“嘻嘻！你们这达儿谁是唱诗歌的‘右派’？找他干活去。”

　　是她！而她问的只能是我！

　　“喏、喏、喏，”“营业部主任”转过头来用手指着我，快活地叫道：“章永璘，喂，你干活去哩。”可是，从她的语气、她的神态、她的特别的嘻嘻的笑声里，我即刻敏感到她并不是叫我去干活。我很高兴她把我从这种困境中解救出来。“是找我吗？”我还有点拿不准，因为她不是说“写诗”，而是说“唱诗歌”。“干什么活？”我又问。

　　“嘻嘻！我一猜就是你。”她仍然手扶着门框，身子前后地摇晃，“都说你会打炉子，叫你给打个炉子去哩。”

　　她为什么要猜？怎么会一猜就是我？我感到了一种微妙的关切。我也愿意跟她一起干活。既然没有吃的，干点活比闲呆着还好受点。我说：“那么你先去，我穿好衣裳就来。”

　　她注意地打量了我一下，大概觉得我那副模样很滑稽，又嘻嘻地一笑。“那你快点，我在家等你。我家你总认得。”

　　她一欠身，把门“砰”的一声拉上。我匆匆地穿上棉衣棉裤，在蹬棉裤腿时，我装作无意地把那半块黑面饼子踢到我和中尉之间的过道上。

　　十六

　　外面已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初雪把广阔无垠的大地一律拉平，花园也好，荒村也罢，全都失去了各自的特色，到处美丽得耀眼炫目，使人不能想象这个世界上竟会有几分钟之前发生的那种荒诞的丑剧，不能想象人会有那种种龌龊得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的心地。

　　啊，大自然，你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用你的默默无言来教诲我们净化自己！她的一串脚步印在洁白的雪地上，给人一种轻盈而又温暖的感觉。她回去也踏着来时的足迹：均匀、整齐，毫不零乱，拐弯处弧线优美，精致得像一串珍珠项链。我仔细地踩着她的脚印走，像沿途把那宝贵的东西拾起来，一粒一粒地，一粒一粒地……装在我的心里。

　　我敲敲门。她不说“请进”、“进来”，而是在屋里大声喊：“推嘛，门开着的嘛！”她斜坐在炕上逗弄孩子。这是个两岁多的孩子，穿着一身和她棉袄的花布一样花色的小棉袄，看来是个女孩，却又推了个平头，眉毛也很浓，长着一副男孩子的样子。见我进来，孩子和她都嘻嘻地笑出了声，但看见我也笑时，孩子却吓得往她怀里直躲。我有点无趣。我想，我的模样一定挺吓人，连笑脸也是可怕的吧。

　　“在哪儿打炉子？”我问，“有瓦刀没有？还要土坯和砖……”“你忙啥？！”她长得很匀称的细长的手摩挲着孩子，朝我笑着说，“看你这棺材瓤子，干活倒挺积极！你先坐会儿。”

　　“棺材瓤子！”可怕而又可笑。我把我这副“棺材瓤子”坐在那不能移动的土坯砌的凳子上。房里没有火，却和我们“家”一样暖和。这种暖和是温和的、全面的暖，不像火炉那样只烤一面，还带着逼人的炙灼。这是农家火炕的作用。我看着那贫穷而整洁的炕，突然产生了一种对家的向往。家，不是谢队长说的“家”，而是真正的家。经过四年严酷的强制性集体劳动和濒于死亡的饥饿，种种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和布尔乔亚式的罗曼蒂克的幻想，全抛到了东洋大海。我心里记得《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几句诗，这几句诗倒能说明我现在的理想。有个主妇，还有一罐牛肉白菜汤，

　　一大罐牛肉白菜汤——

　　这就是我现在的理想。

　　她继续安抚着孩子，没有理我。我呆呆地坐在土坯凳子上，不觉低下了头。我心里猝然涌起了一阵失望的悲哀。不知是对原先希望的失望，还是对“主妇”和“牛肉白菜汤”的失望，抑或是对所有希望都失去了希望……总之，我进到这小小的、简陋的然而又弥漫着一种不可言状的温馨的土房里，好像更清楚地看到了我目前状况的可悲……

　　不知她注意到我的表情没有，她哄好孩子，把孩子放在炕上，轻捷地跳下炕，掀开锅台上的锅盖，拿出一个白面馍馍，爽气地伸到我面前：“给！”我大吃一惊！用惶惑的眼睛看看馍馍，又看看她。她坦然地站在我面前，眼神里有掩饰不住的温柔与怜悯，但绝对没有一丝嘲笑和鄙薄。我不敢接。因为这样的东西在这样的时候太贵重了，贵重得令人不敢相信这是能无代价地馈赠的。疑惧和望外的喜悦搅在一起，使我晕眩起来。

　　孩子在炕上叫唤她了：“妈妈，妈妈……”小手抓挠着往炕边爬来。她一把把馍馍塞在我的怀里，转身又坐到炕沿上抱起孩子，头顶着孩子的头，边摇晃边唱：

　　打箩箩，磨面面，舅舅来了做饭饭。擀白面，舍不得；下黑面，丢人哩！给舅舅宰个大公鸡，公鸡叫鸣哩！宰个大母鸡，母鸡下蛋哩！给舅舅擀上两张齐花面，

　　舅舅喝面汤，我吃一大碗！她是唱，而不是像一般妇女念儿歌时那样朗诵，不但有节拍，并且有旋律。旋律在多变中带着单纯的稚气。她爽朗的声音，快活的曲调，诙谐的歌词，搂着孩子像玩翘翘板似的摇上摇下的天真的神态，和孩子叽叽嘎嘎的笑声溶在一起，在这小土房里荡漾。只有丝毫未脱孩子气的人才能这样与孩子、与这首别致的儿歌浑然无间。任何人都不能怀疑她的纯真。她给我这个珍贵的东西在她来说是非常自然的，是没有目的的，全然出于她的好心。

　　不过，我还是嗫嚅地说：

　　“我不饿，给孩子吃吧。”我把馍馍向孩子伸过去。

　　“她刚吃了。”她说，“你吃吧，吃吧。”

　　可是孩子伸出手来嚷嚷：“我吃，我吃。”

　　“尔舍，听话！”她把孩子往炕里挪去，不让孩子的手够着我手中的馍馍，旋即跳下炕，又揭开锅盖，拿出一个蒸熟的土豆。“给！尔舍，你看这是哈？你吃这个。”

　　孩子笑了，接过去，用小手笨拙地剥着皮。

　　因为她纯真的慷慨，我更不忍心吃掉她给的这样珍贵的东西了。我的饥饿感，被对这个馍馍的珍惜抑制住了。我甚至觉得有点“暴殄天物”，我的肚皮，是随便什么都可以填满的，何必要吃这么贵重的食品呢？我很想把这个馍馍换两个还在笼屉上放着的土豆——我的近视眼对食物却异常敏锐，她一掀一盖锅之间，我就看见笼屉上放满了土豆。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她见我还把馍馍拿在手里，指着我对孩子说：

　　“说：‘叔叔，你吃，你吃吧。’说！”

　　孩子把塞在嘴里的土豆取出来，用沾满土豆泥的小手指着我：“吃，你吃，你吃嘛！”

　　“我不吃，”我酸楚地对孩子说，“留给你爸爸吃，好不好？”

　　“嘻嘻！”她又笑了，“她爸爸在爪哇国哩！你吃了吧。你看，你们念过书的人尽来这个虚套套！”

　　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个“爪哇国”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古典小说中常把非常遥远的或根本没有的地方叫“爪哇国”，而这个地区农民的许多日常用语还保留着古汉语的特色。那么，是她丈夫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呢？还是孩子现在没有爸爸？

　　“那么……还是，你自己留着吃吧。”我眼睛看着锅，想把馍馍仍放进去。如果她再客气的话，我就可以说我吃两个土豆就行了。“你看你这个没起色的货！”不料，她勃然嗔怒了，“扶不起个扌周不起！那你把馍馍给我放下，你哪儿来的还滚到哪儿去吧！”她掉转身搂着孩子，眼睛也不看我了。

　　我尴尬地两手捧着馍馍不知所措，和端着一盆盛得满满的热汤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似的。

　　“你，你不是说要打炉子么？”

　　“打个球！”她又忍不住嘻嘻笑了，“我的炉子是喜喜子给我打的，也好烧着哩。是这么回事：昨天休息，我把喜喜子拾来的麦子推了点白面，蒸了五个馍馍。喜喜子一个，我一个，娃娃两个，还有一个，我就想着给你。可我昨天找你找不见……没酵子，只好蒸死面的。你凑合着吃吧。白面我还有哩，酵子我也发下了，下次就能吃发面的了。”

　　还有下次！我也不好问她为什么“想着”给我。这是不礼貌的。除了怜悯，还能为什么呢？我不像“营业部主任”、中尉和老会计几个人，一出劳改农场就把那层皮扒了，换上家里寄来的干部服。我一身棉衣棉裤还是劳改农场发的。这种没有领子、三个贴兜的衣服，和脸上的金印同样是受惩罚的记号。布，近似于医用的纱布，刚穿几天就磨了几个窟窿，现在又硬得跟甲壳一样，我缩在这样一套棉衣棉裤里，如同一只蛹没有成熟就死在茧里似的。

　　沉默了一会儿，她见我低着头，看着手中的馍馍，有要吃的意思，就又掀开那土台子的布帘，端出一碟咸萝卜，拿出一双筷子，用手抹了抹，放在我的旁边。

　　“以后，你肚子饿了你就来。那天我看你，脸都发灰了，跟伊不利斯①一个样……”不知她想起了什么，突然又嘻嘻笑了。可是她马上忍住笑，抿着嘴，坐在炕上瞅着我。

　　经过这一番推让，我当然要吃了。“恭敬不如从命”。但我很不好意思在她面前吃东西。我那致命的虚荣心还没有完全丢掉。同时，我知道我现在的吃相很不好，我怕一个女人看见我狼吞虎咽的模样。她不理解我这种心理，也不懂得不要坐在旁边看客人吃东西的社交礼貌，奇怪地问：“吃吧，还等啥？”又催促我，“快吃，一会儿说不定来人哩。”

　　是的，这倒有点可怕。今天农工们都休息，很可能有人来她这儿串门子。看见我在她这里吃东西，这多不好！我又①伊不利斯，阿拉伯语，魔鬼。不能把这珍贵的食物拿到我们“家”去享用，那里还有好几双眼睛！我慢慢地把馍馍拿起来。

　　这确实是个死面馍馍，面雪白雪白，她一定箩过两道。因为是死面馍馍，所以很结实，有半斤多重，硬度和弹性如同垒球一样。我一点点地啃着、嚼着，啃着、嚼着……尽量表现得很斯文。我已经有四年没有吃过白面做的面食了——而我统共才活了二十五年。它宛如外面飘落的雪花，一进我的嘴就融化了。它没有经过发酵，还饱含着小麦花的芬芳，饱含着夏日的阳光，饱含着高原的令人心醉的泥土气，饱含着收割时的汗水，饱含着一切食物的原始的香味……

　　忽然，我在上面发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指纹印！

　　它就印在白面馍馍的表皮上，非常非常的清晰，从它的大小，我甚至能辨认出来它是个中指的指印。从纹路来看，它是一个“罗”，而不是“箕”，一圈一圈的，里面小，向外渐渐地扩大，如同春日湖塘上小鱼喋起的波纹。波纹又渐渐荡漾开去，荡漾开去……噗！我一颗清亮的泪水滴在手中的馍馍上了。

　　她大概看见了那颗泪水。她不笑了，也不看我了，返身躺倒在炕上，搂着孩子，长叹一声：

　　“唉——遭罪哩！”她的“唉”不是直线的，而是咏叹调式的。表现力丰富，同情和爱惜多于怜悯。她的叹息，打开了我泪水的闸门，在“营业部主任”作践我时没有流下的眼泪，这时无声地向外汹涌。我的喉头哽塞住了，手中的半个馍馍，怎么也咽不下去。

　　土房里一时异常静谧。屋外，雪花偶尔地在纸窗上飘洒那么几片；炕上，孩子轻轻地吧唧着小嘴。而在我心底，却升起了威尔第《安魂曲》的宏大规律，尤其是《拯救我吧》那部分更回旋不已。啊，拯救我吧！拯救我吧！……

　　一会儿，她在炕上，幽幽地对孩子说：

　　“尔舍，你说：叔叔你放宽心，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你说，你跟叔叔说：叔叔你放宽心，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从声音上判断，孩子的脸向我转过来。

　　“叔叔，你放心。叔叔，你放心……”

　　孩子越说越来劲儿，可能她觉得这句她尚未理解的话很好玩，站起来朝炕沿边跨了跨，小手指着我：

　　“叔叔，你放心。叔叔，你放心……”

　　“还有哇！”她翻起身扶着孩子，“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说呀！”孩子愣了愣，口齿不清地学着：

　　“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

　　她哈哈大笑了，一把搂起孩子，返身把孩子按在炕上，用手指胳肢孩子。“没起色的货，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不是‘有你吃的就有我吃的’……没起色的货！没起色的货！……”

　　她和孩子在炕上打滚，嘻嘻哈哈地闹成一团。屋里的气氛即刻欢快起来，我的心情也开朗了。我很快把馍馍吃完，连咸萝卜也没就。“还有土豆哩。”她等我吃完了，坐起来，拢了拢头发，把棉袄往下抻了抻，指指炕下的锅台，“土豆还有，一锅哩。你自己拿。”这时，我才有心情看清楚她。

　　首先让我惊奇的是她面庞上那南国女儿的特色：眼睛秀丽，眸子亮而灵活，睫毛很长，可以想象它覆盖下来时，能够摩擦到她的两颧。鼻梁纤巧，但很挺直，肉色的鼻翼长得非常精致；嘴唇略微宽大，却极有表现力。很多小说中描写女人都把眼睛作为重点，从她脸上，我才知道嘴唇是不亚于眼睛的表现内在感情的部位。线条优美的嘴唇和她瘦削的两腮及十分秀气的鼻子，一起组成了一个迷人的、多变的三角区。她的皮肤比一般妇女黑，但很光滑，只是在鼻子两侧有些不显眼的雀斑。下眼睑也有一圈淡淡的青色。这淡淡的青色，使她美丽的黑色的眸子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深情。她脸上各个部分配合得是那样和谐，因而总能给人以愉快与抚慰。从她和我谈的不多的话里，从她的行动举止来看，我感到她的性格是泼辣的、刚强的、爽朗的、热情的。这和她南国女儿式的面庞也极吻合。后来我才了解，这种南国女儿的特色，也是从中亚细亚迁徙过来的民族所具有的。

　　她的岁数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不会比我大。

　　她的名字叫马缨花！

　　十七

　　我吃了她一个白面馍馍和好些土豆，我不好意思再去了，尽管我走时她一再叮咛我明天再来。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还是抱着郭大力、王亚南译的一九五四年版的《资本论》躺在草铺上，不过没有像昨天那样脱掉衣裳，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我不好意思去，但又非常想去。

　　雪虽然停了，但地上已经铺满一尺深的积雪。房舍中间的甬道上，尘土和积雪混在一起，被践踏成坚实的硬块。天空中仍然堆集着一层层乌云，连空气仿佛都是灰色的，不定什么时候，还会飘落下雪花。谢队长在吃完饭后，到我们“家”里来，告诉我们今天还不出工。又说，这场雪下得好，下得好；说今年大家都没力气，干不动活，该淌的冬水没有淌，这场雪，等于补上了这次冬水，明年地里的墒情一定好，夏庄稼有了指望了。但不识趣的中尉顶撞他说，庄稼长得再好，粮食定量还是那么一点点，庄稼好，跟我们有什么屁相干？！一句话，气得谢队长拔起腿走掉了。我看他本来还想多呆一会儿的，因为他发现我在看书，很想跟我聊聊似的。

　　中尉复员以后，在政府机关当小科长。劳改出来，他的“右派”帽子摘掉了，老战友正在北京的郊区给他安排工作，在这里不会呆长的；他又年壮气盛，所以敢说出这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来。但我还是感到惊奇。我惊奇的是中尉顶撞了谢队长以后，谢队长尽管气得耷拉下眼皮，却没有布置我们批斗中尉。要是在劳改农场，你等着挨绳子吧！

　　我蓦地有了一种解放感。这时，我正读到注释５１：“野蛮人和半野蛮人，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他们的舌头。据巴利上校说，巴芬湾西岸的居民，用舌舔物二次，表示他们的交易完成，东部爱斯墓摩人，也以舌舔交换物品。”我想，自由人和非自由人，恐怕也要在怎样使用舌头上表现出来吧。怕什么？没有什么可怕的！中午，在昨天那个时分，她又来了。我一听见脚步声就知道是她。雪积厚了，她的脚步声不是沙沙的，而是咯喳咯喳的，但仍然非常轻盈。她一下子搡开门，直接冲着我喊道：

　　“喂，咋哪？你把营生干了一半，就撂下不管啦？”

　　“营业部主任”吃吃地偷笑：人家都休息，偏偏要我去干活，他很称心。我装作不乐意地放下书本，慢吞吞地爬起来，跟在她的后面。一拐弯，她便嘻嘻哈哈地笑起来，还天真无邪地用肩膀撞了我一下。她的神态，使我想起我儿时和表妹一起逃学，跑到只有我们俩知道的花园那个角落时的情景，又非常自然地仿佛和她有了某种默契。我也笑了。这种笑，不是我多吃了一口的笑；我愉快地感觉到了已经离开我非常非常遥远的盎然的生意又回来了。可是，今天，她真的把炕拆了。

　　海喜喜抱着两肘蹲在门口，紧绷着薄薄的嘴唇，目光阴沉，一脸不高兴的表情。屋外，和好了一摊泥：房里，炕面子完整地掀起来了，土坯也准备好了。看样子就等着我来干。

　　“你光指挥就行了。”她说，“让喜喜子干，他有的是驴劲。来，你们先吃点土豆，暖和暖和，完了我蒸白面馍。”“他——指挥我哩！”海喜喜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朝地上啐了口唾沫，也不接她给的土豆。

　　“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们先干吧。”我说，“早完工早点火，不然炕烧不干。”海喜喜还是蹲在那里不动。他的懒怠和对我的藐视，刺激起我的活力和竞争心。我跨进炕墙里面。

　　“我一个人来！这点活，哧！……”我好像力大无穷似的。

　　“你干不干？！”她向海喜喜瞪了一眼，只厉声问了一句话。

　　海喜喜像被踢了一脚的狗，倏地站起来，撸起棉袄袖子：“球！还是我一个人来干吧！”

　　“你呀，你是榆木脑袋，人家是化学脑袋。”她把土豆塞在我手上，嘲笑海喜喜，“你今天还是看人家的吧，你就给他当小工。”她经常说出些我想象不出的，为作家、诗人所叹服的生动的词汇。这儿的农民把他们从未见过的新兴塑料制品一律冠以“化学”两个字，比如“化学梳子”、“化学扣子”、“化学杯子”等等。这个“化学脑袋”和那个“棺材瓤子”一样，使我不由得叫绝。原来，昨天我在她家吃土豆的时候，我对她说，她的炉子虽然好烧，但炕打的不科学。老乡们打炕，烟囱和灶门成对角线，大部分热气从烟囱跑掉了，仅炕头上热一点。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是火道满炕转，成“回”字形。我在地上给她画了一个图，我说：“这种炕，只烧一把火，我叫它满炕热！其实改一改不费事，只要在炕里动一点小手术就行。”今天，她果真照着我这个“化学脑袋”想的做了。

　　我边吃土豆边干活。我很小的时候就欣赏电影上的男演员一边吃东西一边干活的作派，欣赏水兵们听到“甲板上集合！”嘴里嚼着面包就冲出舱房、爬上桅杆的神气。我觉得它表现了男子汉的忙碌、干劲、帅气和对个人饥寒饱暖全然不顾的事业心。但过去我没干过活，后来干上活却没有东西给我吃，而且干的又是什么活啊！今天，我干得很痛快。炕修改好了，肚子也被土豆填满了。

　　海喜喜不吃土豆，也许他不屑于吃，也许他吃饱了。他给我递坯端泥，面孔阴沉沉的，嘴里不断地嘟嘟哝哝，说这种土坯挨着土坯的实心炕要是好烧，他就跳河去。我装作没听见。放好最后一块炕面子，我跳下炕，向他一摆手：

　　“行了，你上泥吧！”海喜喜蹲下来左看右看，像是想挑出哪儿有点毛病。她已经把馍馍的面剂子切好了，放到笼屉里，呵叱他说：

　　“还看啥？！小心绕花眼睛！齐不齐，一把泥。瓦工的活你还不知道？你先从锅台这边泥。我这就烧火。”

　　在这大雪天，她不知从哪里抱来一捆捆干柴，动作麻利地在灶膛里点着了火。开始，有些烟从炕面子的缝隙中蹿出来，随着海喜喜泥的面积越来越大，烟逐渐地减少，终于消失了。海喜喜泥完后跳下炕，看着灶膛里熊熊的烈火一个劲儿地往烟道口窜去，而满炕都冉冉地蒸发出水汽，褐色的湿泥渐渐地变白，也不作声了。

　　“你死去！你跳河去！……”她笑着揶揄海喜喜。灶火映着她生动的脸，我很久没有看见过这种红闪闪的美丽的鲜艳的颜色了。

　　我坐在那不能移动的土坯凳子上悠闲地吸烟，第一次感觉到劳动会受到人的尊敬。这种感觉，扫除了昨天接受她施舍的时候多少还有一点的屈辱感，维持了我的心理平衡。我想，我现在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农业工人了，而我才二十五岁，如果在农业劳动上我不能成为一个壮劳力，成为一个内行，今后便无法安身立命。今天，就凭我这一点从供暖工程师那里学来的小技能，马上改变了我和海喜喜两人的地位，几天以前我还看作高不可攀的车把式，也不得不给我当小工。这就充分说明了，在这里，在这个穷乡僻壤，在这个也许我会终生呆下去的地方，只有体力劳动的成果才是衡量人的尺度。而从刚才干的活来看，只要我能吃饱，我完全可能成为海喜喜那样魁梧、剽悍、粗豪、放到哪儿都能干的多面手！我有充分的信心能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四年的禁锢，四年的饥饿，处分解除后依然戴在头上的“右派”帽子，已经把我任何别的志向都摧毁了

　　她蒸好两屉馍馍，又熬了一大锅白菜土豆。把寄放在别人家的尔舍叫回来，我们开始吃饭了。

　　这是一顿真正的饭！我多少年没有吃过了啊！多少年？……“给，吃完再盛。”她首先给我盛了一大碗土豆熬白菜，又塞给我一个大白面馍馍，“馍馍你今天先吃两个，还给你留着哩。你来，我馏一馏给你吃。”

　　海喜喜铁青着脸蹲在锅台旁边，毫不掩饰妒意地盯着她端菜拿馍的两只手。我不理睬海喜喜。今天我吃这顿饭是名正言顺的。这是这儿老乡家的规矩：替谁家打炕盖房，就要在谁家吃饭。我心安理得地拿起馍馍。今天的馍馍是发面的，比昨天的更白。我转来转去看了看，再没有昨天那样的指纹印了。

　　可是，即使有昨天那样的指纹印，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如果不是昨天，而是今天的馍馍上有那样的指纹印，我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人哪，你是多么容易受情势的摆布，多么容易忘记过去呀！在她家吃完饭，回到“家”，又从伙房打了一份稗子面馍馍，也吃了下去。我才知道什么是“饱”！“饱”，不是“胀”！

　　我躺在马灯下的草铺上，乜斜着睡眼，沉醉在饱的舒适感里，晕头晕脑地计算我今天吃了多少东西，但算了半天也没算出来。因为饱，我可以想食物以外的事情了。我想到她和海喜喜。他们并非夫妻是明显的了，而交情似乎又不寻常。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海喜喜又没有占有她。如果海喜喜对她已经实现了法律外的占有，他是不会像一条狗似的顺从她，领教她那有时几乎是刻薄的嘲笑的。这两个人真微妙得耐人寻味，尤其是她，那么善良又那么泼辣……

　　再说海喜喜，这个体力劳动者也有值得我羡慕的地方。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即使他干端坯递泥这样的简单劳动，我马上知道他非常有眼色；泥炕面的时候，他的步骤也和我一样合乎劳动运筹学的原理，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干完泥活以后，自己的身、手却很干净，几乎纤尘不染。在农村，是很讲究这点的。比如说，有的姑娘媳妇和面，和一斤面会有二两沾在手上、盆上、案板上。而受人称赞的姑娘媳妇就讲究“三光”；和完了面，手光，盆光，案板光。劳动也是这样。干净、利落、迅速，是体力劳动的最高标准，正如文学中智慧的最高表现是简洁一样。这不是光靠经验能达到的。没有干过农业劳动的人，以为那只要有力气就行，熟能生巧嘛。其实不然，我见过劳动了一辈子的老农，干起活来仍是拖拖沓沓——当地人叫“猫拉稀屎”，和写了一辈子文章的人还是行文□唆相同。

