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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故事1·我穿墙过去

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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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诗人出差

  嗜酒者

  写给《正午》的话

  我给那些想要写作的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离开家。

  ——保罗·索鲁

  通往写作的路径

  文_何伟(PeterHessler)译_黄昕宇

  一

  1991年春天,我在普林斯顿读大三时,选修了一门非虚构写作课程,老师是约翰·麦克菲(JohnMcPhee)。那时,我读的是英语文学,梦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因此也上了一些虚构写作的课程。在那之前,我对非虚构没什么兴趣,也从来没有在校刊上发表过任何文章。关于写作,我所喜欢的那些东西——人物性格、幽默感、营造场景氛围——在传统的新闻范畴里似乎没有位置。但约翰·麦克菲很有名,他在《纽约客》写过许多题材各异的文章,从环保主义、体育到地质地理,都有涉猎。他几乎每年都出一本新书。而他在普林斯顿开设的这门课程,口碑非常好,对年轻作家很有影响力,因此我报了名。

  这堂课限定人数十六个,每周交一篇习作,麦克菲会亲自批改。在我的读书生涯中,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样批改的作业。他用铅笔批注,左手书写,字迹很密;他把不合适的字眼划掉,把需要重新组织的段落勾画出来。他还在空白处写下长长的评语。他从不打分——不同于普林斯顿的绝大多数课程,他的课是没有成绩的。但如果你已得到了麦克菲的关注,这些就无所谓了。常常是交上一页三十四行的稿子,一周后发回来,有二十行都被画上批注。有一次,我写了350个字,其中80个字被标注出来,空白处还多了另外90个字评语。

  这些评语也和其他老师所说的截然不同。“这里头可织不出锦绣来(Youcan’tmakeasilkpurseoutofthis)。”在一个不可救药的坏句子旁边,麦克菲写道。另有一次,我用形容词和从句堆砌了一段话,他写道:“把嘴里那些小石子吐出来再说话。”在一篇人物特写中,我在两句话里四次使用了主角的名字,麦克菲写:“听听,这人的名字响得跟马蹄声一样。变一下,多用代词。”他有时候无比直接。有一句评论是:“这类东西啰唆得令人抓狂。”另一句很简单:“拙劣的小聪明。”有时他只在空白处写一个大写的单词,还加上了下划线:“《新闻周刊》。”

  第一次看见这个词,我不太确定这是什么意思。《新闻周刊》是好,还是不好?毕竟我父母也订阅这份杂志。于是在两周一次的师生单独见面时,我问他:“‘《新闻周刊》’的意思是,那是个好句子,还是个坏句子?”他很明确地说——不好,“《新闻周刊》”不是出色语句的标志。在麦克菲的世界里,传统的新闻写作是应该避免的,而非去效仿。

  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受到表扬,他会在我作业的某些语句边上写道“没错”,或“啊哈”,或者“一个闪光点”。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的写作完全可能兼具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找出自己的薄弱之处,并试着改善。我一直有重复词汇和短语的倾向,但此前从没有老师留意到这点。在某一份习作的末尾,麦克菲写道:“你必须注意你的段落写作,去掉不必要的重复,让叙述更紧凑。你要仔细审读你的作品,检查出那些散落在各页中的重复。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

  在那堂课上,我第一次意识到,写作真的是一门手艺。我们总习惯把优秀的写作当成一种天赋,有时人们会说,写作是不能教的。但事实上,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曾经很糟,都曾写出充满缺点和恼人瑕疵的平庸文字。他最终获得成功是因为他找到了让自己进步的方法。麦克菲的课程结束后,他的话一直伴随着我:“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必须依赖自己;我不能指望编辑或其他人来帮我改进自己的作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麦克菲的评论促使我在写作时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因为这能帮助我避免重复。这也使我得以倾听行文的节奏:当我听到自己正在写的文字时,我对一个句子如何与下一个句子相互作用、一个段落如何受到前后部分的影响,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大声朗读的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当我写作时,我时不时地朗读出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正因如此,我只能在房门紧闭的屋子里独自工作。我无法在咖啡馆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写作,否则会打扰别人。)

