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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故事1·我穿墙过去

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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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人

  文_黄昕宇

  一

  佑振不得不再去医院。两个月前,他注射了过量的雄性激素。那之后,他发生了两次休克,随后被送去医院做了更全面的检查。现在,他得去取体检报告。

  “他”,多年来佑振坚持用这个人称。他认为自己是跨性别——生理性别是女的,但佑振心理认同是男人。注射激素,就是为了使二者一致。

  从一个性别变成另一个性别,免不了和医院打交道。对佑振来说,如何选择医院是件很讲究的事。有些医院是不太友好的,也有些医院更加专业。他给很多医院打过电话,探探口风。如今这家医院还行,因为之前有过变性案例。佑振在电话里问起变性时,医生没有大惊小怪。

  这所知名的三级甲等医院气势恢宏地稳踞于市中心。门诊大楼大片采用玻璃外墙,映射出幽蓝的光,大门边的外廊沿路贴着各科室专家名医的大幅标准照。佑振快步走过整溜庄严微笑的白大褂,转弯拐进大门。门诊大厅设计成挑高五层,用玻璃封顶,正午的阳光直落下来,把地面来往穿梭的人压得更矮。

  医院从来就不是让人舒心的地方,对佑振来说更是。他从小就害怕体检和看病,每次一走进医院,全身就不自觉地缩紧。

  坐在对面的专家五十多岁,花白头发,头顶微秃。佑振看不清他厚镜片后的眼神。医生接过护士递来的一沓检查报告。他看了很久,右手捏着眼镜腿,盯着报告单越凑越近,眉头拧了起来,一直没有开口。

  佑振很紧张:“不会得了绝症吧。”突然,医生扯下眼镜,抬起头。佑振感觉到两道发亮的目光直逼过来,

  “你是个男的,”医生盯着他,“你知道吗?”

  医生离开座椅,轮番拎出一页页片子、化验单,亢奋地比划解释:“你这叫两性畸形”,“这个阴影就是隐睾”,“你看你的染色体,你是45XY”……

  佑振默默听了半晌。然后他站起来,打断说:“我有点事,先走了。”他扭头走出诊室,一路小跑,冲下四楼,一口气走到了医院大门外的马路。路边有公共座椅,他不自觉地坐下去,掏出烟盒,点燃一支烟。

  天气很热,太阳烤得头顶和背发烫。第二根烟快抽完了,佑振突然发现,医生刚才说的话自己一句也想不起来了。他踩灭烟头,转身一步一步走回医院,再次推开诊室的门,医生仍坐在那里,平静地说:“我就知道你要回来。”

  出医院时已是下午3点。佑振忘了坐公交,也没有打车。他沿着主干道往家的方向走。公路上穿梭的车辆制造出持续的噪声。他在人行道上走得很慢,从一块树荫走到下一块树荫,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公交车站。日头从高处往下沉,最后一点夕阳消失在遥远的正前方,天色暗了下来,路灯亮了。这是2012年8月,夏日炎炎。

  佑振掏出手机,给朋友沐沐发了条信息。

  沐沐和佑振认识好多年了。她是个拉拉(女同性恋者),性子爽快,是个热心人。一年前,沐沐参加了某同志机构开办的酷儿大学纪录片训练营。她刚拍摄完一部跨性别的纪录片,佑振是那部片子的主要人物。

  佑振在手机里给沐沐输入了一行字:“医生说我是个男的。”

  二

  二十多年来,性别问题一直困扰着佑振。

  他的身份证性别为女,在家是女儿和妹妹,在学校是女同学。但佑振从小就很困惑。6岁上小学时,有次课间去厕所,他像男孩们一样走进了男厕。老师喊住他:“走错了!你是女生。”女孩身份带来的不适似乎从来就没断过。

  读中学时,佑振喜欢男装打扮,比学校里的男孩更帅气。他很清瘦,穿仔裤T恤。头发剃得很短,刘海斜盖住半个额头,下颌有硬挺的棱角。他眼睛大,眼尾却上飞,很深的双眼皮盖住浓黑眸子的上缘。于是不笑的时候透出有点凶的严肃,就像压着眉头向前凝视。

  学校有很多小女生明着暗着花痴他。他走在走廊上,跟在后面的女孩们就兴奋地窃窃私语:“就是很像男的那个”,“超帅的”。佑振厌烦背后的叽叽喳喳,扭头瞪她们。女生们一吓,更兴奋了,哇,好酷!

  佑振没想耍酷,他只是一直不高兴。没有人知道佑振心里隐秘的苦楚。他是全班闻名的憋尿狂。他竭力避免在学校上厕所。体育课跑出一身汗,口干舌燥地喘粗气,也扛着不喝水。填写表格时,性别一栏,他怎么也不肯填上一个“女”字,班主任也习惯了白他一眼再给填上。偶尔老师扫一眼看到那个空格被他填上了,就直接甩张新表勒令重填——他一定侥幸地写了个“男”。因为过于厌恶自己的身体和外形,他也几乎没有跟同学的合影,甚至在大学毕业合照那天落跑。他恨夏天,不能忍受单薄衣衫显出的胸部轮廓。