　　简单的体力劳动，也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智慧、个性、气质与风格……我慢慢地睡着了。在梦里，我真的变成了招贴画《你为祖国贡献了什么？》上的标准体力劳动者，但奇怪的是，我的面孔却非常像海喜喜！

　　十八

　　开始出工了，但雪并没有化。

　　我非常喜欢雪。我一生第一次看见雪是在重庆。那天，保姆给我穿好衣裳，我一下床，撩开窗帘，眼前就扑来耀眼的银白色的光。山坡下，昨天还很丑陋的平房，疏疏落落的小竹林，都美丽得和刚刚的梦一样；整个洁净的世界，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唤起了一股冥想的柔情。就在那一刹那，心灵和大自然无间的交汇，纯净的心灵对于纯净的大自然的感应，使我莫名地掉下泪来，使我对大自然产生了难以言传的庄重的虔敬。可以说，是雪让我过早地成熟了，以后成了一个诗人，再以后……

　　黄土高原的雪绮丽无比。它比南方的雪要显得高贵、雍容、壮阔、恢宏大度；南方的雪使人感到冬天确实来临了，北方的雪却令人想到美丽的春天。雪，才是黄土高原上真正的迎春花。今天我跟大车装肥，就是说把我们前几天砸碎的厩肥运到田里去。田野空阔，雪好似打尽了地面上一切多余的东西。丘垅、渠坝、沟沿、高耸的树枝……所有带棱角的地方，都变得异常光洁而圆润，并且长着如天鹅绒般的茸毛，仿佛晴空下的雪原不是寒冷的，而是温暖的，总使我不由得想把自己的脸颊贴在上面。我跟的不是海喜喜的车，赶车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这个老汉沉默得出奇，也慢得出奇。海喜喜的大车一天拉了五趟，他只拉了两趟，而他赶的牲口却要比海喜喜赶的壮。

　　“傻熊！鞭打快牛。咱们慢慢来吧！”他斜睨着海喜喜耀武扬威地从他车旁超过去，用手掌焐着冻得通红的鼻子这样说。这天，他仅说了这样一句话，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给我作解释。“鞭打快牛”的意思是：能干活、肯出力的人常得不到好报，总是受到埋怨和批评。他这倒也是一条人生哲理。

　　也好，他这样慢吞吞地赶车，却给了我遐想的时间。坐在他的大车上，如同在梦中轻轻地摇晃。雪，会使我联想到安徒生、普希金、莱蒙托夫……

　　啊，你，是你造就了普希金！

　　当你飘落下来，我不能想象你来自那铅灰色的云，

　　一定有双纤纤的玉手将你摘下，

　　在那里，满园梨花春荫。

　　啊！给我一片，给我一片，

　　让你滋润我的心。啊，你，是你拯救了章永璘。当你伸过手来，我不能想象你生长在荒野的寒村，

　　你迷人的眸子含有奇异的光焰，

　　在心底，南国五彩缤纷。

　　啊！我要记住，我要记住，

　　你宝石般的指纹。

　　大车车轮顶在一个小土坎上，没有过去。老汉干脆让车停在那儿，既不前进也不后退，在车辕上歪着脑袋，用手焐着鼻子呆坐着。我很熟悉这种神情。在劳改农场，管这副模样叫“死狗派儿”。“派儿”，不是“派”，以把它和政治上学术上的“派”区分开来。抱着这种态度的人，一切威胁、利诱、说服、动员、批评教育都把他无可奈何，只好随他去。

　　我随他去了。我在想，为什么我对她用了“迷人”这样的词？对她，我应该用“圣洁”、“崇高”、“神圣”、“仁慈”诸如此类的词才是。肚子吃饱了之后，我发觉有一种非常隐秘的东西在撩动我的心弦，我的心，像雷雨过后沾着水露的光闪闪的蛛网，在檐下微微地颤动。

　　我无缘无故地脸红了。

　　她和队上的妇女老弱仍在马号前面翻肥。翻出来的肥污染了白皑皑的雪地，分外扎眼，但却让领导看得很清楚：今天她们干得不错！下午，谢队长见我们大车回来了，高兴地喊了一声：“收工！”农工们像往常一样，零零散散地回各自的家里去。她擦着铁锹，有意在肥堆旁边等我。

　　“歇一歇到我家来一趟。”

　　“怎么？有什么事吗？”我跳下老汉的大车，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怎——么’，”她笑着学我的话，有滋有味地咂摸着，“‘怎么’，你‘怎——么’打的炕不好烧哩！”

　　吃完从伙房打来的稗子面馍馍，我才到她家去。现在，我们组里的几个人都各有各的事，他们管不着我，也不注意我。我这样一副尊容，在这样一种时候，谁也不会把玫瑰的颜色和我联想在一起。但走在路上，我还是止不住有些心跳。

　　当我迈着轻捷的步子走到她窗前，

　　透过绿纱窗帘，我看到她窈窕的身影，

　　和覆盖着柔情的披肩。

　　…………莫名其妙地，我脑海中会跳出不知是哪一部诗剧里的台词。当然，她家没有绿纱窗帘。她的窗户和所有农工家的窗户没有两样，也是用零七碎八的玻璃拼镶上的——我估计在这个队搞基建的时候，农场肯定是用低价购买了一批处理玻璃。同时她也没有什么“披肩”，尽管她也许有不少于玛甘泪或达姬娅娜的柔情。她端坐在炕头上，就着挂在墙上的一盏用药瓶子做的煤油灯补小衣裳。尔舍已经睡着了，盖着一床退了色的小被子。“炕怎么不好烧？”我推门进来，问她。但我似乎也明白不是炕不好烧。“‘怎——么——’，”她又笑着学我，声音夸张地拖得很长，“怎——么——，你怎——么——现时才来？”说完，她被自己学的口音逗得哈哈笑了。油灯照着她紧密细小的牙齿，她下齿中的一颗，稍微被挤出了一点。然而这并不损坏她的美，就和蒙娜丽莎的斜视一样，倒构成了她美的一个特点。她的笑声，把尔舍惊动了一下。她当即忍住笑，跳下炕，从锅里端出一碗土豆熬白菜，还有两个馏好的白面馍馍。

　　我也笑了，腼腆地搔搔后脑勺，轻声地说：“现在粮食这样困难，我怎么好老吃你的？你还是留给尔舍吃吧。”

　　“怎——么——”她又忍不住噗哧地一笑。我在她面前不自觉地老说出“怎么”来。的确，对于她，我好似总不能理解。“你不要废话！”她说，“你把心款款地放在肚子里面。人家不是说我开着‘美国饭店’么？”

　　她对我的施舍表现得很自然，对我的怜悯并不使我难堪，而是带着一种孩童式的调皮和女人特有的任性。我也不好问她粮食是从哪儿来的。在这样的时候问这种话无异于盘诘人家。还能从哪儿来呢？大家心照不宣罢了。家家都是如此，唯有我们几个单身农工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身农工都在集体伙房吃饭，没有灶具，没有瓜菜调剂，没有……有的却是相互盯着的眼睛。我吃着饭，和她聊天。她说她家是从青海过来的，只有个哥哥，现在在县里一家农具厂当铸工，娶了个本地女子。她跟那女子合不来，就到这农场来当农工，已经有两三年了。但她显然不愿提这些事，却饶有兴味地用热烈的语气回忆她的童年。她说她老家的女子都会绣花，连袜底上都要绣上花朵，等发了工资，她也要给我买双袜子绣上花送给我。我连连说不必了，袜底上绣上花，给谁看呢？她用审视的眼光上下看了看我，不言语了。我怀疑她是在猜测我身上究竟最需要什么。后来，她又说起她母亲。她母亲年轻的时候是老家有名的民歌手——当然她用的不是“民歌手”这个词，曾赶过河州的什么“太子山花儿会”，人称“赛牡丹”。说着说着，她幽幽地唱起来了。园子里长的是绿韭菜，

　　不要割，你叫它绿绿地长着。哥是阳沟（嘛）妹是水，

　　不要断，你叫它清清地淌着。

　　“咋样？”唱完，她问我，她眼睛里熠熠地散射出愉快的光芒。

　　我已经吃完了，默默地坐在土坯凳子上听着。她轻悠悠的歌声，土房里温馨的宁静，尔舍沉睡的小鼾，油灯昏黄而柔和的光影，饭饱后的舒适，使我像进入梦中那样，有种酩酊的感觉。现实世界在我眼前都恍惚了，模糊了，幻化成七彩的彩虹。心仿佛一团被松开的海绵，一下子又恢复了原样，并贪婪地吮吸着清新的朝露。她唱的仍是“河湟花儿”。上行乐句常大幅度地急骤上升，反复作四度跳跃，形成２５６１·２·５的旋律线；下行乐句由高八度的５·又急骤下降，形成５·２·１·６５的旋律线。即使她唱的声音很轻，也带着高亢悠远的格调，表现出她所属的那个民族爽朗豪壮的性格和对爱情的雄奇热火的追求。从来没有一支歌曲，甚至是大型交响乐能如此直接地渗透进我的心，像注入填充剂一样，使我的个性坚挺起来。

　　“你不是唱诗歌的么？你也唱个我听听。”她带着好奇的微笑要求我，像孩子似的：我唱一个，你也要唱一个！

　　我跟她说，我不是“唱诗歌”的，而是“写诗”的。可是，我怎么也不能让她明白什么是文学概论对“诗”的释义。在解释的过程中，我开始怀疑自己其实也不明白什么是“诗”。人民的创造一旦进入学院的殿堂，就会失去它纯真的朴拙，要想反璞归真，语言是无能为力的。我开始理解，诗人和作家为什么光到群众中去还是不够的，他必须要和群众共命运，同感情。最后，我只好说，“诗”就是歌词儿；我写出的东西，她可以唱，但我并不会唱，只会念。

　　“那么你念个我听听。”她说，并摆出一副准备认真倾听的神情。

　　我轻轻地咳了一声，却不知念什么好。念什么？我蓦然发觉我过去发表的作品只能说是打油诗，都不适于带着感情来朗诵；有的可以说是感情充沛的诗，虽然是写给群众看的，但如果念出来，她肯定会莫名其妙。并且，我也不会朗诵。诗人不会朗诵，至多只能算半个诗人，甚至连半个也算不上。我惭愧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不可一世的浅薄。半晌，我选了李白一首最通俗易懂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她坐在炕上，似乎也为之所动，但旋即嘻嘻地笑了起来，接着又笑得前仰后合，倒在炕上。

　　“哎哟！笑死喽！笑死喽！……啥‘地上霜’、‘地上霜’！”她又翻身坐起，脸朝着我，嘴大张大合地，在灯下学我说“霜”字时的口形：“霜——霜——，……”

　　原来，她的语音受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影响，说汉语“霜”字靠舌尖吸气，口只略微一张就行，我说“霜”时要送气，口要张开，连下颚也动弹了。

　　“这个不好，”她说，“念个别的。”

　　我念李白的诗，心情是悒郁的，声调有几分伤感。李白尚能“思故乡”，而我连故乡也没有。人事档案上的那个籍贯，不过是祖籍，我从来没有回去过；妈妈在北京也是客居在别人家里。我体会到，痛苦的不是“思故乡”，而是无故乡可思。此时此刻，我那种无家可归的飘零感和失去了根系的植物似的蔫萎状，却应该用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来表达才合适。而她嬉皮笑脸的怪模样，即刻把我的满怀愁绪一扫而空，使我破涕为笑。我看出来她是故意这样做的。这就是体贴入微的“柔情”，是什么“披肩”也“覆盖”不住的。我感激地看着她，心头突然跳出来李煜的一句词：“斜倚牙床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但我赶紧勒住了我的心猿意马。

　　因为在雪夜，我想起了卢纶的一首诗：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在我向她一字字、一句句解释的时候，海喜喜砰地推门进来了。油灯光一闪，我眼角扫见他好像把个鼓鼓囊囊的麻袋顺手撂在门背后。由于他总对我怀有隐隐的敌意，我不理他，只顾说下去。她仿佛没瞧见他进来似的，连招呼也不打。海喜喜摆出他惯常的姿势，抱着两肘蹲在地上。我说完了，海喜喜狠狠地朝泥地上啐了一口，说：

　　“熊！还追哩！人要跑，他屁也闻不着！啥‘轻骑’，他开上飞机也不行！”“你懂啥？！”她别过头，眼睛瞪着海喜喜，“你就懂得吃饱了不饿！”她嘲笑海喜喜的话，却使我颇有感触：“吃饱了不饿”这个真理，我花了二十五年时间才知道。弄懂这个真理，要比弄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困难得多，还要付出接近死亡的代价。“嘿嘿！”海喜喜狞笑着，露出像狼一样坚实的、满是粘粘唾液的牙齿，“懂得‘吃饱了不饿’也不简单，只怕有人连这个理也弄球不懂哩！”我有点惊奇地瞥了他一眼。海喜喜的话里似乎含有深意，并且，这个人和我“英雄所见略同”，我对他倒有了“惺惺惜惺惺”的好感。可是，海喜喜又把她惹恼了，她转身抓起扫炕的扫帚疙瘩，呼啦呼啦地在炕上乱扫一通。

　　“去去去！都走都走！我要睡了！”

　　十九

　　此后，她还是每天收工时叫我上她家去。如果不去，她会跑到我们“家”来叫。我怕她天天来“家”找我，引起“营业部主任”的怀疑，所以我每天都如约前往。去了，照例是在忸怩中先吃一顿，而且吃得很饱。她有杂七杂八的粮食：面粉、大米、黄米、玉米、高粱、黄豆、豌豆……凡是黄土高原出产的粮食都有，家里就像一个田鼠仓一样。她经常用大米、黄米、黄豆掺在一起焖干饭。这种杂合饭特别香，就是顿顿吃饱饭的人也会觉得它比纯粹的大米饭好吃。这时候，报纸上和广播里，都在大力提倡“粗粮细做”。在劳改农场，我就听过一个炊事员用一斤米做成七斤干饭的“先进事迹”，大喇叭上还说他为此出席了“先代会”，听得我直咽口涎。她从来不做这种实际上在物理学中叫“过饱和溶液”的“干饭”，而是真正的干饭，一粒一粒的，圆润透亮。当然，她焖的稗子米干饭我也吃过。焖稗子米干饭，才显示出来她比那出席“先代会”的炊事员还高超的技术。

　　稗子，自古以来不当做粮食，“五谷”中就没有列入稗子。一九五八年，正在水稻分蘖的时候，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农民、农工全上山开矿砌炉去了。山上炉火熊熊，水稻田里仿佛也被火烧了一般，一滴水也没有。到了秋天，水稻颗粒不收，稗子却如原始森林似的茂盛。比人高一头的株秆密密层层，连蚂蚱都飞不进去，穗头还特别大。这个地区的农业领导人灵机一动：干脆吃稗子！并且允许稗子可以当公粮。应该公允地说，他这一招倒是个救急的办法。于是，稗子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供应粮的行列，还后来居上，坐了第一把交椅。最普通的吃法是把稗子连壳一起磨，这就是我们天天顿顿吃的稗子面。它没有粘性，蒸熟的馍馍不过是靠万有引力聚集在一起的颗粒。讲究一点的，和处理稻谷一样去掉皮，加工成小米般大小的稗子来。稗子米的确如那些砸粪肥的妇女说的，只能馇稀饭，然而，她却史无前例地把这种不见经传的粮食焖成了一粒粒的干饭！

　　我的忸怩，不是装出来的，我是真正为她心疼，为自己白吃白喝感到羞愧。可是，我又非常想去。她家里，总有一种朦胧的幸福、愉快、舒适、自由在吸引我。我几次跟她说，我不吃粮食，给我熬一碗土豆白菜就可以了。她却说：

　　“咋不咋！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粮食，要不人家咋说我开‘美国饭店’呢？你没见，尔舍不是长得很壮实么？”

　　是的，尔舍的确长得很壮实，很有精神，天真可爱。她不像营养不良或老吃不饱的孩子，见了别人吃东西就眼馋。我吃的时候，要是她没有睡，也一个人在炕上乖乖地玩，用海喜喜给她捏的小土灶、小土碗“过家家”。两岁多的孩子不会装模作样，更不会客气，她对别人吃东西不感兴趣，就是她吃饱了的明证。我只好“把心款款地放在肚子里”了。

　　日子长了，从农工那里，我也知道了说马缨花开着“美国饭店”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很不准确，不能照它的字面去解释。那必须先熟悉了这里的农工们对世界的理解程度，才能够透过字面洞悉到它微妙的内容。“美国饭店”，并不是指她那儿卖饭，谁都可以去吃，而是指哪个男人都可以去串门子，闲聊解闷，准确一点说应该叫“茶馆”。其所以和“饭”字联系起来，是暗示着马缨花通过给人提供这种方便而捞取到定量外的粮食。妙就妙在“饭店”之前冠以“美国”两个字。在农工们看来，美国是个荒唐的、污七八糟的、充斥着男女暧昧之情的地方，却又是个富裕的、不愁吃不愁穿的国家。把这个国家加在马缨花头上，是完全没有恶意的，至多不过是种嘲笑而已。谢队长对她的态度就很典型。有一次，我们大车回到马号前面装肥，正碰上马缨花和谢队长在对骂。

　　“你说我开着‘美国饭店’，那你也来呀！”马缨花站在肥堆上，拄着铁锹憨笑着。“球！”谢队长一边翻肥一边骂，“你当我稀罕你那达……”“嘻嘻！”马缨花指着他，“只怕你馋得口水流了出来，把毛胡子都打湿了哩！”这时，谢队长恰好骂得唾沫四溅，胡子上也沾着口涎。周围的男女农工看着谢队长，哈哈大笑了起来。

　　马缨花占了上风，谢队长大扫了面子。但我知道，谢队长没到她家去过，并且，只要马缨花和一帮妇女一起干活，谢队长总要派个强壮的男劳力去帮助她们；对她，谢队长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批评过，更谈不上“报复”了。

　　一个没有丈夫、又带着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的单身妇女，现在家里还有男人进进出出，在农村是最容易招人非议的了。但农工们似乎认为只有马缨花可以这样做。我渐渐地理解了，她能取得农工们的好感，绝不是凭她的姿色或采取了什么方法；只有对人人都抱有善意和同情心的人，才能自然地取得人人对她的善意和同情。真诚和善良，有时能把违反习俗的事也变得极有魅力，变得具有光彩。

　　从农工们的话里，我还知道，近几个月来，好像海喜喜已经“独占了花魁”，别的人很少去了。“美国饭店”成了一个历史的概念，一个巴比伦。可是我坚信自己的直觉，海喜喜并没有占有她，更谈不上什么“独”。他还有个情敌——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就是那个瘸子保管员。有一次，我去她家，瘸子保管员跷着二郎腿坐在我常坐的那个土坯凳子上，她背对着他在炕前擀面。见我进来，瘸子保管员好像有点无趣地走了，临走时，操起土台上的一个空面袋揣进怀里，看样子他是带着一点什么东西来的。还有一次，在我吃完饭和她聊天的时候，外面响起了一轻一重的脚步声，马缨花急忙跳下炕，抓起顶门杠把门顶上。瘸子在外面叫门，她却喊叫道：“睡啦，都睡下啦！”搞得我十分尴尬，屏声静气，心跳不止。一会儿，保管员一轻一重的脚步声远了，她才朝我调皮地一笑，叫我接着讲故事，并不提那瘸子跑来干什么。

　　我和她接触的时间长了，越来越感到她并不是农工们印象中的那种跟谁都有暧昧关系的女人；她天真、坦荡、调皮、开朗……然而，我又感到她身上还有什么地方我并没有认识。

　　二十

　　对海喜喜，她倒从来没有顶过门。海喜喜总是像主人似的大模大样推门进来，见我也在这里，而且把唯一的座位占了，就阴沉着脸往地上一蹲。

　　我们几乎天天在马缨花家见面。他要卸套、饮马、铡草、喂马，间或还要拾掇套具，所以来得比我晚得多。等他进门，我已经吃完了。但不知怎么，我见了他总觉得自己比他矮一大截，还有一种偷了东西装在口袋里，没出门就被别人撞见了似的心虚。虽然我们两人都不动声色，但仿佛他明白、我也明白：我刚刚做了件不光彩的事。这种感觉给我很大的压力。他一推门，我就会抑制不住地脸红起来，说话的兴味也跑得无影无踪。那马缨花还没来得及收拾的碗筷，也好像成了我的罪证，让我惶惶不安。

　　马缨花不像别的女农工，爱背地说人长短。她喜欢和现实生活完全无关的幻想，喜欢听神话和童话。在饭后到夜晚这段时间，她真有点超凡脱俗的味道，和她跟那帮妇女嘻嘻哈哈笑骂时判若两人。她缠看我给她讲故事。而我充当这种“说书人”，似乎也成了付给她饭食的报偿。马缨花会和我的故事一起幻想。幻想是人的本能，每个人都会幻想，都有自己的幻想。难能可贵的不是会幻想，有幻想，而是善于接受和理解别人的幻想。马缨花对《丑小鸭》、对《灰姑娘》、对《海的女儿》、对《青凤》、对《聂小倩》等等都非常神往。她认不了几个字，心灵却能够和外国的与古代的幻想相呼应。我没有讲故事的才能，不注意描述细节，情节也是挂三漏四，只能讲个梗概。但马缨花凭她的想象却能补充出来，她向我提出疑问并谈出她的想法，往往和安徒生与蒲松龄相合，什么海的颜色变化和喧嚣啦——她从未见过大海，海里的歌声会迷住航行的水手啦，小老鼠怎样变成骏马啦……好像她原来看过他们的书一样。这常常使我惊奇。

　　但海喜喜则不然，他总要和我唱反调，挑我故事的毛病。他像狼似的蹲在地上，像狐狸一样支起耳朵，在我讲得有点颠三倒四或是语句结巴的时候——因为有他在场，我的记忆常常会突然中断，他就仿佛听到小动物在林间响动似的，兴奋地舔舔嘴唇。讲完了，他就用物理的现实来击碎心灵的种种幻想，像一头大象跑进凡尔赛宫横冲直撞。

　　“熊！野鸭子给你孵天鹅蛋哩！”他鄙夷地说。他说话从来不看我，而是仰面看着马缨花。好像我的故事不过是广播喇叭里的声音，我的话他听见了，而人实际上并不在这房里。“野鸭子可灵性了。天鹅蛋比野鸭蛋大好几圈咧！鸭窝窝里要有个天鹅蛋，你看它趴不趴？！它早他妈飞跑了！……”

　　“球！用金子打马车哩！”听完了《灰姑娘》，他发表这样的评论，“谁要用金子打马车，那就倒了八辈子灶了！这事儿唬不住我，用金子打的马车，啥牲口能拉动？！嗯？啥牲口能拉动？！那么一点点金子，”他用两根手指头比画着，“就有百十斤重咧！”对《海的女儿》，他的评论更加荒唐了。他忿忿地说：“人能长鱼尾巴哩！人长了鱼尾巴，那玩意儿长在哪达？那能分得出公母来？那咋生娃娃？熊！尽他妈胡卷舌头！”

　　他骂我“胡卷舌头”，我隐忍住了。因为在他眼里根本没有我，我也只好眼睛里没有他，不跟他辩论，何况他的体重比我大将近一倍。马缨花在我说完以后，常沉浸在自己的想象里，像吃着橄榄一样有滋有味地咂着嘴：“啧！啧！”并不理会他说了些什么。但他的蛮横，他的妒忌，他对我的蔑视，却使我身体复原后而逐渐变稠的年轻血液，在我脉管里加速流动起来。我面孔涨得通红，眼眶里转动着愤懑的泪水。我原来对他尚有的一点敬意和好感早已化为乌有。然而，与此同时，他身上又有一些东西在吸引我，在向我挑战。这些东西和我现在的生活环境是那么一致，那么和谐，因而它显得更有光彩。这就是他的粗野、剽悍和对劳动的无畏。在他的光环中，我却是那么怯懦，那么孱弱，那么委靡，像个干瘪的臭虫。我的泪水不仅来自愤怒，也来自自怜的委屈感。我用拇指和食指卡量卡量了手腕，我决定要向他应战！

　　一个人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大自然和这种乡俗中，当然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何况我是自觉地在追求这种东西。我认为，粗野、雄豪、剽悍和对劳动的无畏，是适应这种环境的首要条件。要做个真正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要做海喜喜这样的人。什么“文化知识”，见鬼去吧！没有平庸的职业，只有平庸的人。像我跟的那辆大车的车把式，即使他有高深的文化修养，当了作家，我想也会是个毫无作为、没有独创性的“死狗派儿”作家。而海喜喜当了作家的话，倒能叱咤文坛一阵子。我暗暗把海喜喜当成了我竞争的对手。