  更重要的是,约翰·麦克菲的课教会我以职业的态度和方式动笔——写作不再是一项学业练习,而是真正变成了我的谋生方式和激情所在。我还体会到,非虚构写作的每个环节,都和写小说一样迷人而有趣。当麦克菲的课程结束时,我依然认为自己将会成为一个小说家,但我的某些兴趣点已经开始转移了。本科的最后一年,我开始作为自由撰稿人写一些非虚构的文章,并一直持续到研究生阶段,赚来的稿费正好支付我旅行的花销。在我加入“和平队”到中国之前,我已经在《纽约时报》和其他五六家报刊发表过文章了,我也因此意识到,我的未来可能在非虚构写作。事实上,我最后一次写虚构类作品是在涪陵当老师的第一个学期。我写了个短故事,并把背景设置在我的家乡密苏里,其实我觉得那是一篇足够像样的作品。但一写完,我就意识到:我何必身处涪陵,却编造关于密苏里的故事呢?中国的现实比我虚构出来的任何东西都更有意思,更吸引人。自那以后,我的路径已定——我决定专注于非虚构写作。

  二

  给年轻写作者提出建议,从来就不容易。作家的成长途径各不相同,大家从不同的方向进入这一领域;这不像学医的,进入医学院是一条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作为一个美国人,给中国的年轻写作者提建议就更难了。我想强调的是,对我有效的那些方法,对其他人不一定有效,每一个学习中的写作者,都必须找到自己独有的成长路径。当我谈起约翰·麦克菲的写作课时,我自然清楚,绝大多数有抱负的写作者并没有这样的机会。但重点在于,很多人可以找到替代者。如果你在大学里有机会跟一位优秀的写作老师学习,或者,如果你遇到一位很棒的编辑,仔细听听他们的建议,抓住一切机会。多和你认识的作家聊聊他们的作品。如果你没法找到一个老师,那就从你所读到的一流文章中学习。这也是我写作教育中另一个关键的部分——我经常购买那些我欣赏的作家们的作品集,研究他们的文章,弄明白那些故事是如何结构的,他们又如何把握叙述的声音、腔调和节奏。约翰·麦克菲有一些精彩的选集(TheJohnMcPheeReader也许是其中最有用的),琼·迪迪恩(JoanDidion)的随笔集也很出色(SlouchingTowardBethlehem,TheWhiteAlbum)。我还会推荐杜鲁门·卡波特(TrumanCapote)、约瑟夫·米切尔(JosephMitchell)和苏珊·奥尔琳(SusanOrlean)的作品集。

  虽然每个写作者都要找到自己的路径,但也有一些经验可能是通用的。首先,作家的成长期通常很长。年轻时,你很难认识到这点,但对于写作者来说,这也许是必须牢记的最重要的事。这个领域需要持之以恒。总有一些人迅速成功,在二十几岁就已是很成熟的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Updike)、杜鲁门·卡波特、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菲茨杰拉德(FrancisScottKeyFitzgerald)。但这样的例子很少。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作家得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一开始甚至经历过许多失败和否定。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到三四十岁甚至更大的年纪,才会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约翰·麦克菲为了给《纽约客》撰稿,努力了整整十年,却不断遭拒,直到他31岁那年。在34岁之前,他没有出过一本书。他跟我说过,这不是编辑或出版社看错了,而是他那时确实还不够好。“别用颠倒的望远镜来回顾我的职业生涯。”他曾告诉我。这是常犯的错误——人们只看到成功,却看不到这条路上所经历的一切挫败。

  因此,对年轻的写作者来说,持之以恒是必不可少的,他还必须具备极强的韧性。他不能因为失败而过于受挫。我去普林斯顿大学读书,部分原因就是那里有一流的写作课程,但我申请虚构写作概论课时,连续三个学期都遭到拒绝。大多数有希望的写作者,都是第一次,也可能第二次申请时就被接受了;一个严肃对待写作这门艺术的人,连续三次都被拒之门外是很不寻常的。我没有很强的高中背景,并且,我的作品确实不够优秀。幸运的是,我那时很坚持——我一直申请,直到最终被接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当我离开校园给各种杂志期刊投稿,大部分都被退回时,我依然保持着耐心。我从不期待这条路走得很容易,我可以获得适当的成功和不多的钱。