  到了大学,积年累月的别扭和难受导致了长久的失眠、抑郁。他去求助心理医生。去之前,佑振先自行做了长久的心理建设,狠下决心,一定要跟医生倾吐实话。结果医生一见面就亲切地说:“这么秀气的男生啊,南方的孩子吧?”他到嘴边的话又一下吞了回去。三个疗程过去,除了得到一个中度抑郁的检测结果,一切如故。

  只要有机会,佑振就想离开。到了大学后期,佑振终于通过学校的交流项目去了新加坡。

  在新加坡,似乎什么人都能见到。有一天,他走在人群熙攘的小商品市场,目光被两个挺胸扭臀、蹬着高跟走过的女人吸引。她们太美了,妆容妖艳,大长卷,超短裙,高挑个在人群中显得鹤立鸡群。佑振看得呆了,不觉跟上前,听到她们说话竟是低沉的男声。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变性人。

  回到住所,佑振立刻上网搜寻变性人,第一次知道原来不认同自己生理性别的人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法——跨性别。以前,他只听说过“人妖”。他还查到,跨性别里,也有想从女人变成男人的“女跨男”。他们以“兄弟”自称,不少人打雄性激素、做变性手术改变自己的外观和身体,希望变成男人。佑振多年的愿望,正是变成男人。他进一步找到了跨性别QQ群,发现竟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

  2010年佑振回国求职,外形和穿着让他的职业经历变得艰难。他从一份工作换到另一份工作,面试一次次受挫。后来,他想了个办法:翻了几百份报纸,找出字体、大小都几乎和护照基本信息页一样的“男”字,贴上。用复印机复印,翻印复印件,再翻印……几遍下来,护照复印件看起来就和真的一样。

  2012年3月,沐沐打算拍一部纪录片,拍摄跨性别者中的兄弟——女跨男者。拍摄一波三折。第一位被拍摄者打算开始新的生活,拒绝了拍摄。继任的兄弟在做手术的医院院长的半逼半劝下,也不愿再参与。院长说:“这么丢人的事你还让人拍,不怕影响以后生活啊。”

  拍摄陷入了僵局。沐沐不太知道如何跟跨性别者接触,担心说话举止出错,一开始就拉来佑振帮忙。他常帮着跑腿打杂,也出镜,和被拍摄的兄弟聊生活。他比沐沐更知道该聊什么。那时,佑振已经一年多没有稳定工作了,在一个路边大排档给朋友帮忙。沐沐和佑振商量,由他来做这部纪录片的主角。佑振考虑再三,答应了。

  片子里有个“出柜”的场景设置在了一家火锅店。那是一个晚上,几个朋友一起在那里聚餐,沐沐说,今天就在饭桌上顺便聊聊跨性别都会遇到哪些问题吧,比如工作。大家嘻嘻哈哈好几次笑场。热菜啤酒下肚,朋友们聊开了,也就忘了架在一旁的摄像机。

  “你们知道跨性别吗?”佑振说,“我们面对的,是家庭,是工作,是社会,这所有的压力……这种不公平,简直是生下来就注定的。”就在前一天,佑振得知有个兄弟在手术中大出血,抢救无效去世了。说到这里,佑振突然停了下来,眼眶红红的,喃喃道:“路太难走了。”

  三

  从医院出来后的那个夏夜,佑振终于知道自己原本就是个男人。但如此一来,沐沐的那部纪录片成了问题——佑振不再想以跨性别的身份曝光。纪录片已经结束全部拍摄,进入到剪辑阶段。佑振却突然被一个新的身份砸中。他没办法跟沐沐说清楚状况,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自处。有一阵子两人互相都不联系了。

  佑振需要花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个变化。

  他经常回想跨性别那几年的经历。注射激素很疼。他打双倍的剂量,急切地改变身体,长出胡楂。油性试剂注入缓慢,他把几厘米长的针头扎进大腿,龇牙咧嘴地推针要持续五六分钟。公交车上他插着耳机。坐着的乘客掩着嘴,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还是充斥入耳。他们观察他的汗毛,盯着他的喉结,赌他是男是女。佑振的羞愤最终爆发,扯下耳机跟人对骂。体内本就偏高的雄激素再加上注射的外用激素,已累积到严重超标,而他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一杯咖啡下肚,诱发激素超标的后果。他心脏猛跳,喘不上气以致昏厥,才被室友送到医院。医生警告他,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只能边上有人掐人中掐醒,否则非常危险。

  这些经历转眼成为过去式,却依然货真价实,不可磨灭。佑振想,那部片子也是个见证,他终于同意纪录片公映。

  2013年,纪录片如期在荷兰大使馆首映,日子定在5月17日,国际反恐同日。大会议室坐了一百多人,投影仪将影像投映到白色幕布,虚焦的画面逐渐清晰。佑振走上一座桥,跨越马路。影片开始,佑振对着镜头,讲述起自己激素过量休克的经历。

  佑振和沐沐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片子放到一半,佑振听到身后一片低低的啜泣声,后排的观众悄悄递来纸巾。佑振也没绷住。

  很多人都哭了。茶歇时,一个老师流着泪跟佑振说:“没有想到你们这么苦。”她抽纸巾擦泪水,又抽一张递给佑振。两个人对着哭了一会儿,老师说,不要再折腾自己身体了,都那样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佑振心凉了半截,世界上果然还是不存在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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