　　而这时，我的身体真的好起来了。

　　马缨花曾说过：“要吃，就吃粮食。啥‘瓜菜代’，土豆白菜只能撑肚子，不养人。肚子越撑越大，人倒成了囊膪……”这话和“吃饱了不饿”一样具有真理的性质。我每在她那里吃一顿用真正的粮食做的饱饭，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比前一天有长进。这不是心理作用。虽然我们“家”没有镜子，她家有镜子而我又不好意思照，但我用手摸就能知道我面颊丰满起来，两臂、胸前、腹部和大腿开始有了弹性。这表明骨头上已有了肌肉组织。最近，我分明地觉着我身体里洋溢着充沛的精力，有一种我二十多年来从未体验过的清新感。这种感觉，比我到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到过的、长满奇花异草的大花园更令我惊喜。因为这个大花园不在外部，而在我身体里面。很多小说都写过夜晚能听到植物拔节、种子破土的声音，我却有夜晚睡在破网套里，能听到自己体内细胞分裂的啪啪声的独特体验。现代医学绞尽脑汁地研究怎样使人健康的方法，我遗憾专家们没有找到我的这条经验：把人先饿上三年，然后再让他吃饱。不用任何药物补品，他会像孙悟空一样说变就变，转眼之间成为一个巨人。因为他吃下去的每一个食物分子，全部会即刻被贪婪的消化器官所吞噬，迫不及待地把它转变成人体细胞。夸张点说，我吃下一斤粮食就能长一斤肉。我的胃，已经辨别不出什么是食物的渣滓，一律照收不误。

　　二十一

　　黄土高原气候特别干燥，半个多月以后，田野上的雪大部分都蒸发了。是蒸发，而不是融化。那背阴的沟坎，那潮湿的坑洼里还留有残雪，乡间的土路上却又扬起了尘土。山脚下，那高高的旋风柱又一根根地巍然挺立起来。在东边，坦荡的、一望无际的黄土，金灿灿地呈现出了一片沉寂的春意。风偶尔在田野上扫过，透明的蜃气像野马似的奔腾，我才体会到庄子《逍遥游》中的“野马也，尘埃也”的传神。

　　海喜喜赶着他的大车，更加威风抖擞地哐哩哐□地跑开了。那几匹瘦马日见羸弱。可是海喜喜的技术就在这里，他能让马跑到死，除非牲口自己倒毙在路上，绝不会疲疲沓沓地拉车的。谁使唤的牲口像谁。没有人跟海喜喜的车能坚持到两天以上。“那驴日的使牛劲，拿咱们穷折腾！”跟过他车的人，没有不骂他的。运肥期间，他的车至少换了十个跟车的人。轮到我们组派人，中尉跟了他一天车，回来用他家乡话骂道：“那是个王八犊子！在这时候，还想挣他妈的功劳哩！别人拉两车、三车，那王八犊子拉了五车！把我累歹乎了。谁爱去谁去！我明儿要走镇南堡。”第二天，我主动地去跟海喜喜的车。

　　马号里面，是个很大的四方形院子。一辆辆大车停在土墙下，那三面，是三座破旧的牲口棚，用被牲口磨蹭得摇摇欲坠的柱子支撑着。我和几个跟车的农工一起先到院子里，裹着破棉袄，蹲在朝阳的墙根下等车把式们套车。车把式把各自的牲口一匹匹从棚里牵出来。顿时，院场里“吁、吁”，“啊、啊”，“驾、驾”……响成一片。有的车把式带着宿睡未醒的沉闷，有的车把式无精打采、满面愁容。他们的牲口也是一副恋槽模样，牵出来后，懒洋洋地哪儿也不想去，像桩子似的定在院场中间。直到车把式把劲儿使完，把唾沫骂干，才带着满身鞭痕不情愿地退到车辕里面。

　　只有海喜喜，挺胸昂首，在好些车把式和好些牲口中间，旁若无人地用鞭梢指挥着他的牲口。那副神气，倒象一位马戏团的驯兽师，毫不费力地就把调教得乖乖的牲口领到各自的位置上，一鞭子也没抽，很快地套好了车。套完了，他并不出车，跳到土墙上一蹲，用傲慢的眼光俯视着他的同行们。那种姿势，我是熟悉的。车把式一辆辆地把车赶出马号，跟车的农工也都爬上了自己跟的大车。整个院场上就剩下我们两个人，还有他的三匹牲口。这时，海喜喜站起来了，在高高的院墙上手打遮阳地向场外望了一圈。马号外面，传来翻肥的妇女麻雀般的叽叽喳喳的笑骂声。他轻捷地向下一跳，直向一堆干草垛大步走去。

　　一会儿，他从干草垛后面出来，手里拎着一面袋东西，看来足足有四五十斤。到大车跟前，他一弯腰，把那袋东西塞进车底盘下面的底兜里，然后掸掸袄袖上的碎草，操起鞭杆“驾、驾！”把车赶出大门。

　　车从我旁边经过，他也不跟我打招呼。而我一纵身，手不扶栏，从车后跳上了大车。我要让他看看，我不会像鸭子似的连跌带滚地爬进他车厢里去的。

　　他从干草垛后面提出来的东西，我知道不外是黄豆、豌豆、高粱之类的马料。我可以和他有某种默契，不去检举他。这种事情我在劳改农场见得多了。我的浪琴表就是一个车把式换去的。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车把式从车底盘下面一个用麻袋做的底兜里，倒出一大堆黄萝卜。没有秤，他还要在斤两上跟我争来争去。而那些黄萝卜能从哪儿长出来呢？绝不会长在木头做的车底盘上，只能来自他刚刚拉的那块属于农场的黄萝卜田。一倒手，他等于从我手上白拣了一块金壳的瑞士名牌表。但你还不能去告发他，要违犯交换双方达成的默契，那你就挨饿吧！今天天气很好，不到十点，早霜已经化尽。干草上，木栏上，显现出湿润的褐色的霜痕。天蓝得透明，道路干燥而坚硬。被翻开砸碎、变得松软的肥堆，像刚刚从笼屉里拿出来的一样，冉冉地升腾着水汽。今天，我的情绪也很好，更有一种神秘的兴奋。神秘之感来自我对某种必将出现的不平常的事情的期待……按照惯例，车把式赶车，也管装车卸车，跟车的人不过是车把式的帮手。如果两人相处得好，谁多干一点谁少干一点都无所谓，配合起来共同完成任务就行了。车把式也不是生下来就会赶车的，原先全要跟一段时间车。手脚勤快些，脑子灵活些，帮着车把式套个车、卸个车，中途接过鞭杆赶上一截，慢慢就学会了。车把式没有什么驾驶执照，不需要哪个机关来考核，队长、组长的眼睛就是标准，他们看谁能单独赶车谁就能单独赶车。赶车并不难学，比学开汽车容易得多。技术高低的区别，在于怎样调教牲口——这却比和机器打交道困难得多——以及在大车搁住的时候与危险的情况下怎样应付。这时，头脑的灵活和手脚的麻利比积累的经验更为重要。而一旦赶上了车，在没有机械化的农场，车把式就算是一个高阶层的劳动者了。

　　海喜喜就是一个技术高的车把式，是这个队的高阶层劳动者。……他把车赶到肥堆跟前，圈好芨芨草编的笆子，跳下车，走到墙根底下一蹲，装着修理自己的鞭梢，却不动手装肥。他摆出这种阵势，就是要我一个人装车卸车。

　　我取下四齿铁叉，像他一样：“啐！啐！”响亮地朝手掌啐了两口唾沫，“刷、刷、刷”地抡起叉杆。车装满后，我把叉朝车上的肥堆一插，跳上车，坐在车辕上，掏出那宝贵的“双鱼牌”，晃着腿，抽起烟来。

　　“坐后面！”他甩着鞭子走到车旁边，恶狠狠地说，“辕重了！”我知道前面装的并不重，他是有意要把我赶到后梢去坐。大车上，车轴以前属于“软席”车厢，坐在车轴后面那部分，一不小心就会颠下来，比“硬席”还硬。但我装完了这一车，我对我的体力有了更充分的信心。我身上沁出了一层薄薄的汗水，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我潜在的力量无阻挡地释放了出来，而且感到潜力之下还有潜力。这种发现叫我感到无比地欣慰，无比地喜悦——我是一个真正的年轻人！

　　我向他表示宽容和鄙规地一笑，跳下车，坐到后梢上去。

　　啊，我要记住，我要记住，

　　你宝石般的指纹！

　　到田里，他仍不卸车，手操着鞭杆，我卸一堆，他往前赶一截。一大车肥卸成四堆。他赶的速度比别人快，第一趟回来，我们就甩开车队，独来独往了。

　　现在，在肥堆前装肥的只有我们这一辆大车了。到第三趟，所有在肥堆旁边翻肥的男女农工，包括谢队长，都看出了我们两人的蹊跷。海喜喜把车停到位置上，大明大白地，毫不掩饰敌意地在车旁一蹲。他不吸烟，手不停地缠着他的鞭梢，好像不是准备打马，而是准备在我不出力时抽我一顿。农工们吃吃地笑着，轻声地指点着，评论着。我无异在做表演。而这时，我越干越有劲，倒不完全是为了向他应战，而是我欢快地感觉到了我青春的活力。我已经解开了我棉袄的扣子，在十二月的暖融融的阳光下，敞开了我像手风琴键似的胸膛。在一叉一叉中间短暂的间歇里，我偶尔也摸摸这两排琴键。它是湿漉漉的，热滚滚的，然而又是有弹性的。它竟会使我联想到苏联红军歌舞团访华演出时演奏过的《马刀舞》。这两排琴键正奏着一曲带有哥萨克风格的凯歌。

　　马厩肥多半是草末，并不重，一叉下去能挑起一大团，用四齿铁叉挑百十下就是一车。所有的劳动全是因为饥饿才变得沉重的。现在，我越装越熟练，越不慌不忙。我开始用劳动生理学的方法，来寻找拿叉装肥时腰、臂、腿在每一个动作中的最佳角度和着力点。我把从叉齿叉进肥堆到撂进笆子这一过程分解成几段，很快，我就确定了每一段里腰、臂、腿相配合的最佳角度和最佳着力点。一经确定下来，动作就程式化了，不但不费力气，并且姿势优美。

　　装完第四趟，我明白无误地知道我顶住了，我胜利了！我几乎还和装第二趟时那么有力。旁边看的女农工有的在嘲笑海喜喜，说他是“哈熊”——这个词是无法翻译的；谢队长态度莫测，不时地“熊！熊！”不知是骂海喜喜，还是在骂我。海喜喜不好意思再蹲在车旁边了，他不是上厕所，就是站得远远的。而此刻，我内心却遵循着一种普遍的心理规律，越过了我既定的目标，向新的目标发展了去。这个目标其实和原来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我顶住了，我胜利地应付了这场挑战，即刻就想到要由我来向他挑战。现在想的不是不被他压倒，而是要压倒他！我们拉了第五趟回来，别的车只拉了三趟，那个“死狗派儿”车把式只拉了两趟，谢队长抬头看看太阳，喊了一声：“收工了！”但我却喊道：“不行！我还没过瘾哩，我们再拉一趟！”

　　第六趟回来，冬天的太阳快落山了。山顶没有云，没有晚霞，裸露的山峦披着一片沉郁的黛青色。一群群昏鸦麻雀，从已经没有一颗谷粒，只剩下几垛干草的场院那边，从马号那边呼呼地飞过乡间的土路，落到像荆棘一样干枯的小树林中雀噪不停。空气有点湿润了，轮下的尘土向上翻腾一阵，很快就倦倦地沉落下去。阵阵凄凉的寒意迎面扑来。我裹紧破棉袄，坐在车栏上。前面，是海喜喜有点伛偻的背脊。那脊背上一览无余地呈现出他闷闷不乐、甚至是苦恼的心情。兀地，不知怎么，我也和他一样，感到闷闷不乐，感到苦恼，感到无趣，感到抑郁……胜利的喜悦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像掉进一个冰凉的深井里。田野上阒无人迹，淡紫色的暮霭向我们合围过来。一条孤寂的忧郁的土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二十二

　　吃完伙房打来的稗子面馍馍，报社编辑把他的洗脸水分了一半给我。我在烧得通红的炉子旁边脱了棉袄，洗着脸，擦着身子。原来很松弛的皮肤下，已明显地鼓起了一缕缕肌肉。肌肉像腹中的胎儿，现在还很小，很嫩弱，但它会成为巨人的。我突然想起政治经济学著作最早的译本，常常把“体力劳动者”译成“筋肉劳动者”。这么说来，有了“筋肉”就有了本钱，有了立身处世的力量了。生理上的发现，使我产生了一种感伤的激动，激起我更迅猛地、更彻底地向我认识到的“筋肉劳动者”的方向跑去。

　　过去的是不会再来了，我要和诗神永远地告别了。这里是不需要文化的，知识不会给我现在的生活带来什么益处，只能徒然地不时使我感到忧伤。我怀着既是与最亲爱的人分离，又是去和最亲爱的人相会时的那种悲怆与欢欣，到马缨花家去。我不能准确地描述我现在的心情，我整个人好像蹒跚在一个非常荒诞而又非常合理的梦中。

　　今天我在“家”擦洗了一番，海喜喜已经来了。奇怪，他没有坐在那唯一可坐的土坯凳子上，还是蹲在老地方，搂着尔舍，神情有点恍惚地逗她玩。

　　挂在墙上的油灯一明一灭，屋子里弥漫着做饭的水蒸气和柴烟。在锅台旁的马缨花隐在烟雾水汽之间，更像一个模糊的梦境。生活的节奏疯狂得像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令人头晕的舞会》。看着那个土坯凳子，那张垂着花布帘子的土台子，那《脖子上的安娜》……仅仅二十多天前，我还是一个惴惴不安的不速之客，还想偷偷地掀开那锅盖和布帘子哩，而现在，我却大模大样地、像个主人似的坐在这里。我似乎理解了海喜喜的恍惚，我甚至比他还恍惚。那空着的、好像有意留给我坐的土坯凳子，突然改变了我的心理。我对海喜喜又有了点尊敬和同情。马缨花很快给我端来冒尖的一碗大米、黄米、黄豆焖的杂合饭，还有一碟咸菜。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她仍像往常一样，用手掌抹了抹筷子。这个动作也是我熟悉的，我没敢看她；也没敢看海喜喜和尔舍。原来我以为我战胜了这场挑战后，在海喜喜面前能理直气壮，挺起腰杆，但这时我似乎比过去更为羞愧，并且还意识不到羞愧的缘由。心情和情绪，是在意识之下潜行着的，它们丝毫不受意识的支配却支配着我。

　　我一粒粒地挑着饭。我很饿，却吃不下去，我嚼着饭粒，无意识地盯着《脖子上的安娜》。我感到，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很难表达生活本身所包含的戏剧性情节和复杂多变的感情。生活里有一种气氛，一种看不见、嗅不着、触不到、只是徘徊在心中的阴影，就很难用文字描写、线条绘画、舞台表演出来。比如现在，我听见身背后海喜喜低声地跟尔舍闹着玩，那嬉笑的声音也是沉闷的，仿佛受了什么影响的压抑。这种不情愿的、敷衍的笑声特别令人难受。马缨花在洗锅抹碗，叮叮当当的音响既谨小慎微，又分外刺耳，好像是烦闷不安中的骚动。一会儿，大概是应尔舍的要求，海喜喜用百无聊赖的、无可奈何的音调小声唱起来：

　　羊肚子（的个）手巾（哟）水上漂，

　　唱上（那个）小曲子解心焦。

　　一根子干草顶不上（个）门，

　　我拿个好心思维不下个人。

　　大红的果子（呀）香（哟）水的梨。

　　我不晓得那达儿难为过你。

　　唱到最后两节，他的声调好像又变得年轻了，恢复了元气。尔舍直拍小手：“好听！好听！”还叫他唱。在我意识之下潜行的心情，又兀地滋生出对他的妒忌。他不但有种俯拾即得的灵感，有非常善于用歌咏来表达自己情绪的智慧，而且，也因为尔舍从来没有这样和我亲热过。在我一本正经地说别人编的故事的时候，尔舍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是不是已经失去了和儿童交流情感的童心呢？

　　我又听见海喜喜在尔舍耳朵旁边嘀嘀咕咕，像是教唆她些什么。果然，尔舍大声喊着：

　　“妈，你唱、你唱……”

　　我没有朝后看。她这时大概已经洗完了锅碗，靠在炕沿上。我听见她噗哧一笑——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她都能够笑出来，这使我的心头掠过一丝无名的恼恨。她爽快地说：“好，我唱。”接着，她用她特有的轻快、柔润，而又带几分野性的嗓音唱道：羊肚子（的个）手巾水上漂，

　　你不会唱曲子奴给你教。

　　三十三颗荞麦（呀）九十九道棱，

　　二妹妹再好是人家的人。

　　芝麻的胡麻出个好油，

　　嫁不下个好汉子我要维朋友。

　　他俩唱的调子是“信天游”，或说是“爬山调”。一唱一和的唱词有不尽的弦外之音。我非常模糊、朦胧的想象里，好像有两只山鹰一上一下地在薄薄的、如丝绵一般的云层中盘旋。我吃着，想着，听着……蓦地，很清醒地意识到他俩是非常合适的一对！我还意识到，在这座荒村中的这间简陋的小土房里，在这昏黄的、被雾气和柴烟弄得闪烁不定的油灯光下，我完全是个多余的人！是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只苍蝇。吃完了，蹬蹬腿，抹抹嘴，又飞走了。哪儿也不属于我，我哪儿也不属于，在整个世界上我都是个多余的人；和亚哈逊鲁一样，被开除出人民行列的人，就成了永世漂流的犹太人……现在，我像被人随意钉上的一个楔子，打入了他们的生活。我自以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却使他们本来的生活分裂了，破碎了。肚子吃饱以后，应该舒服了，高兴了，而此时相反，心情却更加沉重。我似乎看透了自己一生的命运，还是饿着肚子好；如果不饿肚子，就会给人家带来祸害。

　　吃完饭，我推开饭碗，眼睛没有看他们，只说组里的人还等我回去商量事情哩，抬起腿就走了。外面，半轮冷月裹在像我的棉絮一样破烂的云朵里。西边的山峦呈现着威严而阴森的黑色，像披着法衣的法官。没有一丝风，空气凛冽而干燥。村子里有的人家虽然还亮着暗淡的灯光，但十分沉寂，只有我脚下碎柴碎草的沙沙声。我感到悲怆，却又有点不甘心。我停下来解手。还没解完手，海喜喜也从她家出来了。他轻轻地咳了一声，模糊的背影很快地无声地在黑黝黝的马号那边消失了。我好像甘心了，但又觉得更加悲怆。

　　二十三

　　第二天，我坐在他的大车上，心里感到十分内疚，好像不是坐在车底盘上，而是坐在他的身上似的。但是，我又羞愧地意识到这种内疚的伪善：我已经不能说是不自觉地卷进了一个说不明白的关系中，而是怀着迟来的青春期的颤动和竞争心，有意地要楔进去的。

　　但是，海喜喜对我的态度更恶劣了。他的内心没有我这样的复杂。他就像高悬在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一样，只要有一丝云彩就会向地面投下一片阴影。而他今天的脸色，就预示着有一场暴风雨。头一趟车装好——当然还是我一个人装的，我仍像昨天那样，坐在车后梢上。车摇摇晃晃地出了村子，走上上路。

　　“啪！”我脸上响亮地挨了一鞭梢！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掉头看看海喜喜。他背对着我，坐在车辕上，一如往常地赶着牲口，仿佛没有觉察鞭梢抽着了人。这种事也常有：西北地区赶大车的鞭子，皮绳要比鞭杆长一倍半，如垂钓用的鱼杆。赶车的人甩起鞭子来，一不小心，鞭梢也会扫在坐车人的身上。劳改农场里的一个车把式，就因为抽了搭车的管教干部一鞭子，被延长劳改一年。事后他编到大队来，哭哭啼啼地说他是无意的，他的老婆养了一只兔子，还等着他回去过春节哩……也许他无意，也许他故意，不管怎么样，我抽出插在肥堆上的四齿铁叉，支在面前护住自己。

　　海喜喜打鞭子的技术很娴熟，抽身背后的东西也极准确。一会儿，他的鞭梢又呼地甩了过来。我举起铁叉一挡，抽得铁叉铮铮作响。这一鞭更有力，如果我不挡，就正抽在我脸上。一路上，他这样连连抽了几鞭，都被我挡了回去，我被这种可笑的局面激怒了。他略微伛偻的后背不再表现为烦闷的、苦恼的模样，在我的眼睛里，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可憎的、隐藏着杀机的沉默！我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我无愧于谁，尤其是对这个海喜喜。命运给我们做了这样的安排；红兵在黑卒前面有什么可内疚的？！

　　我装着第三车，其他大车第一趟刚回来。所有的大车，除那“死狗派儿”赶的之外，又集合在马号前面的肥堆旁边。吆喝声、鞭声、马蹄声、翻肥的妇女的大呼小叫……响成一片，煞是热闹。这时，海喜喜铁青着脸，眼睛里闪动着挑衅的目光，从他蹲的墙角向我走来。

　　“快装！你这驴日的！”他晃着鞭子，头上粗硬的短发像灌木从似的龇□着，太阳穴上凸暴出明显的青筋，“你别腰来腿不来，跌倒不起来的！快，快！”

　　□所有的声音全停止了，像一块石子投到蛙声鼓噪的池塘里。我感觉到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都聚集到了我俩的身上。在最初的一霎间，我还很恐惧：也许……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事来，会挨一顿毒打……但我意识到那些目光里有马缨花的似乎是在考验我的目光，自尊心就压倒了恐惧。我把铁叉朝他面前一扔，做出要靠边休息的样子，其实是想远远地离开他。“嫌慢？”我忿忿地说，“你驴日的也该干两下了。你来装吧……”“啥？你驴日的还犟？……”他几大步跨到我跟前，“你干！你这卡费勒不干谁干？！”

　　肥堆旁边的人哄笑起来。我不知道他说的“卡费勒”是什么意思，以为是句非常肮脏的骂人话。同时，他气势汹汹的架势又使我害怕起来，我想用一句话来压倒他，叫他再不敢吱声，于是我不管事实是不是如此，大声地喊道：

　　“我知道你为什么像条疯狗，不过是因为昨天你偷东西让我碰见了！”出乎我意料，他不但没被压倒，反而愤怒得直发颤，手指着我，嘴唇抽搐着，像在默念一段什么神秘的文字。这样有两三秒钟，他才仿佛缓过气来，泼口大骂：

　　“熊！卡费勒、杜斯曼①！卡费勒、杜斯曼！你驴日的没少吃！我今天要放了你的血！……”

　　他的嗓音顿时变得异常尖利，好像音带劈了一般。他一边骂着，一边撂掉鞭子，猛扑过来，两手一把揪住我棉袄的两襟，毫不费力地一抡，竟使我脚离开地面作三百六十度的大旋转。也不知旋转了几圈，又突地一搡，把我像只死鸡似的摔在肥堆上。我没料到他会用手抡我。在他痛骂的时候，我以为他还是要用鞭子来抽。而在大庭广众之中，不会没人来干涉的，至少谢队长要站出来，这样倒使我可以揭发他在路上耍的把戏。现在，我变得非常狼狈，浑身是黄土马粪，像在地上打了一个滚的毛驴。有几秒钟，我趴在肥堆上喘息。悬空的旋转已使我丧失了理智，我只看见海喜喜眼睛里狞恶的暴躁的闪光，①卡费勒：阿拉伯语，异教徒。杜斯曼：波斯语，仇人。皆为宁夏农村骂人的口语，

　　现在在一些地区仍然使用。只听见肥堆旁男男女女的一片哗笑，但是，我的怒火突然使我变得异常兴奋，这种兴奋是一种面临从未经历过的事情的兴奋，就像一个人终于见到了从未见过的而又渴望已久的大海，要张开两臂纵身跳进去畅游一番。“来吧！”我反复地在心里这样念叨，“来吧！……”

　　我索性就地一滚，滚到我刚刚撂下的铁叉旁边，拾起铁叉，站起来。跳进大海！跳进大海！我借站立起的蹿力，顺势一掷，铁叉嗖的一声像标枪一样向他飞去。

　　“啊！”男女农工发出一片赞赏的惊叫。海喜喜略一躲闪，铁叉扎在马号的土墙上，戳了四个白点，哐□一声掉在地下。

　　我从男女农工的惊叫声里听到了赞赏的意味，更从海喜喜躲闪时的眼睛里看到一丝张皇。没有扎着他，反而鼓起了我的勇气。跳进大海！跳进大海！我三两步跳到土墙下，又拾起铁叉去扎他。海喜喜显然没有想到我会发疯了似的反抗。在我跑过去的当儿，他惊愕地站在土墙前面，好像等着我去扎他一样。我一叉朝他大腿扎去，他一把抓住叉杆，仍然迟疑着，不知怎么办。而我却尥起左脚，踢在他的腹股沟上。

　　“哎哟！”他疼痛地弯下腰，低了低头，仿佛要寻找我踢的地方。随即，他倏地抬起头，眼睛里又闪出狞恶的暴躁的光，两腮颤动着，一手拽着我的叉杆，张开另一手的五指，宛如一只鹰要起飞时似的。面对这样魁梧的巨人，我又和他刚刚一样，开始张皇了。我呆呆地等着他的巴掌。

　　但这时，肥堆旁边的男女农工已经围了上来。

　　“行啦，行啦！喜喜子，你抡了他一下，他踢了你一脚，两顶啦！”“哈熊！人家是念书人，识得字，你人老八辈子也认不下哩！你欺负人家干啥？！”“操！狗急跳墙，人急叫娘。你这哈熊连车也不装，还……没见他要跟你拼命啦！”“玩两下子就行啦！你们是吃饱了咋的？！”