  不过,我确实期待写作之路能带我远离家门。当我还是个大学生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缺乏足够的素材,以发展成为一个作家。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我来自密苏里州,深处美国中部、没什么人关心的地方,当然也是因为我那时年纪还轻。我的人生还没什么意思。有时我会很沮丧;一些同班同学的经历似乎比我有趣、传奇得多。但随着时间流逝,我渐渐意识到,这其实是我自己能掌控的事。我无法改变编辑和读者感受我作品的方式,我也无法一夜之间成为一个成熟作家,但我可以去体验精彩的生活。我可以去旅行,认识各种人;我可以变换自己居住的地方,正在做的事。到最后,这给了我自信——我知道自己愿意置身于那些具有挑战性的处境,那些看起来陌生古怪,甚至有点可怕的地方,我却毫不担心。我也不害怕挫折或不适。事实上我的成长环境并不富裕,这很可能成了我的一个优势,因为我并不渴望变得富有。我父母也不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帮助了我,他们从不向我施压,不逼我走上传统的职业发展道路。

  参加过“和平队”的另一个作家保罗·索鲁(PaulTheroux)曾写道:“我给那些想要写作的年轻朋友的建议就是:离开家。”我也觉得这话说得没错——离开家会迫使你变得更敏锐,你的想法、早已形成的思维观念都将接受挑战。所有这些都会帮助你成为一个作家。在我的人生中,在感性和智识上脱胎换骨成长的阶段,并不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或牛津大学。它们当然都是很棒的大学,尤其我还幸运地遇到像麦克菲这样优秀的写作老师。但这仍然不是我作家训练中最重要的部分。让我收获最多的地方,是涪陵。当我第一次乘船从重庆前往涪陵,我才二十七岁,我知道自己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那会儿我还没打算把中国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知道自己还没准备好。但接下来两年发生的事却戏剧化地改变了我的能力。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刚开始动笔描写涪陵的时刻,那时我在“和平队”的历程即将结束。和往常一样,我一边写一边大声朗读,聆听叙述的节奏。突然,我像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声音。我写作的腔调彻底变了——感觉很深沉,也更加笃定;页面上的那些字句仿佛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部分是因为我终于有了非常棒的写作素材——我在涪陵的经历是如此特别而迷人,我也深深地喜欢我所描写的那些人、那个地方。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是我成长了。身为一个外国人,生活在1990年代中期的涪陵并不容易,有很多让人深感挫败或羞耻的时刻。但幸运地,也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愉悦的时刻。到最后,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两年之后,我彻底变了一个人。

  所以这是我给年轻作者的最后一条建议。离开家。离开你的家庭,离开你熟悉的日常,离开你舒适的社交圈。花时间跟与你不同的人在一起。学着去观察、思考和描述其他人,而不仅仅只是写你自己。不要畏惧挑战。有时最让人生畏的可能性,反而带给你最丰厚的回报。当我回看自己早期的作家之路,有两个决定下得格外艰难。第一个是参加“和平队”,那意味着我将消失整整两年,而且每个月只能挣120美元。第二个艰难的决定是1999年,我结束了“和平队”生涯,回到美国试图找新闻方面的工作。我向十几家报纸杂志递交了简历,但全被拒了。因此我决定自行返回北京,试试看能否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当时,这个决定是挺吓人的,因为我不认识任何在中国的记者,也不确定自己究竟能否维持生计。但结果证明,这比留在美国接受一份工作好了不知多少,因为它使我身处一个能迅速收集到鲜活素材的位置。而且我还拥有自由——我可以自行决定写作的主题,还能依照我的方式去写,而不用听从某个编辑的建议。就像约翰·麦克菲曾告诉我的那样:“你完全有能力自己完成。”这对任何写作者都是一个经验,无论他在美国还是中国——一个写作者可以得到来自老师、编辑或者同事的多方助力,但他们能做的永远有限。最终,一个作家是由自己的努力造就的,也是由一路的失败和否定造就的。因此,慎重做出决定,并且认识到,你是被自己所掌控的,你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人生。说到底,你才是那个书写自己故事的人。

  特写

  唯一能够了解的道路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

  ——史蒂文斯

  裸体朋克

  文_叶三

  一

  1994年,吴维十九岁。这一年,他的两个朋友死了,一个混帮派死在街头,另一个死在他的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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