　　“……”最有权威的还是谢队长。他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指着海喜喜，仿佛他背后的手握着一件什么有力的武器，又有点像冬烘先生训顽童似的：“我看你驴日的今天敢咋样！我看你驴日的今天敢咋样！……”海喜喜怒气冲冲地看看谢队长，又用冒火的眼睛看看我，使劲把叉杆往怀里一拉，我趁还没被他拉倒时赶快松开手。他咬着牙，把叉“呼”地一下抡到半天空上。铁叉滴溜溜地旋转着，划了一个跨度很大的抛物线，掉在远远的干沟里。

　　大家的情绪都松弛下来。不知是谁拾来了我的棉帽子。棉帽的护耳撕破了，像一只死乌鸦一们耷拉着无力的翅膀。一个年轻的农工从我脑后嘻嘻哈哈地把这只死乌鸦扣在我的头上，还似乎是鼓励地拍了拍我的脑袋。我这才有心思看看周围。不知道马缨花在整个过程中持什么态度，这时她正背向着人群，朝那条干沟走去。我的组员们还站在肥堆旁边，用中立的姿态饶有兴味地观望。

　　当然，我再不能和海喜喜同一辆车了。谢队长调整了一下，叫“营业部主任”跟海喜喜，我还回到“死狗派儿”车把式的车上去。“营业部主任”说死也不干。海喜喜“啐！啐！”地朝手掌上吐了两口唾沫，操起他自己的铁叉：

　　“熊！我谁也不要，我一个人下！”

　　他像狂人一样飞舞着铁叉，把车装满，扬起鞭杆，一个人赶着车跑了。马缨花把我的铁叉找来了。她像授予凯旋的旗帜似的把叉交到我手上。“给！”她又低声地说，“看你，扣子都没了，呆会儿我给你钉上。”我低下头，才发现我敞着胸露着怀，扣子都被海喜喜拽掉了。

　　二十四

　　晚上，我照例到马缨花家去。生活中任何一个举动如果经常反复，都会成为一种习惯；人不由自主地要受这种习惯支配，何况我去马缨花家，不但有肚子的需要，还有心灵的渴望。在那里，和她在一起，即使中间有个海喜喜——人啊！应该说海喜喜和她中间有个我，但这时我却不这样想了——

　　我也能得到作为一个人的心必须要有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一点温存，一点怜悯，一点同情，一点敬意，一点……那么模糊的爱情。我小时候，家附近有个寺院。它坐落在半山坡上，红墙隐没在一片翠竹当中。每天清晨，从它那里响起一阵沉重、缓慢，而又悠远的钟声。它沉重、缓慢而又悠远，于是我的思绪能跟得上它的余音，随着它一直消失在那多雾的嘉陵江中。接着，下一响钟声又带去我另一部分思绪……直到把整个的我带离开这个尘世，进到一个虚无缥缈、无我、无你、无他的境界中去。到马缨花家，不知怎么总使我想到那种钟声。也许是因为我正在那么尴尬、那么困窘、受人捉弄的时候，是她来把我带出铺满干草的单身宿舍，领到她那充溢着温馨的小屋里去的缘故。并且，她又是一个异性，一个如此美丽可爱的女人，因而我离开那铺着干草的尘世，到她灯光明灭的小屋里，更有一种异样的充实，不是无我、无你、无他，而是整个世界对我来说，都具有一种新的特定的意义。

　　这种意义只有我能体味得到。这就是人的正常生活的恢复；不是出世，而是又回到人的世界中来。本来，对过去的记忆已经淹没在沉重的阴影当中，就像月亮被急驰的乌云所吞噬。但是在马缨花那里，总有这样那样的东西，包括她幼稚而又洋溢着智慧的幻想，使我把中断了的记忆联系起来，知道自己是个人，是个正常的人。我以为，即使今天我和海喜喜打架，也是在这种生活环境中的正常人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我已经成为正常人的重要标志。农工们赞赏的笑声和谢队长开始放任、终而叱责海喜喜的态度，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们全体都认为结果应该如此。我通过了这个环境对我的考核；他们，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正常人，接纳了我成为他们行列中的一员。马缨花在拍尔舍睡觉——在农村，孩子们都睡得早，见我进来，一骨碌爬起，跳下炕。她先顶上门，然后转过身，两手在袄襟上抹了抹。“来，我看看，这驴日的把你抽成啥样子了？”

　　我这时才感觉到脸上火辣辣地疼。后来一打架，我把挨了一鞭子的事情也忘掉了。

　　她把我的脸扳向灯光，美丽的眼睛一闪一闪地在我脸上审视着，一边看，一边“啧、啧”个不停。我低下头，任她的手抚摩我的脸。当她颤抖的手指轻柔得像一阵微风掠过我鞭伤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的抚慰都在这里面了，同时心头响起了勃拉姆斯为法柏夫人作的那支《摇篮曲》。

　　啊！命运没有亏待我。

　　她的动作和表情，已经无疑地表露出了她对我怜悯和施舍下更深的那个层次。发现了这点，我倒心安理得了。被人爱，似乎就获得了某种权利。我大大方方地在土坯凳子上坐下来，等她给我盛饭。今天，她特别容光焕发。她流连的目光比往常更为炽热，那迅捷眨动的长睫毛有一种爱娇的意味。她线条秀丽的嘴唇不说话时也微张着，仿佛表示着某种惊奇与渴望。

　　我一面吃饭，一面把今天事情的经过告诉她。我知道她顶了门，二十多天来，她还是第一次要把海喜喜关在门外。但我仍然警觉着房门口。可是直到我离开她家，门口也没有响起海喜喜的脚步声。她毫不在乎门外的动静，说起今天的事，对我表现出雌兽护仔的偏袒，毫无道理的溺爱，用粗野的话把海喜喜骂个狗血淋头。这反倒使我不安，觉得不公道。

　　“你们原来不是挺好的吗？”我问，“我还当做你们是好朋友哩。”“啥‘朋友’！”她蓦地满面绯红，怒气冲冲地说，“那驴日的是个没起色的货！有一天他……”

　　说到这里，她突然停住了，像急刹车似的，身体还往前倾了一下。随后，她又往炕上蹭了蹭，坐端正，把手里补的衣服朝怀里一拉，继续补下去，不说话了。

　　我很快就意识到我说错了。我所说的“朋友”，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和她理解的“朋友”完全是两回事。她脑子里的“朋友”，是“嫁不下个好汉子也要维朋友”的那种“朋友”，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情人。

　　这证实了我的直觉。人有着很微妙的心理，总觉着爱情和字画不同，在字画上盖的钤印越多，字画越值钱，而在爱情上仿佛就容不得别人先占有过。殊不知只有成熟了的爱情才最可贵。

　　马缨花的爱情就是成熟了的爱情。

　　沉默了一会儿，她又抬起头，脸上的红晕已经退了下去，两只瞳仁一闪一闪地发光，轻轻地娇笑一声，没头没脑地说道：“你，倒挺像咱们的人！”

　　我向她表示理解地一笑。“咱们的人”包括许多含义：劳动人民——这点对我非常重要，体力劳动者，农工，甚至还指从中亚细亚迁徙过来的撒马尔罕人的后裔。她这句话，也使我明白了，为什么她独独会在今天这样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她内心的感情。对她来说，仅仅是个”念书人”，仅仅会说几个故事，至多只能引起她的怜悯和同情；那还必须能劳动，会劳动，并且能以暴抗暴，用暴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才能赢得她的爱情。啊！我撒马尔罕人的后裔。

　　她又跟我说，今天她没找齐制服上的黑胶木扣子——在这时候，扣子也是紧俏商品，等明天把扣子找齐了，再给我钉。她从枕头下抽出一根用废布头搓成辫子的布带给我，让我扎在腰上。“你呀，”她笑着说，“我知道，连绳子也没有一根。”

　　是的，我的确连绳子也没有一根。

　　“你知道我的事情可不少。”既然我知道她爱我，我也不用为自己的贫穷感到羞愧。我接着用轻松的口气问她：“可是你的事我还不知道哩。哎，我问你，尔舍的爸爸究竟是谁？”

　　她埋下头，微笑地沉吟着，一会儿在一串轻声的娇笑中说：“我不能沾男人，一沾男人就怀……”

　　她的回答使我惊愕不已。她根本没有正面回答我。我原以为这会引出她一个故事，一个或许是哀婉、或许是悲愤的遗恨，然而，她却轻轻地一抹，把有关这一段的回忆都抹进了时光的垃圾桶里去，毫不吝惜地把它掩埋了。听那口气，她好像觉得这种事对任何人都没有伤害，对她自己也没有什么伤害……真要命！她既使我恢复成为正常人，把我过去的回忆和我现在的感受连接了起来，也从而使我对她产生了惶惑、迷惘和新奇感。她身上有许多我不理解的东西，还有和我过去的道德观相悖的东西。然而这些东西在她身上表现出来时，又如此真实，如此善良，也显得十分的美，竟动摇了我的道德观念，觉得她总是对的，是无可指责的。

　　她和海喜喜，把荒原人的那种粗犷不羁不知不觉地注入了我的心里。而正在我恢复成为正常人的时刻，这种影响就更为强烈。

　　二十五

　　我第一次体会到健康给人的幸福感。我觉得我力大无穷，正如惠特曼歌颂的：啊，膂力强壮的斗士是多么欢乐呀！

　　他神采奕奕地兀立在竞技场上，

　　精力充沛，渴望着和他的对手相见。

　　而在竞技场上，我至少和这里的高阶层劳动者、令人畏惧的巨人斗了个平手——“两顶啦”！于是，我感到一种旺盛的活力，一种男性的激情也在我体内暗暗地涌动，我甚至能听得见它像海潮般的音响……

　　第二天，海喜喜仍然一个人既赶车又装车。我还是跟“死狗派儿”车把式。在我们错车的时候，他一眼也不看我，但脸上有股掩饰不住的懊丧。仇恨已经过去，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灰色的情绪里。一个孔武有力、生气勃勃的人，一下子变得像被霜打倒了的芦苇。当然这并不是因为被我一脚踢的，而是内心里受到了更大的打击。

　　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容易被别人的痛苦所感染的脆弱性。是脆弱，不全然是同情。同情会使人积极起来，而脆弱只能产生畏惧。看了一本描写瘫子的小说，自己下身会麻木好几天；看了一篇写瞎子的故事，我会害怕失去眼睛。对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祸的恐惧，多于对瘫子和瞎子的怜悯。这种脆弱性，更可能产生一种邪恶的趋利避害的念头，从根本上消除自我牺牲的精神。所以，现在对海喜喜，我已经没有了同情，而是害怕落到他那样失恋的地步。

　　这种邪恶的劣根性，加上对所谓“体力劳动者”的不正确的观念，催着我向一个深渊坠落下去。

　　收工时，我从“死狗派儿”的车上跳下来。她在马号前面，手里攥着一把什么东西，向我一扬，又努努嘴。我知道她手里一定是几粒扣子。吃完从伙房打来的稗子面馍馍，我就上她家去了。现在，我们组里八个人，几乎有一半不出工。今天这几个去场部，明天那几个去场部，要么就是去镇南堡看有没有挂号信——取挂号信和寄挂号信，都要来回跑六十里路，可见我们的文化生活了。反正自我们来这个队，就没有看过一张当月的报纸，没有听过一声广播，真像“营业部主任”说的，这里还不如劳改农场哩——他们这样忙忙碌碌，无非是在跑户口，谁都想早点离开这里。这样，对我每天晚上跑出去，他们丝毫不注意。这间铺着干草的“家”，不过是几个人临时栖身的旅店，谁也不去管过路的旅客干什么去。

　　今天，我特别兴奋，有几分迷迷糊糊，但又似乎非常明确地感到，今天晚上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怀着一种来自想象的醉意，既甜蜜，又有几分忧伤。这种醉意使我的意识像暮霭一样在田野上飘散了。

　　我进了门。一定是我脸上焕发着特别的光彩，一定是我目光中有奇异的神色，因而，她也用一种异乎寻常的、闪烁着灼热的光的眼神凝视着我。她的睫毛很长，眼睑下又有一圈淡青色，因而她的眼睛就显得特别深邃，瞳仁的闪光就像暗夜中的星星。她还和昨天一样，斜躺在炕上拍尔舍睡觉。她诡谲地一笑，朝土台上努了努嘴。随后，她机械地拍着尔舍，同时用一种痴呆的、固定不变的姿势看着我，仿佛在想什么心思。土台上放着一盆用碗扣着的杂合饭。我盛了一碗慢慢地吃着，借着吃饭来拼命抑制自己，迫使自己冷静下来。这时，只听见她在炕上，边拍着尔舍，边轻声唱道：

　　金山（么）银山（的）山对（哟）山，层层（哟）叠叠的宝山。

　　望（么）别人成双（是）我孤单，阿哥（么哟）活下的可怜。

　　白崖（么）头上的鸽子（哟）窝，你看是（呀）公鸽嘛母鸽。

　　我一晚上想你（是）睡不（呀）着，天上的星星（哈）数着。

　　我过去全部教养教给我关于爱情的观念，和我现在沉浸于其中的爱情是那么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那种爱情是温柔缱绻的，含蓄隽永的，美妙的情趣带有几分伤感的忧郁，就像一朵带露珠的嫩弱的康乃馨。而她歌声里表达的爱情，却是直率的、明朗的、粗犷的，盛满了浓得化不开的激情。其中的情意有如旷野的风，叫人难以抵挡。

　　尔舍在她的歌声中唾着了。她轻手轻脚地爬下炕。抻了抻棉袄，两手在脑后拢了拢头发，向我嫣然一笑。我觉得她脸上第一次出现了娇羞的表情，两颊红扑扑的。她的皮肤较黑，红得就更加浓烈。在她两手顺向脑后的时候，腰肢略向后倾，整个神态在我眼里是被爱情摧残的慵倦。

　　“咋？是你脱了呢，还是咋钉？”她笑着问我。

　　她手拿着穿好的针线，站在我身边，那南国女儿脸颊上的大红大紫使我心慌意乱。我支吾着说：“哦，哦……还是穿在身上钉吧，我里面没有衣服，没法脱……”

　　“你哟！”她吃吃地笑着，把我从土坯凳子上拉起来，“真是遭罪哩。以后得给你缝件汗褡儿……那你就把带子解开吧，还等啥？”她用命令式的语气跟我说话，语调里饱含着妻子般的深切的关心。我非常自然的、毫无惭愧之感地解开腰带，站在她面前。我感到我能把自己交给她是我的幸福，心中充溢着对她的信赖和对她的温情。

　　她不用低头，刚好在我颌下一针针地钉着扣子。她的黑发十分浓密，几根没有编进辫子里去的发丝自然地鬈曲着，在黄色的灯光下散射着蓝幽幽的光彩。她的耳朵很纤巧，耳轮分明，外圈和里圈配合得很匀称，像是刻刀雕出的艺术品。我从她微微凸出的额头看到她的眉毛，一根一根地几乎是等距离地排列着，沿着非常优美的弧形弯成一条迷人的曲线。她敞着棉袄领口，我能看到她脖子和肩胛交接的地方。她的脖子颀长，圆滚滚的，没有一条皱褶，像大理石般光洁；脖根和肩胛之间的弯度，让我联想到天鹅……此时，那种强烈的、长期被压抑的情欲再也抑刻不住了，以致使我失去了理性，就和海喜喜把我悬空抡起来的时候一样，于是，我突然地张开两臂把她搂进怀里。我听见她轻轻地呻吟了一声，同时抬起头，用一种迷乱的眼光寻找着我的眼睛。但是我没敢让她看，低下头，把脸深深地埋在她脖子和肩胛的弯曲处。而她也没有挣扎，顺从地依偎着我，呼吸急促而且错乱。但这样不到一分钟，她似乎觉得给我这些爱抚已经够了，陡然果断地挣脱了我的手臂，一只手还像掸灰尘一般在胸前一拂，红着脸，乜斜着惺忪迷离的眼睛看着我，用深情的语气结结巴巴地说：

　　“行了，行了……你别干这个……干这个伤身子骨，你还是好好地念你的书吧！”

　　二十六

　　啊！……我踉踉跄跄地跑回“家”。我头晕得厉害，天旋地转。我摸到墙边，没有脱棉袄，也不顾会把棉花网套扯坏，拉开网套往头上一蒙，倒头便睡。

　　不久，小土房里其他人也睡下了。老会计在我头顶上灭了灯，唏唏溜溜地钻进被窝。万籁俱寂。我想我大概已经死了！死，多么诱惑人啊！生与死的界限是非常容易逾越的。跨进一步，那便是死。所有的事，羞耻、惭愧、悔恨、痛苦……都一死了之。我此刻才回忆起来，在此之前，我什么都设想过，甚至想到她会拒绝，打我一耳光，但绝没有想到她会说出那样一句话把我带有邪气的意念扑灭。

　　“你还是好好地念你的书吧！”这比一记耳光更使我震撼。灵魂里的震撼。这种震撼叫我浑身发抖。

　　死了吧！死了吧！……

　　我真的像死了一般，刚才那如爆炸似的激情的拥抱，仿佛已耗去了我全部的生命。但是，我的灵魂还在太阳穴与太阳穴之间的那一片狭窄的空间里横冲直撞，似乎是满怀着憎恨地要撕裂自己的躯壳。我不敢回顾过去二十多天里我的行为举止，然而像是有意惩罚我似的，有一张银幕在我眼帘内部显示出我的种种劣迹，我眼睛闭得越紧，银幕上的影子却越清晰。海喜喜愤怒地指着我的鼻子尖：“你驴日的没少吃！”像闪电之前的雷声叫我颤栗。我是靠谁的施舍恢复健康的啊！在那段时间，我就像《梨俱吠陀》里说的，“木匠等待车子坏，医生盼人腿跌断，婆罗门希望施主来”，心怀恶意地扮演着乞讨者的角色。我出主意给她修炕，我跑去给她说故事，我……目的只是在那一碗杂合饭。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表面上看来像个苦修苦炼的托钵僧，骨子里却是贵公子落魄时所表现出来的依赖性。歌德曾把“不知感激”称为德性：“不愿意表示感激的脾气是难得的，只有一般出众的人物才会有。他们出身于最贫寒的阶级，到处不得不接受人家的帮助；而那些恩德差不多老是被施恩者的鄙俗毒害了。”但在我却是相反，是我的鄙俗把施恩者毒害了。在我逐渐强壮起来的身体里钻出来一个妖魔，和从海滩的瓶子中钻出来的那个魔鬼一样，要把从瓶子里放出他的施恩者吃掉。这原因在哪里呢？这原因就在于我不是“出身于最贫寒的阶级”；公子落难，下层妇女搭救了他，他只要一脱险，马上就想着占有这个妇女，并把这种举动当成一种报答，这不是一种千篇一律的古老的故事吗？这时，昨天夜里在我脑子里幻想出来的种种欲念，成了佛教密宗里的毗那夜迦，兽头人身的怪物，而马缨花就在这个邪恶的、面目狰狞的怪物手中挣扎！

　　是的，她最后的那句话，将她给我的食物中注入了仁爱，注入了精神力量。这样，就更叫我无地自容了。

　　我想忏悔，我想祈祷，但我才发觉，对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对现在的我来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忏悔和祈祷都找不到对象。我不信神，所有的神我都不信！我经历过一次“死”以后，全部宗教都在我眼前失去了它们的神圣性质！那么，我能向谁来忏悔，来祈祷呢？人民吗？人民早已把我开除出他们的行列——“你活该吧！你现在的行为正证明了我们把你开除出去是对的！那不是某个领导的意志，而是我们全体人民的意志！你已经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了！”“嘘嘘嘘……嘘嘘嘘……”墙角响起了一阵阵可疑的声音，好像是从一个极其阴暗的世界传来的。但我知道，那不是上帝，也不是魔鬼，那是死的召唤。我很早就对死有一种莫名的迷恋，和酷爱生一样酷爱死。因为那是一个我活着永远不能知道，并且也是一个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东西。永恒的谜就是永恒的诱惑。很多人都忽视了，死其实是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热爱生活的人最不怕死。尤其，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对现在的我来说，死是最轻松的解脱。一切都会随生命的停止而告终。那么，我就制造了一个永恒的秘密。明天早晨，太阳照样地升起，风照样地刮，云儿照样地飘，农工们照样地出工，而我却变成了一堆没有生气的骨头和肉，就像一只死羊，一条死狗。我的悔恨，我的羞愧，我良心的责备，在这世界上留不下一点痕迹。我死了，我带走了一个秘密，我销毁了我制造的秘密，难道这个秘密还不是永恒的吗？

　　我在死亡的边缘时极力要活、要活、要活下去，我肚子吃饱了却想死。过去，在没有灵感的时候，在创作苦闷的时候，毒药、绳子、利器、高度和深度都曾对我有过吸引力。现在，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她给我的那根用布头编的带子。布带柔软而有弹性，它的长度、宽度、耐拉强度都会使我的脖子感到非常舒适。世界上的事是多么奇妙，多么不可思议啊！昨天晚上她给我带子的情景历历在目，她是为了我暖和，为了我活得好，可恰恰我要在这根带子上结束我罪孽深重的一生；她说我连根绳子也没有，是出于对我的同情和爱怜，可恰恰似乎是有意地要送我一个结束生命的工具，我想象我拥抱着她时是多么美好，可恰恰是我拥抱了她以后却悔恨欲死……于是，一种对自己命运的奇怪的念头在脑子里产生出来：我这个没落的阶级家庭出生的最后一代，永远不能享受美好的东西；一切美好的东西在我身上都会起到相反的作用……那么，只有死，才能是最后的解脱了。

　　于是，我死了！我全身只剩下头颅，在一片黑茫茫、莽苍苍的大森林里游荡。因为失去了身躯，失去了四肢，头颅只能在空间飞翔。我飘呀、飘呀……飞呀、飞呀……四周是像墙一般密密层层的巨树，高不见顶，遮天蔽日，但茂密的枝叶从不会刷在我的脸上。我的头游在哪里，它们就会像水草似的荡开。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飞，我只觉得有一股力量在托浮着我，推动着我，或是吸引着我，一会儿向这儿，一会儿向那儿飞去……黑暗是透明的，发出蓝幽幽的光；巨树不是立体的，全像舞台上的道具，是一片片的平面竖在四面八方。大森林没有尽头，没有边缘。在这大森林里，所有的树木都是静止的，只是因为我头颅的位移才使它们不断地移动，时而向我逼进，时而远离开我……它们并不特别阴森可怖，阴森可怖是从我自己的脑子里喷射出来的，于是蓝色的黑暗和巨大的树木之间都弥漫着阴森可怖的浓雾。这里绝对没有音响，但我头颅上毕竟有耳朵。这时，有一种雷鸣般洪亮的声音在大森林里庄严地响起来：“你为什么要死——死——死——死——”

　　“死”的余音不绝如缕，在巨树之间缭绕，发出“丝丝”的金属声。我冷笑了。我谁也不怕，既然连死也不怕，还怕什么？！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我的头颅大张开嘴，翻起眼睛向四面八方搜寻。但那声音不是发自哪一方，而是在整个森林中回荡。我大声地问那声音：

　　“我为什么要活……活……活……活……”“活”的余音也不绝如缕，在巨树之间缭绕，发出“花花”的金属音。沉默了！那个声音沉默了，像被狂风噎住了嗓子。哈哈！我的问题“你”能回答吗？

　　我继续在大森林里横冲直撞。我享受到了死的乐趣。

　　可是，那一株株阴森的巨树越来越稠密了，枝丫纵横，像张在我上上下下的一面没有缝隙的巨网。并且，它们从周遭逐渐逐渐地收拢来，我头颅的天地越来越小了。最后，我头颅只能不动地悬浮在空中，两眼不住地轱辘轱辘乱转；我大张着嘴，喘着粗气。我没有胳膊，我不能抵挡；我没有腿脚，我不能蹬踢。我等待着：难道死了还会遇到什么鬼花样！

　　那个声音又像山间的回声似的响了起来，带着鬼魂特殊的嗓音，瓮声瓮气地：“到天堂去吧！到天堂去吧——去吧——去吧——”

　　“天堂在哪里？”我头颅上淌着冷汗，但我脑子里并没有一丝恐惧，“天堂在哪里？”我用责问的语气大声地喊，“哪里有什么天堂？我不信什么鬼上帝！”难道我死了还要受欺骗！

　　“超越自己吧——超越自己吧——超越自己吧……对你来说，超越自己就是你的天堂——天堂——天堂——超越自己吧——超越自己吧——超越自己吧——”

　　这一句话，突然使我流泪了。浑浊的泪水滴滴嗒嗒地滚落到我头颅下的浓雾中。是的，“超越自己吧！”这声音不是什么鬼魂的声音，好像是我失落了的那颗心发出的声音。

　　“超越自己吧！超越自己吧！超越自己就是天堂——天堂——天堂——”“啊！我怎么样才能超越自己呢？”我绝望地哭叫，“在这穷乡僻野，这个地方和我一样，好像也被世界抛弃了！我怎么样才能超越自己呢？”“要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要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联系起来——联系起来——那个女人是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怎么说的——”

　　那个声音越来越小，好像离我越来越远，最终完全消失了。我的头颅大汗淋漓，像一颗成熟的果子似的力不可支地坠入到浓雾下面，仿佛刚才是那个声音使我的头颅悬浮在空中一样。我觉得我的头颅掉在一片潮湿的泥地上，柔软的、毛茸茸的藓苔贴着我的面颊；还有清露像泪水似的在我脸上流淌。那冰凉的湿润的空气顿时令我十分舒畅。

　　而这时，巨大的森林里重归宁静，浓露也逐渐消散，树冠的缝隙开始透下一道阳光，像一把金光灿灿的利剑，从天空直插到地上。与此同时，大森林里不知从什么方向，轻轻地响起了……的钢琴声。啊！那是命运的敲门声！好像是惊惶不安，又好像异常坚定。一会儿，圆号吹出了命运的变化，一股强大的、明朗的、如阳光下的海涛般的乐声朝我汹涌而来，我耳边还响起了贝多芬的话：“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啊！能把生命活上几千次该有多美啊！”

　　……我完全清醒了。我发觉我泪流满面，泪水浸湿了我头下的棉网套。在棉网套下，我摸到了一本精装的坚硬的书——《资本论》。

　　二十七

　　第二天，果然太阳照样地升起，风照样地刮，云儿照样地飘……黄色的耀眼的阳光透过窗户上的旧报纸，给小土房里的墙壁和干草上更增添了许多排列成行的斑点。有那么一会儿，我想着我昨天好像做了一件非常丢人的事，犯了非常大的错误，因而有一种不愉快的、烦恼的情绪。但很快就被另一个念头代替了；如果房子里的人一早起来发现我死了，他们除了惊奇和忙乱一阵外，还有什么呢？也许他们上午会不出工，张罗着埋我。可是埋完了，他们照样还是要去出工的。我的死，除了使遥远的母亲悲痛，大概再不会给其他人一丝震动；死，对我是一件大事，而对别人不过是小事一桩，至多编出几个鬼故事来打发漫漫的冬夜。这样的死，有什么价值呢？“营业部主任”先打了饭回来，一个人用两肘霸占着炉子，还不住地朝手上呵气：“真冷，真冷！这狗日的天真冷！”老会计两手小心翼翼地捧着饭盒，踏着悄无声息的步子，走到自己铺位上盘腿坐下。先脱下手套，再摘去帽子，像做祷告一般全神贯注地端详饭盒里的稗子米汤，然后才不声不响地吃起来。他绝对不到炉子旁边去沾火的光，连自己吃饭的声响也怕打扰人家，或者说是连一点吃饭的声响也不愿给人家。看着他作茧自缚和与世无争的模样，我都不忍心在死后给他添麻烦。中尉前两天去镇南堡恰好碰上邮政代办所休息，这时正骂骂咧咧地做着再一次远行的准备。“那些王八犊子，他们坐着办公还要休息！”他忘记了他过去坐着办公也是要休假的。报社编辑和其他几个人的神态、动作都一如往常，和一幅木刻印在一本日历上一样，天天都没有一丝变化。我非常奇怪：他们竟然对我昨夜的内心风暴没有一点觉察。可见，不管是我的死也好，我的内心风暴也好，我成为死人也好，我成为新人也好，对一些只关心着自己的人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微弱的。这里的人们的神经似乎被一种停滞不动的生活磨钝了。在一堆麻木的神经中间，我要悄悄地开始另一种生活是非常容易的。这种想法蓦地使我振奋起来。我把棉花网套一掀，一骨碌爬起，用湿毛巾擦了擦脸就去打饭……

　　莽荡苍凉的田野，以它毫无粉饰的雄浑气概，又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用你严峻雄伟的气魄给我一点吧！哪怕我有那一块泥土疙瘩的淳朴性，我就能够站起来，并超越自己！“死狗派儿”车把式慢慢地赶着车，随牲口的意逍逍遥遥地向田里走去。到处沐浴着冬日的阳光。白脯子喜鹊喳喳地欢叫，跟在大车后面啄着马粪。谷场上的草垛黄得炫目，垛顶上，散射着一种金属般的流动的光。向东极目望去，三十里路外的火车徐徐地吐着青烟，在天际布下一条带状的雾霭，久久不散。在翻滚着的雾霭的边缘，青色逐渐转为紫色，在蓝天下变得异常绚丽。没有风，空气中飘浮着干枯的冰草、芨芨草和马莲草的气味，又羼杂着飞扬起来的干燥的尘土味。太阳的热力沉沉地罩在我身上，使我昏昏欲睡。活着的幸福感不在人完全清醒的时刻，恰恰在似睡非睡之间。

　　内心的风暴平静下去，从心底开始升起一片颂歌：和谐、明朗、纯朴、愉快，好像置身在鸟语花香的田野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死固然诱惑人，但生的诱惑力更强；能感觉本身就是幸福，痛苦也是一种感觉，悔恨也是一种感觉，痛苦和悔恨都是生的经历，所以痛苦和悔恨也都是生的幸福。“叽喳、叽喳”，麻雀从我头顶上飞过去，一边扇动着小小的翅膀，一边还东张西望，向那更高处飞去。啊！这样一个小生命也在想超越自己。超越自己吧！越越自己吧！……

　　这天吃完晚饭，我没有去马缨花家，在自己的草铺上坐下来。靠在卷起的棉花网套上，拿出我二十多天没有翻，一直当作枕头用的《资本论》。

　　中尉研究完了家里寄来的挂号信，信上一定有叫他高兴的消息，他很客气地把马灯送回来，还替我拧大了一点。我没有敢当即翻开，默默地、有点惶恐地摸着淡黄色的硬纸面。现在，这本书就是我能“超越自己”的唯一凭借了；如果说“超越自己就是天堂”，那么我面前只有这样一条通向“天堂”的道路。她是不是真正能教给我一点什么？是不是真正能使我“超越自己”？我的艺术的细胞是不是能吸收这些用抽象的概念构成的营养？……过去我虽然没有读过《资本论》，但在例行的政治学习中学过“干部必读”的苏联人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那时候，我认为那书里都是些枯燥的、和现实无关的教条和概念，读起来特别乏味。

　　现在，当我重又翻开《资本论》时，至少，我的肚子不会干扰我的脑子了。我怀着困惑的虔敬的心情，翻到《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也就是二十多天前中断了的“注５１”的地方。组里几个人用一种沉闷的、勉强的声调在聊天。“营业部主任”给老会计提供了一个“偏方”，说治睡觉磨牙最好的方法是把牙全部打掉。即使这个残酷的笑话也没有引起人们一点笑声。但不久，房里所有的声音我都听不见了，因为我开始发现，马克思在阐述深奥的经济学问题时，使用的是一种非常形象、非常生动、非常漂亮的文体。我还没有完全弄懂他说的意义，但他那明快流畅的文学性的美就紧紧地攫住了我：每一页都有令我叫绝的句子。他的思维逻辑是严密的，而阐述时采用的却是写诗的大跳手法和意指手法。比如，他说：“一个商品如要实际发生交换价值的作用，它就必须先放弃它的自然形体，由想象的金，转化为现实的金——虽然这种变质作用之于商品，比由必然到自由的推移之于黑格尔哲学，比甲壳的脱弃之于蟹，比旧亚当的脱离之于教父喜埃洛尼玛斯，还要难。”下面，他又极有风趣地这样说：“假令铁的所有者，竟向某一个俗气的商品所有者，把铁的价格当作货币形态来说明，这个俗气的商品所有者，就会像圣彼得答复那个向他肯诵使徒信条的但丁一样，答复他说：‘这个铸币的重量成色，已经十二分合格，但告诉我，你钱袋中有没有它？’”只有横溢的才华加革命领袖的雄伟气魄，文风才会如此流宕、潇洒，不受任何抽象概念的内涵的拘束。一个人具有艺术上的通感，在我看来就是天才了。我发现马克思竟具有一种思想上的“通知”——我一时想不出确切的词来表达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具有一种能够把人类各个不同的知识领域相互沟通起来，并溶汇为一体的奇妙的本领。我越往下读，越深切地感到马克思的书是浓缩了的人类智慧：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艺术的、文学的，甚至还包括诗！有许多地方，凭我脑子里的溶剂还不能把这种浓缩的知识结晶溶解。但它并不使我困惑；它是一个迷人的谜，解开它就能得到一笔财富。他还引证了大量的材料，书页下的注解与正文的印证妙趣横生。我前面看过的“舌头”不必说了，他还把莎士比亚和梭福可士的戏剧与诗来作商品向货币转化的旁证，于是，这一抽象的命题即刻以一种戏剧性的具体过程跃然纸上。我睡的这间充满着干草味、老鼠味和煤烟味的小土房，顿时变成了一座历史剧的舞台，商品所有者与货币所有者都以鲜明的面目生动地表演起来。读到这里，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在论述每一个问题时，他也一条条地举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的地方指出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表现了他绝不掠人之美的大师风度。在另一些地方，却用极其幽默和尖刻的语言毫不留情地、一针见血地把那些资产阶级的伪科学驳得体无完肤，又显示出一个思想斗士的面貌。这样，他书里的每一页都闪烁着历史的精华。透过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人类历史和思想史的演讲过程。啊，当我看到马克思居然还引用了咸丰年间任户部侍郎的王茂荫向皇帝上的条陈时，一阵亲切之感油然而生。马克思的目光注意到了我们；他写这部巨著的时候，他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把我们这个东方的古老国度包容进去了！

　　“家”里的人都睡着了。灯光很昏暗，我并不妨碍谁。老会计仍在拼命地磨牙，中尉打着响亮的呼噜，报社编辑在说梦话……而我被巨大的逻辑力量和广博深刻的智慧弄得醉醺醺的。能艺术地、形象地、从具体生活出发来表达理性思维的结果，是思想家艺术家难能可贵的本领，而马克思在这方面达到了顶峰。我这时开始认真读马克思的书，倒多半是把她当作艺术的珍品；她里面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我玩味。语言文字是能够创造奇迹的。它们创造的奇迹是在人的心灵里。它们能把读者固有的思想击碎、分裂，然后再重新排列组合。

　　艺术会使人陶醉，思想也会使人陶醉。如果艺术和思想都是上品，那么这就是双料的醇酒。尽管我一时还不能完全品尝出这酒的妙处，但醇酒自然会发挥作用。那瘸子保管员养的公鸡叫头遍时——其他人家的公鸡早被吃掉了，我把《第二篇》全部读完了。那最后一页的文字，再没有那样清楚地说明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理性王国的全部动听的观念是怎么一回事！马克思这样说：

　　劳动力的买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限界内进行的。这个领域，实际是天赋人权之真正的乐园。

　　在那里行使支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一种商品（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是由他们的自由意志决定。他们是以自由人，权利平等者的资格，订结契约的。契约是最后结果，他们的意志就在此取得共同的法律表现。平等！因为他们彼此都以商品所有者的资格发生关系，以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处分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的利益。使他们联合并发生关系的唯一的力，是他们的利己心，他们的特殊利益，他们的私利。正因为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所以每一个人都由事物之预定的调和，或在什么都照顾到的神的指导下，只做那种相互有益，共同有用，或全体有利的工作。

　　马克思已经剖析得如此明明白白，我真恨相见太晚，同时奇怪后人还要不厌其烦地连篇累牍地写出那么多文章来揭露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虚伪性。这些文章加起来可以塞满一个庞大的书库，却抵不上马克思这段不足三百字的文字。并且，一九五七年对我进行的批判，竟也没有一个人使用这段文字来把我从所谓人道主义文学的睡梦中唤醒。我有点愤慨了，我愤慨的不是他们对我的批判，而是对我没有做像样的批判，把批判变成了一场大喊大叫的可笑的闹剧，从而使我莫名其妙，也只好变得可笑地玩世不恭起来。

　　那最后一段话，更使我在这荒村的小土房里一个人忍俊不禁。马克思是那么妙不可言地用几笔就勾画出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的关系：离开简单流通或商品交换的领域……剧中人的形象似乎就有些改变了。原来的货币所有者，现今变成了资本家，他昂首走在前面；劳动力的所有者，就变成他们的劳动者，跟在他后头。一个是笑眯眯，雄赳赳，专心于事业；别一个却是畏缩不前，好像是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去，没有什么期待，只期待着剥似的。

　　有睡下以后，这一幅生动的画面还在我脑海中萦绕，不过它变成了这副样子：走在前面的，是我的伯父、父亲，和他们崇拜的“专心于事业”的摩根们；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大群他们所雇佣的工人。但这幅画一瞬间又变成了另一副样子：现在，工人走在前面了，“笑眯眯，雄赳赳，专心于事业”，而原来走在前面的却跟在后面，“畏缩不前，好像是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去，没有什么期待，只期待着剥似的”。而我呢，一个穿着烂棉袄、蓬头垢面的乞丐似的人物，既无法和走在前面的工人一样“笑眯眯，雄赳赳，专心于事业”；也没有什么再可“剥”的了，所以只得踟蹰在二者之间，进退不得……

　　二十八

　　经历了强烈的激动之后，我睡得特别香甜。第二天早晨醒来，我神清气爽，好像服了一剂什么兴奋剂一样。并且，在这样一群人中间，我突然有了一种带有优越感的宽容精神。

　　大家打完饭回来，“营业部主任”因为炊事员给他的稗子面馍馍缺了一个角，情绪很不好，组里的人都在各自的铺位上埋头吃饭的时候，他趴在炉子旁边，一边翻来覆去地观察他的馍馍，一边骂炊事员。又说，以后要早点熄灯睡觉，不然影响别人休息。他嘟哝着：“那损失的精神头儿，半个稗子面馍馍都补不过来……”人们抬头看看我，我知道这是不点名地批评我了。这里的人就是这样，哪怕你深更半夜跑出去放火他都不管，可你别妨碍他的利益。

　　他的批评并没惹恼我。今天我虽然也在这间土屋里，也坐在一堆干草上，也和大家一样吃着土黄色的稗子面馍馍，然而我仿佛觉得，有一种深奥的、超脱这种尘世的思想，使我的心从我借以寄托的躯体中游离了出来。好像外界对我施加的侮辱、嘲笑、蔑视，只不过是针对我的躯体的，与“我”无关。去马号等车把式套车的时候，听大车组长向谢队长报告说，海喜喜请了几天假，“逛城里去了”。谢队长沉着脸，薄薄的嘴唇在浓密的胡茬里撇了撇，对大车组长的报告不置可否。海喜喜的大车停在那里，他的几匹牲口有滋有味地在槽头嚼着干草。有个车把式想让自己的牲口歇歇，去牵海喜喜的牲口来套车。谢队长瞪着眼睛喊道：“你驴日的干啥？干啥？照拴上！也该让它缓缓了。”汉语语音里的“他”、“它”不分，我想，可能是谢队长也认为海喜喜该“缓缓”了吧。海喜喜走了，“逛城里去了”，他为什么会突然想去“逛”呢？原来，他不是每天晚上都到马缨花家去“逛”的么？我蓦地有点怅惘。不论是什么形式的爱情，是什么样人的爱情，得到爱情和失去爱情，全是人的命运，都不能漠然置之。海喜喜这个有独特性格的人，归根到底不由地引起我的关心和同情。我隐隐地感觉到，即使他和我现在处于这样一个对立的状态，我还是不能摆脱他对我的吸引力。

　　可是，在马缨花看来，世界上的事却要简单得多。

　　下午，我们大车回来，她还是等在马号的肥堆前面，作手势叫我去。我的近视眼只看见她带着笑脸，但看不清那究竟是嘲笑、讪笑、顽皮的笑还是善意的笑。

　　我阅世不深，年纪又轻，总是根据自己所读的书本来推测别人，想象爱情。我以为，经过那天我失礼的举动以后，我们再在一起，一定会非常尴尬。吃完晚饭，我又看了一会儿书，但已开始心不在焉：去，还是不去？我一直犹豫到天黑沉沉了以后，才到她家去。

　　今夜没有月亮，走出房门就投入深不见底的黑暗，寒气藏在暗夜之中，砭人肌骨。然而天上却星光璀璨。这是冬夜的特色：天上亮，脚下黑，仿佛寒气把光也阻隔了似的。

　　我缩着脖子，心里有一丝不快，好像要去挨打的样子。

　　她仍像往常一样，在炕头上坐着补衣服——她有补不完的衣服。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帮着娃娃多的妇女补她们男人的衣服——见我进来，轻盈地跳下炕，掸掸衣裳，笑着问：

　　“你‘怎——么’昨夜黑不来？”

　　奇怪！她一句戏谑的话，就把我内心的一切矛盾、犹豫、惶惑吹得烟消云散。看着她轻松的、尤其是在学我说“么”字时如荷叶边撅起的嘴唇，我不禁啼笑皆非。我可以向她道歉，我可以向她忏悔，我可以向她袒露心曲，但一看到她毫不在乎的模样，我又觉得一切都是不必要的。我开始轻松下来。

　　“你不是要我好好念书吗？”我说，“我就在屋里念书呐！”

　　“傻——瓜——瓜！你要念书，不会在这达儿念？”她亲昵地在我脸上拧了一下，“我昨夜黑趴在你们门缝里看你来着。”她吃吃地笑着，两手合上，往下一蹲，“就跟一个菩萨一样！”我脸红起来。她亲昵的动作，热情的语气，似乎又将引起我内心汹涌的浪潮。但她整个的神态，又毫无挑逗意味，而是孩子般的无忌的天真。于是转念一想，我为自己的心思而羞愧得更加脸红了。我过去接受的教育，读的书，总是指导我把人分成各种类型，即使是纯客观的心理学，对人也有所谓粘液质、胆汁质、多血质等等之分；至于文艺作品，那更不用说了，那里面有形形色色的人：稳重的、轻狂的、放荡的、严肃的……现在我才明白，人，除了马克思指出的按经济地位来划分成为阶级的人之外，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关于人的类型的概念。比如她吧，她就是她，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会儿稳重，一会儿轻狂，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又严肃认真——而上次的严肃认真，差点使我羞愧地自尽。理解人和理解事物好像不同，不能用理性去分析，只能用感情去感觉。我从这里，开始理解马克思在《初版序》中说的：“我决非要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资本家和地主的姿态。这里被考察的一切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在同一个经济范畴，同一个阶级之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活生生的人，那可以用“玫瑰的颜色来描写”；而作为一个经济范畴，作为“一定阶级关系和利益的负担者”，那就是一个事物了，那就要用理性去分析。这里，就是文学和经济学的不同点。

　　这个念头只是一霎间产生出来的。这种联想好像很可笑，但我自己认为我仿佛从生活中获得了某种“通知”。于是，我不仅轻松，而且有点兴奋了。

　　我吃着杂合饭。她从炕里边拉出一条崭新的棉绒毯，跟我说，今天，她托去镇南堡的人买来这条毯子，七块多钱，准备给我做条绒裤，剩下的，还可以给尔舍做一套绒裤褂。她拍拍毯子，洋洋得意地说：“咱们也跟城里人一样了，要穿绒衣裳！”她絮絮叨叨地跟我讲，他们那个地方的人，只穿毛褐衣。这是用极为原始的方法，在骨制的捻锤上把生羊毛一点点地捻成毛线，再织成的毛衣。她给我看了她的一件这种毛褐衣，灰白色的，没有线条，像一个毛口袋。没有经过熟制的生羊毛，会穿透衬衫扎到皮肤上去的。我想象一根根粗糙的生羊毛扎着她细嫩的皮肤，又不禁脸红了。同时，还有一种近乎悲哀的同情从心底涌出来：她把绒衣都当作城里人穿的奢侈品，毛线衣就更不必说了。恐怕她活了二十多年也没有见过一件真正的毛线衣，而她又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善良的女人！我儿时的生活，她是不能够想象的。也许正因为这点，她才在开始时对我产生了同情和怜悯吧；她不可能和我一样，看到一个历史的因果关系。

　　她抖开棉绒毯。我看到，这就是镇南堡那个小商店的货架上堆着的那种带红条的灰色绒毯。她用拇指和中指□量着，嘴唇翕动着，在无声地计算。灯光照着她如鸟翼一般扇动着的睫毛，以及她明亮的、凝神于内心计算的眼睛。由于这对眼睛，她整个面庞散射着一种迷人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光辉。而她又是一个连毛衣也没穿过、把绒衣也当做奢侈品的女人！在我拘于过去的习惯和见识的狭隘心里，怎么也无法把我观念中的美和她这个现实中的美调和起来，就像无法把一株桃金娘移植到这干旱寒冷的沙漠边缘里来一样。

　　吃完饭，我想起了海喜喜，我说：“我听说，海喜喜请假了，到城里逛去了。”“谁希待他！”她还在计算着，头也不抬，“他爱上哪达儿逛就上哪达儿逛去！”一切都是这样的简单！我暗暗地想，这两天我的自我折磨好像都是多余的。她对人和生活显然有另一种虽然粗糙却是非常现实的态度。旷野的风要往这儿刮，那儿刮，你能命令风四面八方全刮一点吗？

　　知识分子对人和生活的那种虽然纤细却是柔弱的与不切实际的态度，是无法适应如狂飙般的历史进程的。在以后的一生中，我都常常抱着感激的心情，来回忆她在潜移默化间灌输给我的如旷野的风的气质。

　　二十九

　　此后，我每晚吃完伙房打来的饭，就夹着《资本论》到她那里去读——“营业部主任”总该满意了吧。她把油灯从墙上取下来，放在土台子的罐头筒上。“高灯远照。”她说。房里果然显得明亮了许多。尔舍是个很乖的女孩子，除了有时缠着她，要她唱个歌，一点也不吵闹。她从没有问过我看的是本什么书，为什么要念书，也没有跟我说那天晚上从我手臂中挣脱出来时，劝我“好好地念你的书吧”的道理。她似乎只觉得念书是好事，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脑子里却没有什么目的性。这方面，和那哲学讲师给我的教导就不完全相同了。

　　“我爷爷也是念书人。”她说，“我记性里，我小时候老见他念书，跟你一样，这么捧着，也是这么老厚老厚的一本。”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喜喜子这个没起色的货，放着书不念，倒喜欢满世里乱跑。我就不希待他！……”

　　这里，我仿佛窥见到她不“希待”海喜喜而“希待”我的秘密。从她比画她爷爷念的书本的版式，我猜测是一部宗教经典。可是在她的思想里，却没有一点宗教的观念；一个乐观的、开朗的、活泼的、热情的人被生活磨练了以后，就不会对生活本身再有什么神秘的看法了。

　　在灯光下，我抱着头读书。她和尔舍唧唧哝哝地在炕上说话。灯光把我头颅的影子投射到她们身上。尔舍好像也受到一种庄重的气氛的感染，嬉笑的声音也是悄悄的。我有时停下来，谛听着她们的笑声，完全能体味到她们给我的亲切的温暖。这间奇妙的小屋，几乎盛不下我们之间的绵绵的温情。它常常使我联想到航行在静静的海面上的一条精致的小船，联想到一个童话。尔舍睡觉以后，她就跪在炕上剪裁我那条“跟城里人一样”的绒裤。剪子沙沙地在绒毯上剪着。那沙沙声也是奇妙的、轻柔的，像一阵阵温暖的细雨飘洒在绿色的灌木丛里。她缝纫的时候，也不跟我说话。我偶尔侧过头去，她会抬起美丽的眼睛给我一个会意的、娇媚的微笑。那容光焕发的脸，表明了她在这种气氛里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她享受着一个女人的权利。后来，我才渐渐感觉到，她把有一个男人在她旁边正正经经地念书，当作由童年时的印象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也是中国妇女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

　　一天工夫，绒裤就缝好了。这条灰色的棉绒毯，两头有三条红道。现在，那一头的三条红道正横在我两条大腿上。穿着这种“跟城里人一样”的绒裤，活像马戏团里的小丑。尔舍见了我这副模样，拍着小手笑起来：

　　“布娃娃！布娃娃！……”

　　“不许这么叫！叫‘爸爸’！”□她在尔舍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又蹲下去，给我抻展裤腿，捋平针脚。我看不见她的脸。她这一句使我怦然心动的话，在她匆匆忙忙的动作中，像一阵轻风，嗖地就飘忽过去了，我捉摸不定她的含义。

　　“好，好！正合适！”随后她站起来，捂着嘴笑着说，”我还给你缝了顶帽子哩！”她告诉我，这是她照着跟我睡在一起的老汉——老会计的帽子，用剩下的棉绒毯缝的。我一看，原来是一顶上海人冬天戴的那种“罗宋帽”。帽顶上，还剪下一块红道团成球，栽了一个大红缨子。“也难为你想得出来。”我笑着戴在头上，“我小时候就戴这种帽子上学的。”晚上，我就穿着这条“布娃娃”式的绒裤——她把我的棉裤拆洗了，戴着她手缝的“罗宋帽”，开始读《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我从头到脚都是暖和的，肚子也很饱。我依稀记起恩格斯这样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就是从这一简单的事实发现了历史的发展规律的。这话的确在宏观和微观上都具有不可颠扑的真理性。现在，我真正地感觉到有一种渴求探索奥秘的精神力量，在我脑海里跃跃欲试了。当我读到马克思这段话时，我更无比地兴奋起来，因为我此刻的精神状态，使我的思想如闪电一般快地从这段似乎与我的现实无关的话中，理解了我应该怎样来看待目前的生活以及怎么确立今后的生活目标。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格，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他因为要在一种对于他自己的生活有用的形态上占有自然物质，才推动各种属于人身体的自然力，推动臂膀和腿，头和手。但当他由这种运动，加作用于他以外的自然，并且变化它时，他也就变化了他自己的自然。他会展开各种睡眠在他本性内的潜能，使它们的力的作用，受他自

　　己统制。那么，所谓人的改造，首先倒是这个人要改造自然，改造他的外在存在；人的改造不过是在人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改造过程中，自然与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反作用。人只有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同时，自身才能受到改造；人不发出对外界的行动，不先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自身便不能受到改造。过去的四年多里，因为我在不断地改造着自然，所以我也在被改造着。但那是不自觉的，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改造；强制着我用原始的、粗蛮的方法来改造自然，因而我也几乎被改造成原始的、粗蛮的人。只有自觉地、用合乎规律的方法来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自身的改造才能达到具有自觉的目的性。要自觉，要能够使用合乎规律的方法，只有通过学习，“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一个人改造得完美的程度，就取决于他对自然与社会环境改造的深度与广度。从这里，我联想到浮士德“智慧的最后结论”：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这样，我大可不必为自己的命运悲叹了，不必感叹“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了。因为生活中的痛苦和欢乐，竟然到处可以随时转换。我记得但丁说过：“一件事物愈是完整，它所感到的欢乐和痛苦也愈多。”如果具有自觉性，人越是在艰苦的环境，释放出来的能力也越大。我的经验已经证明，人的潜力是惊人的，只有死才是它的极限。遗憾的是，在我没有自觉性的时候，释放出来的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而一旦具有了自觉性，我相信，当人为了应付各种各样艰苦的条件，“展开各种睡眠在他本性内的潜能”时，他就会发展了自己，“超越自己”！欢乐也从此而来，自己的人生也就“完整”了！

　　我的神思飞快地运转着。我还不能明确地说出我在这一刹那间的想法，但思想上像电击一般感受到了一道灵光。我相信“顿悟”说有一定的科学道理。它指的是思维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我因为感受到了这道灵光而颤栗起来。我的眼眶里又允溢着泪水。我几乎要像浮士德临终认识到“智慧的最后结论”时一样喊道：

　　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这时，她悄悄地走过来，伏在我背后，一只手放在我头上，目光越过我的肩膀，仿佛要探究一下是什么神奇的文字使我如此激动。可是，我不愿意她从书本上意识到我与她之间有一种她很难拉齐的差距。不知怎么，我觉得那会破坏她，也会破坏我此时这种令人微醉的快感。我蓦地感觉到我这时正处在一个一生中难得的如幻觉般奇妙的境界：经济学概念和人生，理性与感性，智慧的结晶和激情的冲动，严酷的现实和超时空的梦境，赤贫的生活和华丽的想象，一连串抽象的范畴和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女友……统统搅和在一起，因而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朦胧不清，闪烁不定，飘忽无形。但一切又都是实实在在的，如同一块流水下的卵石，一轮游云中的圆月，一座晨雾里的小桥。

　　我把她的手从我头上慢慢拿下来。她的手刚在碱水里浸过，手掌通红，茧子发白，与其说劳动使她的手变得粗糙，不如说是厚实、有力、温暖而有光泽。掌中的纹路清晰简单，和她的人一样展示了一种乐观主义者的明朗。我一一地谛视她的指纹，果然，她的中指是一个“罗”！我心头一颤，理性的激情即刻化成了一股爱的柔情，脑海里蓦然响起了拜伦这样的诗句：我要凭那松开的鬈发，

　　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它，我要凭那长睫毛的眼睛，

　　睫毛直吻着你桃红的面颊，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誓语，

　　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这种柔情是超脱了骚动不宁的情欲的。像喧闹奔腾的溪流汇入了大河，我超越了自己一步，胸中就有更大的容积来盛青春的情欲。这时的爱情是平静的，然而更为深刻，宛如河湾中的回流。我怀着轻柔如水、飘忽如梦的欢悦之情，把她的手贴在我的嘴唇上。我一一地轻吻着她的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尖。然后，握着她的手捂住我的脸。当我把她的手放开时，一颗泪珠也滚落下来。我心中充溢着一种静默的感动：为她感动，为爱情感动，为“超越”了的“自己”感动。我情不自禁地说：

　　“亲爱的，我爱你！”她一直立在我的身后，丰腴的、富有弹性的腹部靠在我的背脊上。她的手始终温情脉脉地、顺从地让我把握着，另一只手不停地抚摩着我的肩膀。在我吻她指尖的时候，她两手的手指都突然变得怯生生的、迟迟疑疑的、小心翼翼的。那种颤抖，既表现了惊愕不已，又不胜娇羞。我感觉到她同样也以一种静默的然而又觉得十分陌生的心情，在享受爱情的幸福。我说了那句话后，她忽然抽出了她的手，整个上身扑在我的肩膀上，脸贴着我的脸，不胜惊喜地问：

　　“你刚才叫我啥？”“叫你……叫你‘亲爱的’呀。”

　　“不，不好听！”她搂着我的头，嘻嘻地痴笑着。

　　“那叫你什么呢？”我诧异地问。

　　“你要叫我‘肉肉’！”她用手指戳着我的太阳穴教导我。

　　我想起了海喜喜唱的民歌，不禁微笑了。“那你叫我什么呢？”我用戏谑的口吻又问道。

　　“我叫你‘狗狗’！”“狗狗”这个表示疼爱的称谓，虽然也令我叹服，使我叫绝，但立刻也使我感到与我一贯所向往的那种“优雅的柔情”迥然相异。我既然已经成为正常人，既然已经续接上了过去的回忆，她这种爱情的方式和爱情的语言，就隐隐地令我觉得别扭，觉得可笑。我虽然不愿意她发现我与她之间，有着她不可能拉齐的差距，但我却开始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差距。

　　三十

　　表面看来，《资本论》里所阐述的一切，都和我目前所处的现实毫不相关。马克思开宗明义就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而在这个沙漠的边缘，却是惊人的商品匮乏，连一条绒裤都买不到。在书本上，货币的形式已发展到了世界货币，“还原为贵金属原来的条块形态”，而在此时此地，土豆和黄萝卜，黄萝卜和浪琴表还做着以物易物的交换，货币作为价值记号是极不可靠的……但是，恰恰因为如此，我便无法把她当作教条来看待。我越往下读，越感到马克思的书在训练着我一种思想方法，一种世界观的方法。我可以把“商品”、“货币”、“资本”等等概念都当作ｘ、ｙ、ｚ……等代数字母，随着马克思对各个概念的分析和运用，我脑子里自然而然地会形成一种思维的方程式，一种思想的格局。这种思维的方程式或思想的格局，可以套用在对任何外在事物的分析上。把握这种世界观的方法并不困难。这里需要的是信仰，就是坚定不移地相信这种世界观的方法是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同时，《资本论》里所有的概念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出身在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在交易所经纪人和工厂资本家的抚养下长大，现在倒有助于我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有许多概念，我甚至还有感性知识，比如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金银相对价值的变动，货币流通以及商品的形态变化，货币之作为流通手段、贮藏，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的各种机能等等，这都是我在儿时，常听我那些崇拜摩根的父辈们说过的。我记得，我第一次知道有《资本论》这部书，还是我在十岁的时候，在那间绿色的客厅里，偶尔听四川大学的一位老教授向我父亲介绍的。他说，要办好工厂，会当资本家，非读《资本论》不行。可见，只要是客观真理，她对任何人都有用。正如肯尼迪会研究“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一样——这是不久前我从一个去镇南堡买盐的农工那里知道的。那包盐的包装纸是《参考消息》，而在报头上赫然地印着“注意保存”的字样。这样，马克思的书在我眼里就没有一点枯燥的晦涩的地方，我读着她，种种抽象的概念都会还原为具体的形象，每一页书都是鲜明而生动的世界的一个片断。每天晚上我都在马缨花家里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这种精神的享受。然而，随着我“超越自己”，我也就超越了我现在生存的这个几乎是蛮荒的沙漠边缘。有时，在我眼睛看累了的时候——在昏暗的油灯下看书，眼睛是容易疲乏的，我常常抬起头来看着她。我渐渐地觉得她变得陌生起来。她虽然美丽、善良、纯真，但终究还是一个未脱粗俗的女人。她坐在炕上，也带着惊异的、调皮的、笑意的眼光看着我。那笑意在眼角和嘴角的细纹中荡漾，似乎马上会泛滥成一场大笑。这说明我的目光和表情这时一定是很可笑的。但是，我知道她根本不会看出此刻我对她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连我自己都有点害怕。既然她还是一个未脱粗俗的女人，既然我又恢复了过去的记忆，而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可是我现在又还受着她的恩惠，那么，我和她，目前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每一个人都只能从回忆中，搜罗出来种种经验和知识，与眼前的事物相比较，相对照，从比较和对照中认识眼前的事物。她，当然不能说是芳汀、玛格丽特、艾丝梅哈尔达这类我所熟悉的沦落风尘的女子的艺术形象，但是，那“美国饭店”一词总使我耿耿于怀，总使我联想到杜牧、柳永一类仕途失意而寄迹青楼的“风流韵事”。在她把热腾腾的杂合饭端到土台子上，放在我的书旁边的时候，在她对着尔舍轻轻地唱那虽然粗犷却十分动听的“花儿”的时候，我会很自然地联想到称道“维扬自古多佳丽”的无聊文人所写的诗，什么“红袖添香夜读书”，“小红低唱我吹箫”之类的意境。

　　我开始“超越自己”了，然而对她的感情也开始变化了。这时，如歌德在《浮士德》里说的：“两个灵魂，唉！寓于我的胸中。”一方面，我在看马克思的书，她要把我的思想观点转化到劳动者那方面去；一方面，过去的经历和知识总使我感到劳动者和我有差距，我在精神境界上要比他（她）们优越，属于一个较高的层次。

　　三十一

　　我们没有日历牌——这个队家家都没有日历牌。据说原来队部办公室有一份，但在我们没有来时就被偷跑了。后来想买也买不到，因为日历牌是六月份丢的——六月里，哪家商店还有日历卖呢？谢队长跟我们说：“那驴日的会偷，把一百八十天光阴都偷跑了。再没比他更厉害的贼娃子了！”大家估计，那个贼娃子也不是为了看日子，而是偷去卷烟抽了。谢队长办事，会计记帐，就靠三两天到队上来一趟的场部通讯员“捎日子”。有时，谁要上场部办事，去镇南堡买东西，或是走别的队串亲戚，谢队长碰见了就会朝他喊：“喂，把日子捎来呀！”“捎日子”，成了每个外出农工的义务：看看今天阳历是几月几号，阴历是几月几号，是什么“节气”，离重大节日还有多少天。星期几是不用看的，我们从来没有在星期天休息过；发工资的第二天准休息。因为没有星期的概念，所以去镇南堡办事的人经常白跑——人家可是按星期休息的。

　　去年没有日历牌，过了元旦仍然没有日历牌。大概不照日历过日子已经习惯了，瘸子保管员年前去城里采购工具和办公用品，独独忘了买这样东西。谢队长骂他：“你驴日的怕见老哩，总想过去年的皇历是不是？你他妈买本皇历来，也能挑个你娶媳妇的好日子呐！”骂得他脸一红一白的。他老婆死了好几年，至今没有续上弦，人却快四十岁了。

　　这样也好，日子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直到有人“捎日子”来，我们才惊喜地发现：“哟！又要过春节了。”

　　其实，春节和元旦一样，在这困难的年代里，农场并没有什么特殊供应。但人们体内那只生物钟，总使人到这时候就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农工们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喜气。并且，农村人看重春节，每个队私下里都有所表示。能给农工们多少东西，那要看这个队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的和这个队领导的为人了。这几天干活的时候，男女农工们议论的话题就是羊圈要宰几只羊，一家能分多少肉，下水轮着谁家了。因为羊下水没办法按斤论两地分，只好当作额外供应，三家给一副羊下水——包括肠、肚、心、肝、肺和头、蹄，论他们拿回家去自己分。但一次一次宰羊的间隔时间太长，谁也记不准确这次轮到谁家了，额外供应又无帐可查。于是，一场比联合国大会的辩论还要激烈、还要复杂、还要冗长的辩论就在马号、羊圈、田头上展开了。不过，气氛还是活泼愉快的。羊肉也好，羊下水也好，是没有我们单身职工的份的。如有，也要由伙房的炊事员做熟了给我们分，顶多有指头大的三两块肉。所以我们对此漠不关心。况且，组里大部分人的户口、工作、粮食关系都有了着落：中尉已经和我们告别了，这时候大概正在自己家里准备过节哩；“营业部主任”家在省城，那边郊区农场的准迁证前些日子就开出来了，只等着这个农场批准，他早宣称要回家去过春节的。

　　还有三天就是春节。下午，阴霾的天空下起了小雪。冰凉的雪花飘进我们的脖领里，落在我们的铁锹把上。一会儿，锹把湿漉漉的，握着它的棉手套也浸透了。谢队长习惯地抬头看看天，无可奈何地骂了声“驴日的”，喊叫道：“收工吧！”今天我们在田里铲土盖肥，工地离村子比较远，谢队长一声令下，都拔起腿往家里跑。

　　雪越下越大。我不紧不慢地走着。土路上转眼就均匀地铺上了一层干燥的雪花；鸟雀们费力地扇动着淋湿的翅膀，急急忙忙投进落光了叶的小树林里，然后用喙慢条斯理地梳理着羽毛，一边梳理，一边也和谢队长似的，抬起小脑袋无可奈何地看看阴沉沉的天。西北的雪落地也不化，即使落在手背上，也能看到它从云端上带来的那种只有天工才会绣出的花纹。它在手背上化成水，也顽强地保持着花纹的图形。

　　乌云冻结住了，天却更亮了。天地之间漾着黄昏的回光。地平线大大地开阔了。在遥远的天幕下，火车的青烟在纷纷扬扬的雪片中黑得耀眼夺目。它在天边逶迤着，像是一支神奇的画笔在地平线上加了一条平行线，会把人的情思引到虚渺的远方。我回到村子，马号前面已经没有人了，马缨花当然也早跑回家去了。整个村子沉寂在深邃的严冬当中。我们的土房里非常暖和，没有出工的报社编辑把炉子捅得通红，火苗乱蹿。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在伙房吃饭的单身职工受到破格优待，年前每人就发了半斤真正的小麦面。炊事员剁了一些黄萝卜，调了葱和盐，给我们包了一顿饺子！

　　大家快分别了，即将天南海北，各奔前程，今生恐怕是再难得见面了。所以这几天组里的人都很和气，老会计特别照顾我，把我的一份饺子打了回来，放在炉子旁边热着。

　　大家吃着饺子，欢欢喜喜地谈论着回到家第一件事干什么。“营业部主任”最大的愿望是“美美地吃一顿羊肉揪面片”；老会计计算回到上海，大约要在正月十五了，那是吃元宵——上海人叫“汤团”——的时候；报社编辑的家在兰州，亲戚已经给他在一家街道工厂联系好了工作，现在正兴高采烈地给我们介绍兰州小吃的风味……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既回不了家——其实也无家可归，去看一趟妈妈也不可能。从省城到北京，慢车的硬席票也要二十多块钱。可是我这里，那条做绒裤的棉绒毯的钱，还没有还给马缨花哩；现在，她手头上又在给我做鞋子。虽然我知道我即使有钱还她，她也不会要，但正因为如此，我就面临着一种抉择：我们这样的关系，往什么方向发展呢？

　　和马缨花结婚，在农村成立个小家庭，这个念头曾经是那样强烈地诱惑过我，一度在我眼里，还仿佛是我的一个不可攀及的目标。可是现在，在我清醒地意识到的差距面前，我已经退缩了。当然，我还是天天到她家去，几乎把那里当做自己的家。尔舍已经和我很熟了。我也不再说那些只有成人才能听得懂的童话故事，读《资本论》读累了，也逗着她玩一会儿。她白天在寒风黄沙、冰天雪地里玩耍，营养比一般孩子好，所以看起来像个男孩子，而又没有男孩子那种莽撞的调皮劲儿，还保持着女孩子文文静静的天性。她喜欢我拉下“罗宋帽”，光露出一对眼睛来吓唬她。这样，她就咯咯地笑个不停。

　　但是，马缨花仍一如既往，从来没有明确地表示过要和我或是和其他人结婚的意愿。后来，尔舍又一次笑着叫我“布娃娃”，她还像上次一样骂尔舍，叫她喊我“爸爸”。我注意看了一下，她脸上并没有什么意味深长的表情，仍是带着她那特有的、开朗的、佯怒的微笑。她是有意识地用微妙的方式来调情？还是遵循着一种什么粗鄙的乡俗？抑或是她本性就是爱自由的鸟儿？我搞不清楚。有时，她对我的感情使我很困惑。在深夜，我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她和我的关系，常是我考虑的内容。当我意识到我已经成了正常人，已经开始“超越自己”，我就不能再继续作为一个被怜悯者、被施恩者的角色来生活。我可以住在这间简陋不堪的土屋里，我可以睡在这一堆干草上，我可以耐着性子听老会计磨牙……我觉得这些我都可以忍受。因为我一旦“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从马克思的书中得到了“顿悟”，我生命中就仿佛孕育出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顽强地要去追求一个愿望。愿望还不太明确，因为任何人，包括马克思，也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描绘得很具体周详。这个愿望还只是要去追求光辉的那种愿望，要追求充实的生活以至去受更大的苦难的愿望。

　　可是，我在她的施恩下生活，我却不能忍受了，我开始觉得这是我的耻辱，我甚至隐隐地觉得她的施舍玷污了我为了一个光辉的愿望而受的苦行。于是，事情就到了这一步：不是断绝我和她这样的交往，就是结合成为夫妻。

　　但是，我能娶她作为妻子吗？我爱她不爱她？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我冷静处分析着自己的情感，在那轻柔似水、飘忽如梦的柔情下，原来不过是一种感恩，一种感激之情。我对她的爱情，其实只是我过去读过的爱情小说，或艺术作品中关于爱情的描写的反光。我感到她完全不习惯我那表达爱情的方式，从而我也认为她不可能理解我的爱情，不可能理解我。我和她在文化素养上的差距是不可能弥补的……总而言之，尽管我心里也暗自感到不安，但我仍然觉得：她和我两人是不相配的！不过，吃完了饺子，我还是到马缨花家去了。

　　天昏暗下来了。雪花比下午时分更加稠密。在灰糊糊的天空、灰糊糊的田野、灰糊糊的村庄上，到处飞着洁白、闪亮的雪花。雪花不像雨点，它不是直落向下的，而是像小虫虫一样，上下左右地乱飞，弄得我更加心烦意乱。

　　她家门大开着。她站在门口围头巾，好像要出门；尔舍也穿得厚厚的，手里拿着一块饼子，呆呆地站在旁边等她。她见了我，笑着往门边让了让，示意我进去。我进了门，一眼就看见那土台子上放着一大盘生饺子，绝不是我们三个人能吃得完的！我认识那盘子，它经常放在我们伙房的案板上。

　　我心里本来就思虑重重，现在更增添了一丝不知是冲着谁的愤懑。我阴沉着脸问：“这饺子是哪儿来的？”

　　“哪达儿来的？人家给的呀。”她匆匆地系着头巾，漫不经心地回答。“谁？是谁给的？”我在土坯凳子上坐下来，一手把那盘饺子推得远远的。“谁？谁爱给我谁就给。”她的眼睛在头巾下斜睨着我，鼻翼翕动着，满不在乎地笑道。

　　“好吧。”我冷冷地一笑，“我可不吃！”话一出口，我就觉得我的火气很可笑。我怎么能干预她的生活方式呢？我究竟是她的什么人？什么也不是！同时，我心里也在暗暗地说：“完了！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了！”

　　“好好好！不吃不吃，咱们拿它喂狗去！”她用哄孩子的语气嘻嘻地笑道。在她的脑子里，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严重的、大不了的事情。有许多次，我的思虑、顾忌、犹豫，都在她这种嘻嘻哈哈的神态面前冰释了。我拿她毫无办法。

　　“嘿，好事来了！”她又向我眨眨眼睛，嬉笑着说，“队上要宰羊，宰十只哩！白天宰怕人去接羊血，那羊圈就该挤破啦；场部知道了也要找谢胡子的不是。谢胡子叫连夜宰，接下的羊血给伙房——便宜了你们！瘸子叫我帮忙去哩。你看这还不是好事？你等着，回来我给你煮羊头羊杂碎吃……饭在锅里哩，你先吃点饭。十只老乏羊，又要宰，又要剥，又要剁开，一家一家地分成份儿，我怕是要干到天亮才回来，尔舍我带到羊圈去睡，那达儿也有热炕。”

　　我呆呆地坐着。那盘饺子肯定是瘸子保管员从我们嘴上刮下来送给她的了！“美国饭店哟！美国饭店哟！……”我心里忿忿地反复这样念叨。尽管我知道马缨花在剥羊、做饭上都是一把快手，队上有这类事，总是派她去，但我仍然怀疑她和保管员有某种“交易”，不然为什么会把这种“好事”给她？“真是个不可救药的风尘女子啊！”我心里又念叨了一句。

　　“那你干活去吧，”我站起来，不悦地说，“我回组里去了。”

　　“你这是干啥？”她睁着美丽的大眼睛，不解地问，“你先吃点饭，念会儿书。等不及我了，就回去睡。走时候把门锁上……我的傻狗狗哟！”她噘起下嘴唇，用疼爱而又带几分揶揄的神情在我脸上拧了一下，旋即一把把我揉到炕上，抱起尔舍跨出房门，像一阵风似的跑了。

　　三十二

　　我坐在炕上发愣。炕墙上，富翁阿尔狄诺夫向漂亮的安娜飞着愚蠢的媚眼，可是那模样却仿佛在嘲笑我。房里十分冷清，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凄凉。马缨花母女俩都不在，我才感到她们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她们在这里，这房子顿时就失去了温暖。我究竟该怎么办呢？……唉，她又是这样一种女人……我茫无头绪地思忖了一会儿，无精打采地站起来，点燃灯，掀开锅盖，笼屉上果然放着一盆杂合饭，还冒着热气。我怏怏地吃完饭，翻开书本。这时，羊圈方向传来了咩咩的羊叫声，大概他们开始宰羊了。

　　当我读到第９００页，马克思摘引贺拉斯的一句诗“辛酸的命运，使罗马人漂浪着”的时候，门陡然像被一股狂风刮开了似的，“砰”地一声大敞开了。油灯光倏地一闪，进来了一条大汉。来的人竟是海喜喜！我大吃一惊，本能地猛地站起来，摆出一副迎战的姿态，不出声地盯着他。“我知道马缨花去羊圈了。我以为你在家哩，我去家找过你。”海喜喜和谢队长一样，脑子里没有“宿舍”的概念，谁睡在哪儿，哪儿就是谁的“家”。“小章，我找你有点事。这事儿只能跟你说。”他异常温和的语气使我镇定下来。他的神情没有一丝敌意。他好久没有到马缨花家来过了，像我头一次到这间土房里来时一样，四处看了看。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也能发现他眼睛里有股怅惘的神色。“那就坐下来说吧。”我像主人似的，指了指炕。

　　“到我家去吧。我屋门没锁，屋里还有东西。”他没向我解释前嫌，也没跟我说什么“你别怕”之类的话，好像我们一直是朋友一样，可正是这种不记夙怨的男子汉作风得到了我的信任。“好吧。”我夹上书本，“咱们走。”

　　海喜喜和我打完架，去省城逛了好几天，元旦过后才回来。回到队上，和从前一样埋头赶车，神情蔫蔫的，一句话也不说。在路上碰见我或是马缨花，眼睛也不抬，仿佛从来不认识似的。而我对他却一直怀着一种歉意，这大概是在情场上的得胜者的普遍心理吧；在马缨花面前，我也不好意思提起海喜喜。马缨花有时倒说起他，但语气则是平淡的，不带感情的。今天，他不找马缨花，却单单要找我说话，会说什么话呢？从他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子来看，一定是件很严重的事情。我既紧张又好奇地跟在他后面。

　　雪一直下着，凛冽的冷空气搅动着白色的雪，在漆黑的暗夜，使人眼花缭乱。我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到马号，肩膀上和帽子上已落满一层白雪了。

　　“进来吧。”他推开马号旁边的一个小门。我们一前一后地跨进去。房子很矮，也很小，大约只有六七平方米。房中间还支着一根柱子，柱子上挂着一盏明亮的马灯。

　　我们两人拍打着帽子和衣裳。他自己先脱掉沾满泥雪的鞋，蹬上炕，盘腿坐下。“上炕，上炕。”他一边招呼我，一边伸手拎过一只在炕炉上吱吱作响的大黑铁壶，冲了两杯茶。茶杯显然是他早准备好的。

　　“尝尝，这他妈是真正的茶叶，我还放了红糖哩。”

　　我也跟他一样上了炕，和他面对面地坐下。炕上有一张破旧的但擦得很光洁的红漆炕桌，地下虽然没有一件家具，只堆放着笼头、缰绳、鞭杆、皮条，但收拾得也十分干净。

　　他不说话，皱着眉头，噘着嘴，在杯子边缘咝咝地吸茶，仿佛全神贯注地要品尝出茶的味道。我也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当真很甜。一时，土房里非常安静，只听见隔墙咚咚地响着牲口的创蹄声。他咝咝地吸了半杯茶，才放下杯子。看上去他心情激动，而又竭力自持。他用巴掌抹了抹嘴唇，眼睛瞅着一个角落，说：“小章，我要走了哩。”

　　“走？到哪儿去？”他把我当作很知心的朋友，使我不由得要担心他的命运，“为什么要走呢？”

　　“妈的！这穷窝窝子没呆头！”他沮丧地摆摆手，“我有技术，有气力，到哪达儿挣不了这三十块钱？！跟你说实话，我一来这达儿就没想呆久，只是后来认识了……认识了马缨花……”他停住了。提起马缨花，我也不便说什么。我红着脸看着他。隔墙的马儿又咚咚地刨起蹄子来。他两手撑在膝盖上，肘子像鹰的瘦削的翅膀似的□着，目光凝然不动。一个粗豪的、暴躁的人一下子变得如此严肃和深沉，我看了很感动。我心里蓦地起了一个念头：干脆把马缨花让给他吧；他们倒是挺合适的一对！但我又很快地意识到，在这伪善的谦让下面，实际上隐藏着一种卑劣的心地，一种对马缨花的感情的背叛，于是我只好默不作声了。沉默了一会儿，他的痛苦似乎平静了下去。他掉过脸看着我说：“我有一麻袋黄豆，有一百多斤，留给你跟马缨花吃去。还有这张炕桌，也是我的，你明天早上来拿。麻袋我照旧塞在那垛干草后面，就是你上次看见的地方。白天别拿，到夜黑去背，小心别让人看见，懂不懂？”

　　“这，这……”我不知道是接受好，还是不接受好。我理解他的好意，理解他的豪侠气概，理解他的男子汉的宽怀大度，但这却使我非常羞愧。我再也不愿做受人恩惠的人了。

　　“你放心，这不是偷来的。”他误会了我犹豫的原因，说：“我知道你们念书人不吃偷来的东西。你不知道，我跟你实说了吧：我一来这达儿，就在两边荒地上种了一大片豆子。熊！这达儿荒地多得很。到秋上，我足足收了三四百斤哩。这事儿谢胡子知道，可他没跟场部说。这熊，还是个好人！所以我服他。”他们总是把我看得很高尚——“不吃偷来的东西”——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我想起我怎么骗老乡的黄萝卜，怎么去搞伙房的稗子面，怎么去蹭马缨花的白食……我情愿去骗，去蹭，而海喜喜却是凭自己的力气去开荒，这里面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啊？我和他，究竟谁高尚呢？我皱着眉头这样想。“那么，你带走不好么？”我诚心诚意地为他着想。“我不带！我走到哪达儿都短不了吃的。不像你们，一个女子，一个念书人……”他又指了指炕角，“你看，我还有这么一大堆铺盖哩。”我才发现，我们俩现在是坐在光光的炕席上，炕里面的一角，摞着一卷打好的行李，跟一个白木箱子捆在一起。两头扎的是西北人常用的背绳结，弯下腰一背就能走的。

　　“怎么？”我诧异地问，“你现在就要走么？”

　　“现时不走啥时辰走？”他鼻孔里嗤笑一声，“你当是我能大天白日里走啊？！我告诉你，我不比你们，你们有户口、粮食关系。你们要走，办好手续就行。我他妈是个盲流，又有点本事，这个穷窝窝子抓还抓不来哩。他们就想着我留下给他们使力气。我大摇大摆走，他们非派人拦我不行，弄不好还要捆我一绳子。去年……现时说是前年的话了，好些个跑的人都挨过他们的绳子……”

　　“那么，你到哪儿去呢？”

　　“到哪达儿去？中国大得很！我跑了不少地界。我告诉你，”他啪啪地拍了两下胸脯，自豪地说，“我喜喜子有技术，有力气，哪个地界都欢迎我。我这先到山根下我姑妈家去，过了年，翻过山就到内蒙了。那个地界也有农场，工资还高哩！这话，你跟谁也别说。”我点点头：“你放心，我不会跟人说的。不过，你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我听谢队长说过，你过去就跑过很多地方……”他突然又垂下头，目光阴沉而呆滞地盯着炕桌，表现出不愿再听我说下去的模样。我知道，他这样粗犷而自信的人，一旦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是没有什么人能劝止他的。

　　大铁壶吱吱地叫着；牲口在隔壁悲愁地叹着鼻息。我们不说话，小屋里顿时充塞着沉闷的空气。他又端起杯子咝咝地吸茶，一直吮到茶底。然后，他啪地放下杯子。仿佛他刚才喝的不是茶水，而是酒，醉醺醺似的晃了晃脑袋，眨巴眨巴眼睛，用大巴掌抹了抹脸。接着，一种压抑的、怆凉的歌声从他胸腔中徐徐地响了起来：

　　甘肃嘛凉州的好吃（呀）喝，

　　为什么嘴脸儿坏了？嘴脸儿坏了我知（呀）道：

　　尕妹妹把我害了！

　　唱完，他使劲地一拍大腿，沉重地叹息一声：“唉！女子爱的是年轻人！”我懂得歌里所唱的“嘴脸儿”是“面子”、“名誉”的意思，更深一层说，还有男子汉的自尊心。他的表情和歌声，带有一种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剧色彩，使我的心紧缩成一团。他本来是可以在这里定居的，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然而他现在又要去飘泊了。而他这次去飘泊，却和我有极大关系；我成了他命运中的一个破坏因素。我也沉痛地低着头，好像有一条鞭子在我头上晃悠。

　　沉默了好大一会儿，他又深深地叹了口气，摆了摆手，像赶蚊子一样想把所有的苦恼都赶走。随后，很快就从那种醉意中清醒过来，振作起精神，拎起大铁壶给两个杯子都续上水，挪了挪屁股，靠近我说：

　　“喂，小章，你跟我说实话，你念的是啥书？我看那像一本经哩。我告诉你，我趴在她家后窗户上看了好几次，都看见你在念书。实话跟你说，我小时候也念过经。”

　　马缨花没有问过我的问题，他倒注意到了。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使我们都轻松下来。我拍拍《资本论》对他说，这不是“经”，是马克思写的书。他又问我，念这本书有啥用呢？我说，念了这本书可以知道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我们虽然不能越过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但知道了，就能够把我们必然要经受的痛苦缩短并且缓和；像知道了春天以后就是夏天，夏天以后就是秋天，秋天以后就是冬天一样，我们就能按这种自然的法则来决定自己该干什么。我说：“社会的发展和天气一样，都是可以事先知道的，都有它们的必然性。”

　　“必——然——性。”他侧着头，用方音念叨着，眯缝的眼睛里跳动着思索的光芒，“必——然——性。我懂。咱们也有这个说法，咱们叫‘特克底勒尔’，就是真主的定夺。世上万事万物该是啥样子，都是‘特克底勒尔’……”

　　“哦，那是不一样的……”我准备向他解释。

　　“一样，一样！”他执拗地摆摆手，用不容置辩的口气武断地说，“有‘特克底勒尔’，那是真主的定夺，就是你说的‘必——然——性’。可还有‘依赫梯亚尔’，这是，这是……我闹不清你们叫啥，反正就是‘依赫梯亚尔’。比方说吧，我本来是满拉，学成了能当阿訇的，可我不好好学，满世里跑，这就是我的‘依赫梯亚尔’。要是我干了坏事，不做好人，受了刑罚，那跟真主的定夺没关系，跟‘特克底勒尔’没关系，那是我自己‘依赫梯亚尔’的。要不的话，那真主对我的惩罚就没道理了。我不能把罪过推到真主身上，说是真主让我去干的。‘特克底勒尔’是真主的决定，‘依赫梯亚尔’是自己的决定……”他这番表述得并不很清楚的话，不知怎么，在一瞬间却使我的思想受到一种冲击。这使我大为惊奇。“芝麻开门”，本来是句毫无意义的咒语，却也能打开一扇沉重的石门。唯心主义哲学和唯物主义哲学对同一事物分别使用的不同的概念，总有可以沟通的共同因素。我明白他说的“依赫梯亚尔”，在唯物主义者说来，应该是“人的选择”的意思。那么，我虽然出身在一个命定要灭亡的阶级，“特克底勒尔”要灭亡的阶级，可是这里面还有我的“依赫梯亚尔”，还有我个人选择的余地！与此同时，他的话，也启发了我应该怎样去理解最近以来一直令我困惑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出了社会发展的自然法则，她的科学性和真理性质是我深信不疑的，但另方面，我们现在怎么又会搞得挨饿呢？原来这里面还有个“依赫梯亚尔”，如果人犯了错误，不按社会的客观规律办事而受到挫折，是与马克思主义无关的！人的暂时的错误和暂时的挫折，绝对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索里。他还在饶有兴味地说着。但下面的话全是他当满拉时学的宗教词语了。也许他是要排遣心中的苦闷，暂时摆脱尘世的烦恼，想到他想象的天国里去遨游一番吧。他越说越兴奋，然而也越说越荒诞了。

　　羊圈那边又传来咩咩的惨叫声。这不知是宰第几只羊了。马号离羊圈不远，咩咩的叫声更为凄厉。听到羊叫声，他不知想起了什么，陡然失去了说话的兴致，垂头不语了。

　　马灯的光焰跳了两下，骤然暗淡下去。“熊！快没油了。”他跳起来骂了一句，把灯芯拧长了点。擦得干干净净的玻璃罩里顿时冒出一股黑烟，即刻把灯罩熏出一道道污黑的花纹。他欠过身去想把它拧小点，但大概又想起很快就要走了，于是又缩回手去，仍在我对面坐下。

　　“哎，小章，你跟马缨花成家吧！”他忽然没头没脑地跟我这样说。“哦，我……”我没想到他会提出这个建议，愣了一愣。

　　“我跟你说，马缨花是个好女子。”他说，“啥‘美国饭店’，那都是人胡遍哩！我知道，那鬼女子机灵得很，人家送的东西要哩，可不让人沾她身。真的，你跟她成家吧。你跟她过，是你尕娃的福气。”

　　“我……”我支支吾吾地说，“我还没想过这件事……”

　　“啥没想过！”他气恼地一拍膝盖，瞪起眼睛，“你尕娃别人模狗样的！你以为你是个念书人，人家配不上你是不是？我跟你说实话，有一次，我趴在她后窗户上看她洗澡，吓吓！她那个奶子，还有那个腰……嘿嘿……”

　　他总有叫我意想不到的言谈举止。我情不自禁地失声笑了起来。不过，我还是感到了他的真挚、诚恳和关心；从他的话里也证明了马缨花至少在这个队上是清白的。同时我也明白了，有一次马缨花说到他时，陡然停住了话题是什么意思；她肯定发现了他的这种荒唐行径。此后尽管他对马缨花很好，关怀备至，而她却总说他是个“没起色的货”，原因就在这里！“咋样？”他最后问我，“你还想咋样？现时又不考秀才，你就是满肚子书，人不用你还是白搭！那女子可是针线锅灶都拿得起、放得下，田里的活也能干。跟了你，只怕还亏了她哩！……”羊圈又响起咩咩的羊叫声时，他说他要走了。他一口气喝干了茶，把大铁壶从炉台上提开，让我帮他背起那一大摞行李。“背得动么？”我担心地问他。

　　“背得动！到山根下三十里路，抬脚就到。”他颠了颠沉甸甸的铺盖，没跟我道别，没跟我握手，只嘱咐我把灯吹灭，把房门锁上，再安槽头添一抱草。然后他转过身，左一蹭，右一蹭，挤出了狭窄的房门，投进外面风雪茫茫的黑夜之中。

　　我从马号出来，只看见整个世界是浓密的、飞舞着的雪花……马缨花还在羊圈。我回“家”去睡觉了。

　　三十三

　　……我钻进破棉花网套，还没睡着，谢队长就在窗户外面叫我：“章永璘，章永璘，小章，小章……”

　　他急促的叫声使我心头一沉，立刻想到是海喜喜出事了！我没有应声，装着已经熟睡了，脑子里却在思忖应该怎样回答领导的盘问。谢队长还一个劲儿地叫：“小章，章永璘。”

　　老会计用肘子捅捅我：“小章，叫你哩！”

　　我慢吞吞地爬起来，用带着睡意的腔调问：“什么事啊？”

　　“快，快，到队部办公室开会去。”

　　我想，不会这么快就发现海喜喜跑了吧；“开会”，大概是商量分羊肉的事，可能我们这几个单身农工也有一份。我赶紧穿上衣裳，跑到队部办公室。

　　各织的组长都在办公室里。每个人手上都有一支自卷的烟卷，满屋子烟雾腾腾。原来，办公桌上有一笸箩烟叶子，这是队部免费供给组长们开会时吸的自种烟叶。“劳驾，给我一张纸。”我也挤进去卷了一根，和别人一样，话也顾不上说就呼呼抽了起来。一会儿，谢队长提着一个面口袋回来了，气咻咻地一屁股坐在办公桌前。办公桌上有盏马灯，照着他满手血迹。我吃了一惊，烟卷差点从嘴上掉下来。这种场景使我联想到福尔摩斯探案里的描写，我想到海喜喜，想到马缨花……身子几乎僵直了。幸好，谢队长只是说，海喜喜那“驴日的”跑了。是喂牲口的老汉——就是那“死狗派儿”车把式——发现的。老汉去马号添草，看见他的门锁着——我真不该锁门！——拿马灯隔着玻璃窗一照，“炕上啥也没有，比水洗的还干净”，就去羊圈报告了谢队长。谢队长说，一定要把那“驴日的”追回来，眼看要春播了，没人摆耧哪行？！“那驴日的哪怕过了春播再跑哩！”他叫我们几个组长分头去追。他像运筹帷幄的将军似的调兵遣将：谁谁谁去北边那条路，谁谁谁去南边那条路，谁谁谁去镇南堡，谁谁谁朝东北方向追。他说我穿得单薄，叫我沿着东边的大路走，到三十里外的小火车站去挡海喜喜。他特地跟我讲：“那站上有个炉子，你烤着火，我去羊圈安顿一下，随后就来。”

　　我才想起来谢队长手上的血是羊血，并且，他单单没有注意到去山根的那条羊群踏出来的小路。我浑身轻松下来。尤其是，他解开面口袋，又发给每人两个冻得瓷瓷实实的稗子面馍馍。“大家都辛苦点，这算是加班粮。”他这样说，我更高兴了。会散了，组长们出了办公室。“熊！这大雪天的，哪达儿追去哩，回家睡去吧！”他们悄悄地议论着，也果真朝各自家门的方向散开了。我不能不到火车站去，谢队长一会儿还要来和我会合哩。

　　雪下得更大了。东边、西边、北边、南边，到处是白茫茫、灰糊糊的一片。雪花打得眼睛都难以睁开。这种鬼天气，不迷路才怪哩！我有点为海喜喜担心起来：他何必选在这样的夜晚跑呢？可是转念一想，这也正是他的聪明所在，那几个组长不是回家睡觉去了吗？

　　我只能朝着那条大路走。幸亏大路两边栽着一株株柳树，走在两行柳树中间总不会迷路的。我把棉绒毯子缝的“罗宋帽”从头上拉下来，我的鼻子、脸颊都立即感到了马缨花的温暖。我又想起海喜喜临走时的建议，心里虽然还在矛盾着，但也感受到海喜喜的无私的友情。我觉悟到：善良、同情、怜悯……人的美好的感情，本不是像我原来认识的那样，被饥饿和艰辛的鞭子驱赶得一干二净了，而恰恰是越在这种条件下，越显现出她的光辉。命运啊命运，既然用我从象牙塔里拽出来，难道就对我没有一点好处吗？我所享受到的最深切的温情，人生遭遇中最难得到的东西，不正是在这种时刻、这种条件下吗？……一时，我感到我是十分幸福的。现在不知是几点钟，总该是半夜了吧！我只听见雪花柔和的沙沙声和自己呼哧呼哧的鼻息。雪夜静谧得令人的魂魄似乎都会脱离自己的躯体。前面，在两行柳树中间，蓦地出现了一座小桥，弓着背，一副忍辱负重的驯顺的样子。我陡然想起来，两个多月前，仅仅六十多天前，海喜喜赶着大车和我们几个就业人员曾经经过这里。那时，我还满田里找黄萝卜吃，而他，却威风凛凛地坐在大车上，唱着那动听的深情的民歌。脑子里，肯定萦绕着马缨花的影子，一心想早点赶回去跟她见面。可是，转眼之间，起了多么大的变化啊！现在他成了一个失恋者，一个逃亡者，而我，这个得胜的情敌却厚颜无耻地扮演着追捕者的角色。我想象海喜喜在这茫茫的雪夜中，背着沉甸甸的行李，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山根下跋涉的情景，幸福感顿时消失得无踪无影。因为这种情景使我非常清晰地看见，我的幸福是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的。我又不禁回忆起海喜喜对“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评论，才悟到卢纶的妙处：他的这幅画面在描绘唐将浑的英雄气概之下，透露单于的悲壮色彩。怪得海喜喜会从这首诗里得出与一般评论全然不同的看法。在一千多年以后，在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民族的大家庭以后，难道我们还不允许他这样地想吗？是的，他本人就是个外表看起来粗豪不羁、暴躁蛮横而心地却是纯朴的、多情的、具有悲壮性格的少数民族兄弟！我得到了纯朴的劳动者的同情、友情和无私的关心，他们总把我想象得很好、很高尚，而我又奉献给他们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除了痛苦之外！

　　我呆呆地在小桥上停了片刻，垂着头，俯视着片片雪花坠入桥下的黑暗里。深刻的忏悔，固然是由于自己造成了别人的不幸，而被害者不但宽容了自己，还尽其最后的可能，再次施与了他的恩惠，那自己就不仅是忏悔，而是一种镂心的痛苦了。啊！海喜喜，海喜喜，亲爱的朋友，我怎样才能报偿你呢？

　　三十四

　　火车站的确非常小，我是看见铁路边的一盏红灯才摸索到的。车站没有站台，在两条铁轨旁边盖了一间比警察的岗亭大不了多少的土房子。房顶上积满厚厚的白雪，在寥廓的雪原上像一个孤独的大蘑菇。房子里没有灯，漆黑一团。我推开用板条钉成的门，走了进去。里面，果然如谢队长说的，有一个用大汽油桶改装的火炉，煤已经快燃尽了。我抖净身上的雪，借着炉箅下透出的一点微弱的红光，找到一根铁通条。我拿起铁通条在地上横扫着，终于在墙角碰到一小堆煤。我加足了煤，把炉子捅好，在一张木条凳上坐下来。然后脱下破棉鞋，刮掉泥雪，用鞋面扫干净炉面，把两个稗子面馍馍和棉鞋一起放在炉子上烤着。

　　炉子很快就旺起来，火苗蹿出了炉口，小屋里一闪一闪地亮着红光。我的脚底板像手掌一样抱着热烘烘的铁皮炉底，不一会儿，全身都暖和了。我一边翻动着稗子面馍馍，一边打量四周。四面墙上都涂抹着乱七八糟的壁画，全是候车旅客的即兴创作，我如同到了在非洲某处发现的一个原始狩猎部落居住过的洞穴。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卖票的窗口，啊，我才想起报社编辑曾经告诉我们：这不是个车站，而是个乘降点，只有逢站必停的慢车才在这里停一分钟。慢车要在凌晨四点开来，那么，我至少要在这里等到四点钟。

　　等就等吧。我吃着稗子面馍馍，想着海喜喜，如果路上顺利，他现在也该到他姑妈家了。我真诚地祝他过好春节，真诚地祝他以后生活幸福！我在暖烘烘的火炉前打起盹来了。不知迷糊了多长时间，板条门外响起了喳喳的踏雪声。随着，谢队长哐地一下推开门进来。“驴日的，好大雪！”他跺着脚，拍打着衣裳帽子，龟缩的脖子伸了出来，连声地咳嗽着说，“咳！……你还在这达儿，咋样？这达儿到底好一点，咳……那些人在雪地里撵，一夜里可遭罪哩！咳……”他还不知道“那些人”并没有在雪地上撵，早跑回家睡觉去了。我有点可怜他，同时也有点敬佩他。他对我毕竟是关怀照顾的；他自己也是负责的。

　　我让他坐在我旁边，把剩下的一个烤好的稗子面馍馍给他吃。他拿起来看了看，说我会烤，烤得好，但他没有吃，又放在炉子上。他说羊圈熬了一大锅羊骨头汤，撒上稗子面，做了顿“羊汤糊糊”，去羊圈加班的人都喝了两碗。我想，马缨花和尔舍也吃上了吧，身上更加感到暖和了。

　　“谢队长，”我问他，“能抓到海喜喜吗？”

　　“抓个熊！那驴日的可能哩，他要跑，谁能抓得住他！”他抹抹鼻子，眼睛瞅着炉火说。

　　“既然知道抓不住他，怎么还要叫我们追呢？”我诧异了。

　　“唉！”他叹了口气，“不追追他，场部知道了不行：‘人跑了，你老谢也不管，是干啥吃的？！’又该挨头儿的克了。我到车站来，就等着搭四点钟那趟车去场部报告哩。”

　　他告诉我，咱们队朝东三十里是这个车站，朝南二十里是场部，铁路是条斜线，下一站商场部不远，下了车走两里路就到了，看来他的安排还挺巧妙，既装装样子追了海喜喜，又趁便搭上火车去场部。“他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怎么场部非要抓他呢？”我不解地问。“他犯个熊错误！那驴日的就是太能了，谁都不愿意放他。你不知道，你光看见他赶车，其实那熊耕耙犁锄，扬场赶滚，砌砖盖房，样样都能。现时哪达儿去找这样的劳力？！”

　　哦——海喜喜果真说得不错。我又问：“那么，要是抓住他，会怎么处理呢？”“啥‘处理’，保证下次不跑了就行了呗！还咋‘处理’？人家又没偷没抢！”他两肘撑在火炉边上，脸映得通红。脸上的皮肤松弛下来，火光照着他满面的皱纹，这是常年在户外劳动的痕迹。他一定害着严重的沙眼，眼睛里不断淌出浑浊的泪水。我估计他的实际年龄，要比他外表年轻得多，但这时，他整个面孔上，又像第一次和我单独谈话时一样，显出了老人那种特有的宽容的神情。我很受感动，并且也因为想和海喜喜在一起劳动，差点要告诉他海喜喜就在山根下他姑妈家里，去把他找回来吧。但又一想，还是不要自作聪明，失信于海喜喜的好。我问：“你想他能跑到哪儿去呢？”

　　“哪达儿去？准跑内蒙了。山根下，他还有个姑妈在那达儿，保准他跑去过年了。”

　　我暗暗一惊。他不派人往那去山根下的羊道上追，看来似乎是有意的。“唉！”他抹了抹眼泪，虽然他并不是伤心，可是好像一副伤心的表情，“就是把他抓回来，拴得住他的身子，拴不住他的心。那驴日的，我知道，没个好女子，没个家，他哪达儿都呆不长。今天把他抓回来，明天他还得跑。腿长在他身上，谁能看得住他？！……原先，他在咱们队上呆着，是有想头的哩。”我不敢多嘴了，我怀疑他洞察所有的事情。我低下头，局促地翻动着烧得焦黄的稗子面馍馍。

　　雪大概停了，听不到外面的沙沙声。世界一下子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沉默，炉膛里劣质煤的哔剥声更增添了不安的气氛。“哎，”他忽然侧过脸跟我说：“小章，说真的，你跟马缨花结婚吧。”这是我今晚上听到的第二次建议，而且出自两个人的嘴里。我明白他是怎样从海喜喜身上联想到这件事的。我惶惶然地不置可否。“马缨花是个能干的女子。”他说，“有时候和男人胡调哩，可那有啥？一个女子领着个娃娃，一个月十八块钱，又碰上这个饥荒的年景，你叫她咋整？你们结了婚，她就收心了。”

　　我想朝他喊：马缨花并没有跟“男人胡调”！可是，四年的劳改生活和至今仍被专政的身份，使我鼓不起勇气跟谢队长争辩。我仍然低着头沉默不语。

　　“你别嫌弃她。”停了一会儿，他又说，“好些女子在年轻的时候都上过当哩，后来正正经经嫁了人，都是好样的。你也别听啥‘美国饭店’的话，我知道，那几个月她就跟海喜喜一个人好，可不知为啥，她不希待海喜喜……我看你们俩倒是挺合适，你劳动好，年龄也相当。她还能给你生娃娃。以后，就在农场里拉扯着过吧。两个人过日子总比一个人过日子轻省。这饥荒眼看就快过去了，日子总会一天天地好起来。听说，就在这个月，中央在北京要开啥大会哩①，前几年的政策看来要变一变。日子好了，在哪达儿过不一样呀？非得像你们组那几个一样，跑回城里去？……说实话，干啥都是一辈子，过去的事，就拉倒吧！”

　　他没有跟我说大道理，同时谨慎地避开我特别敏感的出身、错误、身份这些问题，还把在我这时看来是非常机密的党内消息告诉给我。他的语气非常温和，我很久没有听过一个党员干部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了。他的年龄比我大得多，通①指１９６２年１月召开的有７０００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红的炉火照着他疲乏的、早衰的脸，使他的面部显现出一种父辈般的慈祥。一个人不论如何粗俗，没有文化，只要他有真挚的感情，能洞达事理，他自然而然就会显得高大和庄严。在这静悄悄的夜里，在热烘烘的火炉旁，在洞穴一般的小屋中，我与他之间的隔膜，被他的抚慰和关切之情融化了，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出眼眶，在通红通红的火光映照下，像一滴一滴鲜红的血滴在炉台上。

　　他看了看我，再没有说什么，袖着手，稍往后仰了一点，侧身靠在炉台上打开了瞌睡。

　　三十五

　　这是一列客货混装的列车，暗绿色的客车厢里没有一盏灯，黑黝黝的；平板货车上不知装的什么，巨大的篷布上覆盖着污秽的积雪。老式的机车头好像害了哮喘病，吭哧吭哧地停下来。谢队长乘上了客车厢，火车又吭哧吭哧地走了，慢慢地隐没在一团白雾当中。白雾散尽，四周又归于沉寂；雪停了，连雪花飞舞的喧闹声也消失了，整个世界仿佛凝固了一般：上面是青蓝色的天，下面是白茫茫的地。我离开蘑菇似的小土屋，跨过铁轨，向那条两边有柳树的大路走去。

　　喀喳、喀喳、喀喳……我踽踽而行，心里怀着一种宁静的温情。这一夜，人，“筋肉劳动者”和世界，一下子在我眼前展现出那么美好、那么富有诗意的一面。现实，竟会超过幻想；人心里，竟有那么绚丽的光彩！他们鲁莽的举止，粗鄙的谈吐，破烂的衣衫，都毫不能使他们内心的异彩减色。

　　我一路走，一路沉思。我又发现，在我们的文学中，在哺育我的中国文学和欧洲文学中，这样鄙俗的粗犷的、似乎遵循着一种特殊的道德规范但却是机智的、智慧的、怀着最美好的感情的体力劳动者，好像还没有占上一席之地。命运给了我这样的机缘发现了他们，我要把他们如金刚钻一般，一颗一颗地记在心里。天蒙蒙亮了，天地间呈现出一片凝重的银色的光辉。路边一根柳树枝咔嚓一声被雪压断了，空中飞舞着水晶似的粉末，又如一树梨花落英缤纷，四周，还仿佛响起了银铃敲击的乐声，我像是穿行在一个童话的境界里。我被这种美的想象噎得透不过气来，同时感应到一种自然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激发起我大脑的功能，在一瞬间产生了难得的灵感。我突然领悟到：即使一个人把马克思的书读得滚瓜烂熟，能倒背如流，但他并不爱劳动人民，总以为自己比那些粗俗的、没有文化素养的体力劳动者高明，那这个人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根指头也不是！资本家不是也学《资本论》吗？肯尼迪下是也研究“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吗？是的，“劳动人民”绝不是抽象的，他们就是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这样的人！尽管他们和那些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劳动者的庄严高大形象相差甚远。我怀着顿然窥见了人生的底蕴的那种狂喜，向隐没在雪原那边的、小得叫人心疼的村庄大步赶去。我并不冷，我感到热乎乎的。那里，有一个我所亲、所爱、可以与之相依为命的人在等着我。我还这样想，我和她结婚，还能改变资产者的血统，让体力劳动者的新鲜血液输在我的下一代身上。

　　赶到村子，天已经大亮了。但雪地上还没有一个足迹，农工们都没有起床。我径直向马缨花家走去。

　　她大概也是从羊圈回来不久，刚收拾完羊头羊下水。地上放着瓦盆瓦罐，锅里冒着腾腾的水蒸气，房子里郁积着一股浓烈的羊膻味。尔舍沉沉地睡在炕上。她蓬着头发，一脸倦容，还在瓦盆瓦罐之间忙碌着。但见我进来，顿时精神一振，两眼闪着喜悦的光芒，却用埋怨的口气说：

　　“你咋傻乎乎地真跑去追？那几个熊都回家睡觉去了哩。”

　　她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但对海喜喜又去飘泊却无动于衷，这使我有点恼火：我不喜欢我的妻子没有同情心。我说：“我怎么能不去追？是谢队长派去的。”

　　“‘怎——么’，‘怎——么’！”她用嘲讽的声调学我，“要是真追上了，你还把他拽回来？”

　　“当然要把他拽回来。”我生气地说，“你知不知道，海喜喜是个好人哩！”“我也没说他坏呀！”停了停，她脸上泛起不悦的表情，“你听，你眼里就没有我……”

　　“哎呀，这说得上吗？”我焦躁起来，“你知道海喜喜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些什么？”

　　“跟你说了些啥我咋知道？”她收拾着地上的盆盆罐罐，带着几分警惕的神情反问我，但一瞬间，又嘻嘻地笑起来，“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求婚？在她眼里好像从来就没有庄严的事情，神圣的事情。我可能不懂得女人的复杂的微妙的心理。我总感到，她，比海喜喜和谢队长难理解得多。“他，他劝我……跟你结婚。”

　　我只好嗫嚅地说出来。但一经说出口，我才发觉，这句话完全不像我在路上想象的那样充满激情，那样富于诗意，那样罗曼蒂克，而是和一团豆腐渣一样，嚼在嘴里干巴无味，不但打动不了她，连我自己也没有被感动。

　　“他操的心还怪多的！”她虽不再像小猫似的警惕了，却换上了一副装模作样的冷淡。这使我惊愕不已：难道我想错了，难道她并不爱我？既然话已经出口，只能继续说下去。我又说：“在火车站上，谢队长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两个人过日子总比一个人好……”“他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她倏地从地上站起来，腰肢挺得直直的，把洗干净的盆子往土台上放，决断地说，“咱们的事，不要人多嘴！我有我的主意。”

　　这场可笑的求婚是彻底地失败了。生活刚刚展示出另外一面，但倏忽即逝，一下子又翻转过来，仍然是严酷的、没有诗意的现实。我怎么也搞不清楚：她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热情是出自爱情，还是风尘女子的那种轻狂的逢场作戏？我愣愣地站在门旁边：究竟是拂袖而去好？还是留在这里把她的“主意”搞明白？这时，门外又响起瘸子走路的那种一轻一重的脚步声。她急忙把我拨开，从我身后拿起顶门棍顶上门，随即偎在我的胸前，缩了缩脖子，伸了伸舌头，一脸调皮的微笑，和孩子捉迷藏一般静等着保管员来叫门。

　　“马缨花，马缨花，”保管员推了推门，接着压低嗓子又叫，“马缨花，马缨花……”

　　她没有立即回答，停了一会儿，才用懒洋洋的腔调问：“谁呀？”问完了，昂起脸朝我皱起鼻子笑了笑。

　　“我呀，马缨花，是我。”

　　“睡下啦！”她拖长声音说，她的声调和她的表情恰恰相反，“我困得很，要是还有营生，等我睡起来再干。”

　　“哎，不是叫你干活。你起来，羊圈靠西第三根柱子上头，我还给你藏着一副羊下水哩，你起去拿。”他给她东西，可那语气，倒仿佛是求她施舍给他一些东西似的。

　　“那好呀，”她又朝我做了个鬼脸，“等会儿我起去拿。”

　　保管员仍舍不得走，左右地□着脚，在门外磨蹭着。在他们隔着门对话的那一刻，我比上一次更加紧张。上次我和她之间还有一截距离，现在，她紧紧地贴在我的怀里，一面调侃保管员，一面用手指头玩我棉袄上的扣子。虽然我为了要弄点吃的，曾经冒过许多次险，被人发现的可能性要比这次大得多，但这种充满暧昧意味的尴尬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我不安得有点发冷。她朝我笑，朝我做鬼脸，我却笑不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好玩。恍恍惚惚地不知有多长时间，保管员才拖着一轻一重的步子怏怏地走了，门外再没有一点声息。

　　“嘻嘻！”她在我怀里扭了一下，把正面向着我，“那个傻熊还想打我主意哩！呆会儿我去拿，不吃白不吃。”

　　“唉！”我说不出什么话，吸了一口气。生活的美丽的色彩又渐渐退色，而退了颜色的生活是十分难看的。

　　“你看你，冷成这熊样子。”她摸摸我的手，把我的一双手分开，围在她的腰间，撩起棉袄下襟，将我的手插在里面。“来，让我给你焐一焐。”隔着薄薄的布衫，我能感到她肉体的温暖，甚至是灼热。那柔软的富有弹性的腰肢，就在我两手之间，然而这却激不起我的一点情欲。我怀疑我把人、把生活又整个地看错了。她刚才的冷淡和现在的爱抚，到底哪个更为可信？

　　“傻狗狗，你咋这么傻□！”她仰着脸跟我说，“啥‘两个人过日子总比一个人好’！你不想想，咱们成了家，你就得砍柴禾，你就得挑水，家里啥活你不得干？有了娃娃，你还得洗尿褯子，一天烟熏火燎的，苦得你头上都长草咧！你十八块钱，连自己都顾不住哩，还能再添半个人的吃穿？你还能像现时这样，来了就吃，吃完嘴一抹就念书？你呀，你这狗狗真傻！”我这才恍然大悟。她说她自有主意，原来就是这种为了爱情、为了我的献身精神。而我在她面前究竟有什么价值，值得她作这样的牺牲呢？世界和人、和没有文化素养的体力劳动者，又在我眼前恢复了绚丽的色彩。我想，我之所以难于理解她，恐怕就是因为在我身上，从来没有过为了别人、为了所爱的人而献身的精神，从来没有！

　　我的心里只有我自己，即使想“超越自己”也是为了自己。这就是我和她之间最大的差距。

　　我把她搂进怀里，我现在才觉得我是真正地爱她，不是感恩，不是感激之情。我热情地喃喃地说：“马缨花，我们还是结婚吧！别人怎么过，我们也怎么过；让我来分担你的负担不好么？”“‘怎——么’，‘怎——么’！”她略略推开我，深情地凝视着我的眼睛，而用嗔怒的口气说，“我不能让你跟别人家男人一样‘老婆孩子热炕头’，那最是个没起色的货！你是念书人，就得念书。只要你念书，哪怕我苦得头上长草也心甘情愿。我要你‘分担’啥？你能‘分担’啥？咱们一结了婚，那些傻熊还会给我送东西来么？你看，我不出手，羊下水就给我搁在那儿了。你呀，傻狗狗，你就等着吃吧，这还不好么？……”她还是要我念书，而为什么要我念书，她始终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在她脑子里，似乎认为念书就是我的本分，我的天职，像养着猫一定要它促老鼠一样。我心里蓦然有种幽默感，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她的这种想法倒很现实。“女人的心计啊，女人的心计啊……”我默默地念叨着。

　　可是，这无疑又是我的耻辱。难道我能靠一个女人的姿色来过比较温饱的生活？来“念书”？这样做，我就更降低了我自己。“不！”我重复地说，“不！我们还是结婚吧，我不能让你那样做！我们还是结婚吧……”

　　“哎，傻狗狗。”她说，“我又没有说不跟你结婚，我早就想着哩，要不，我这是干啥呢？等这‘低标准’一过，日子过好了点，咱们就去登记，让那些傻熊看了干瞪眼……”

　　“不，不……”我执拗地说，“我不能让你那样做，那你不等于骗了人家？”“谁骗谁呀？傻狗狗。”她安抚我，“你不想想，他们给我的吃食，哪些是他们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我不要，他们拿回去自己吃了，还不如咱们吃掉哩。告诉你，这个队上，管事的就谢胡子一个人是好人，连那个烧饭的伙夫都不是好熊！”我被她独具匠心的、现实的、冷静的盘算弄得晕晕乎乎的：我究竟应该遵循哪种道德规范来生活？她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要照她那样的安排来度过困难，我就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在她认为，这是非常时期可以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而我，身体恢复了健康——正是在她权宜之计的安排下恢复的健康，并且重新“念书”之后，我的羞耻心和道德观都强烈地阻止我这样做。

　　“不！”我仍然固执地说，“不！你别那样做。我们还是结婚吧，谢队长也同意了，我们马上就登记去。”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怕我跟了别人？”她说，口气和神色都带着少有的严肃。显然，她把我今天迫不及待地要求结婚领会错了。于是她又钻进我怀里，踮起脚尖，用脸颊磨擦着我的脸，柔声地说：“要不，你现时就把它拿去吧，嗯，你要的话，现时就把它拿去吧。”

　　她忙碌了一夜，现在脸色还是疲倦的。美丽的大眼睛下那一圈淡青色更深重了，她这种行动，纯粹是女人为了爱情的一种献身的热忱，一点也没有个人的欲念。我感受到了一种令人心酸的、致命的幸福。是的，是致命的幸福！我胸中陡然涌出了这种情感，像一首弦乐合奏的无词歌从心里汩汩地流淌出来：不是情欲，甚至也不是一般的爱情，而是一种纯洁的、神圣的感情。有限的爱情要求占有对方，无限的爱情则只要求爱的本身。神是人创造的，在人创造神的过程中，一定曾经怀有过这种感情因素吧。我谦恭地吻了她一下，然后轻轻推开她。“不，”我说，“我们还是等结婚以后吧。”

　　“那好。”她即刻从我的怀中离开，仰起脸，用清醒的、决断的语气说，“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有什么优雅的海誓山盟比这句带着荒原气息的、血淋淋的语言更能表达真挚的、永久的爱情呢？

　　啊，生活啊生活，艰辛得和美丽得都使我战栗！

　　三十六

　　睡到中午，我被一个组长叫醒了。这个组长就是头一天领我们出工的那个面目阴沉、总像是郁郁寡欢的农工。他简单地告诉我，谢队长叫他套上毛驴车送我到场部去，带上自己的铺盖，大概是春节期间场部忙，要我去干几天活。

　　我匆匆爬起来。铺盖没有什么难收拾的，一卷就行了。我去马缨花家拿她给我做好的鞋，推推门，她还睡着哩。没关系，回来再穿吧，我脚上这双棉鞋还能凑合穿几天。那个组长又给了我四个稗子面馍馍，说是谢队长叫他去伙房领的，让我带着路上吃。我和他坐上毛驴车，颠踬着向场部跑去。

　　我还是头一次到场部。场部不过比我们一队大一点，有几幢砖瓦房，还有一个粮食加工厂，一个比较大的商店。我还看到一个拖拉机站。车库外面有两个银色的油罐，横卧在雪地上。那个组长赶着车，把我送到一间办公室前面。“吁——”他吆喝毛驴停下来，回过头对我说，“就这达儿，你把铺盖拿进去吧。”

　　屋里已经有了五个人，看样子全是各个队抽调来的农工，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蹲在地上，身旁都放着自己的行李。见我进来，也不跟我搭话，各自埋头想自己的心思。不知怎么，我突然感觉到室内有一种不祥的气氛，我不安地望望窗外，那个组长早把毛驴车赶走了。

　　一会儿，一个场部干部拿着一张纸走进屋来，后面还跟着一个驾驶员模样的小伙子。干部皱起眉头看着单子把名字点了一遍，对小伙子说：“好，都齐了，你送他们去吧。”

　　我们夹着行李随小伙子走到车库前面，在一辆“德特——２４”轮式拖拉机旁边站住。小伙子拍着沾满油污的无指手套，挨个儿打量着我们，最后朝我问道：

　　“喂，你们谁是在省干校教书的那个‘右派’？”

　　我向前跨了一步：“我，不过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我知道。”小伙子会意地笑笑，头一摆，“你坐在驾驶室里边。其余的，喂！听着没有？统统上车，都给我坐在斗子里！”那五个人纷乱地爬上车斗，骂骂咧咧地用芨芨草把子扫下盈尺厚的积雪。我坐进铁皮焊成的驾驶室里，把一卷棉花网套塞在座位后面。小伙子等他们安顿好，检查完挂钩，在车头用一根油腻腻的皮绳拉燃发动机，爬上车来，突突突地开着车走了。拖拉机走上向西去的一条乡间土路。到处是皑皑的冰雪，路边的树枝垂下来，像一根根水晶制的流苏。太阳光冲破密集的云层，在银色的雪原上投下一块块金色的斑点。喜鹊和乌鸦哇哇地飞着，徒然地四处觅食。路很难走，车轮经常打滑。小伙子聚精会神地开着车。他年龄大约跟我相仿，嘴唇上已有了淡淡的胡髭，鼻梁稍嫌矮些，眼睛却炯炯有神。

　　车到了比较平坦的路面，他略向后靠了些，瞥了我一眼，说：“我爸爸认识你。他在干校念过书，你教过他。”

　　“哦。”我应了一声，但没有问他爸爸是谁，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而今天，拖拉机载着我，在这一片茫茫的雪原上向隐没在云雾中的、仿佛神秘莫测的山根下开去，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你知道咱们到哪达儿去不？”他转动着方向盘问我。

　　“不知道。”我说，“我刚想问问你。”

　　“唉！”小伙子叹息了一声，用同情的口吻说，“场里叫我把你们送到山根下那个队去。那个队，你大概听说过，是专门整治人的窝窝子……你们这几个，全是场里认为调皮捣蛋的。本来，没你的事儿的，今天一大早，你们队来了个办户口的——一个瘦老汉，迁到省城去的，你肯定认识，跟你住一个屋的——他跟人保科干部说，你们队昨夜黑跑了一个人，这个人跟你关系挺好，你每天夜黑都跑到这个人家去，他临跑以前，还来宿舍找过你，肯定你们俩在搞啥阴谋。人保科一查，你出身不好，帽子还没有摘，几个干部一商量，临时把你的名字给添上了。这我亲眼见的。你们那个胡子队长还跑到人保科吵了半天，他保证你没事，说你是好人，可让人家克了一顿，说他没一点儿警惕性，把一个好劳力放跑了，这会儿又护着一个报纸上都批判过的有名的‘右派’！还要叫他回去写检讨哩……咱们这个农场，过年过节都要整顿一次，好像坏人专拣着过年过节的日子捣乱一样。这不是？元旦前我送去四个人，今天，又送去你们六个……到了那达儿，你得多加小心，那可是个叫你掉几层皮的地方……”

　　奇怪，他这番话并没有使我感到意外。我并不惊愕，更不惶然失措，甚至我还认为，我跟马缨花还在一个农场，这就很好，不久以后总能见面的。我只是感到愤恨——“营业部主任”临走时还不放过我。人是非常美好的，但也有的人非常狞恶。如果不是这样，人便不会在创造神的同时创造出怪来。这种愤恨压倒了我对马缨花的留恋，还鼓起了我一种抵抗压力的激情。我凝神望着前方，那是广袤的白茫茫的雪原，一道阳光终于冲破了山顶的浓云，宛如一把利剑插到山脚下，迸出一片耀眼的亮光。这种情景我好像很熟悉，仿佛在一个梦中见到过。现在，我健康了，我觉得能够理解马克思的书了，我相信我不论走到哪里，我都有一种新的力量来对付险恶的命运。拖拉机颠簸着，小伙子一心又放在开车上了。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没有告诉马缨花，海喜喜留下了一张炕桌和一麻袋黄豆。炕桌不知会被谁抄走；那埋麻袋的地点只有我知道，这场雪一化，气温再一转暖，黄豆就会浸得发芽了吧。

　　果然如那小伙子说的，我到山根下这个队，连请假出来的权利和与外面的非直系亲属见面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两个月以后，一个留有队上的病号悄悄告诉我，这天有个“挺标致的小娘们儿”夹着一个小包来找我，让队上的干部盘问了半天，结果还是被训了回去，小包也不许留下。这天，我在渠口上抬了十小时石头，累得筋疲力尽，我只可怜她走了这么远的路，还没来得及思念她就沉沉入睡了。不久，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以“书写反动笔记”的罪名被判三年管制。“社教运动”中，我又以“右派翻案”的罪名被判三年劳教。劳教期满，回到农场，正遇上“文化大革命”，我升级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群专起来。一九七○年，我被投进农场私设的监狱。那种监狱，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没有一条现代监狱的规章，纯粹是中文版的罗马宗教裁判所。一九六八年，我劳教期满回到农场，才得知在我前面那段被管制期间，马缨花一直没有结婚。我被送去劳教后，她就带着尔舍到县城找她哥哥去了，没有多长时间，她和她哥哥全家都回到了青海。据说她哥哥也犯了什么错误。

　　一九七一年，在那座农场私设的监狱里，连《毛泽东选集》也不让我们“犯人”看，说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劳动改造，看了《毛泽东选集》会学到和农场当局斗争的策略。有一天，我被派到农场子弟学校的教研室砌炉子。教员们上课去了，我如饥似渴地到处翻找有什么可看的书，但办公桌上全是学生的作业簿，只有一本《辞海》放在案头上。我翻到“马缨花”这一条。这一条是这样解释的：

　　植物名。学名Ａｌｂｉｚｚｉａｊｕｌｉｂｒｉｓｓｉｎ。一名“合欢”。豆科。

　　落叶乔木。二回偶数羽状复叶，小叶甚多，呈镰状，夜间

　　成对相合。夏季开花，头状花序，合瓣花冠，雄蕊多条，淡

　　红色。荚果条形，扁平，不裂。主要产于我国中部。喜光，耐干旱瘠薄。木材红褐色，纹理直，结构细，干燥时易裂，

　　可制家具、枕木等。树皮可提制栲胶。中医学上以干燥树

　　皮入药，性平、味甘，功能安神、解郁、活血，主治气郁

　　胸闷、失眠、跌打损伤、肺痈等症。花称“合欢花”，功用

　　相似。又为绿化树。啊！这条目下所有解释的文字，没有一点不和她相似的：“喜光，耐干旱瘠薄”，不就是她的性格吗？

　　可是，这一晚上我却失眠了——她作为药物的功能没有起到作用。“绿化树！绿化树！……”我眼前总是一株株绿化树，最后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

　　三十七

　　整整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五分之一世纪！我们国家和我都摆脱了厄运，付清了历史必须要我们付的代价。还是在那种多雪的春天，我和省文化厅的负责人及制片厂的同志，分乘两辆“丰田”小轿车，带着一部根据我写的长篇小说拍摄的彩色宽银幕影片，到这个农场来举行答谢演出。电影放映完了，场长、书记们把我们送回招待所。我问场长，谢队长在哪里，他甚至不知道有谢队长这个干部；他是一九七八年调来的，大概谢队长早就离开这个农场了吧。

　　但是，在深夜，我还是从设备很好的招待所里悄悄走出来。月色朦胧，夜凉如冰。我没有惊动司机，独自一人踏上了通往一队的大路。白皑皑的雪，还是那种白皑皑的雪，把我居住过的一队整个罩住，羊圈那边传来阵阵狗吠，除此之外，夜静得像梦幻一般。我伫立在桥头，往事如烟如雾，从小桥那边漫卷而来。我耳边分明响起了她的歌声，她的“花儿”，那么清晰，那么悠扬，那么婉转，那么情深：

　　金山银山八宝山，檀香木刻下的地板；若要咱俩的姻缘散，十二道黄河的水干！

　　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她向我笑盈盈地迎过来。她飘飞着，雪地上没有留下一点足迹。她仍然是那样美丽，那样健康，那样开朗，那样容光焕发。到我面前，她嘻嘻一笑——啊，那种笑我是多么熟悉！——说：

　　“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

　　……可是，还是静悄悄的夜，还是白茫茫、灰糊糊的雪。除了我，四周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声息……我发觉，一颗清凉的泪水，在我久已干涸的眼眶中流了出来。它是从记忆的深处渗出来的，冰得真如古井中渗出的水滴。是的，人不应该失去记忆，失去了记忆也就失去了自己。我虽然在这里度过了那么艰辛的生活，但也就是在这里开始认识到生活的美丽。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虽然都和我失去了联系，但这些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心灵中的闪光点，和那宝石般的中指纹，已经溶进了我的血液中，成了我变为一种新的人的因素。

　　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开的一次共和国重要会议。军乐队奏起庄严的国歌，我同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同来自全国各地各界有影响的人士一齐肃然起立，这时，我脑海里蓦然掠过了一个个我熟悉的形象。我想，这庄严的国歌不只是为近百年来为民族生存、国家兴盛而奋斗的仁人志士演奏的，不只是为缔造共和国而奋斗的革命先辈演奏的，不只是为保卫国家领土和尊严而牺牲的烈士演奏的……这庄严的乐曲，还为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始终自觉和不自觉地紧紧地和我们共和国、我们党在一起，用自己的耐力和刻苦精神支持我们党，终于探索到这样一条正确道路的普通劳动者而演奏的吧！他们，正是在祖国遍地生长着的“绿化树”呀！那树皮虽然粗糙、枝叶却郁郁葱葱的“绿化树”，才把祖国点缀得更加美丽！啊，我的遍布于大江南北的、美丽而圣洁的“绿化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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